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吸引中外学者共同兴趣的学术领域，特别在西方汉学界，作为一种认知工具的“民族主义”，还一直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们最惯见而又常常能使其研究新见迭出的视角。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方法的介入，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开始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总体而言，“民族主义”由原来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传统史学领域分别研究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跨领域综合把握的历史对象。
所谓“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文化”的大视角出发，始终关注文化与政治、社会一体化互动的主体“实践”（Practice）史，重视揭示思想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功能。就其追求而言，它乃是一种力图将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关怀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26]
这种新的方法引入之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研究通常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来把握，“问题意识”是认知它如何形成，又如何具体渗透和影响到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具体领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新文化史”的有关研究，则不仅将民族主义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同时还将它直接视作为一种连接心态、思想，并贯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主体社会化“实践”，研究者除了原有的那些问题意识并对其加以调整之外，某种程度上还特别关心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如何因“民族主义”而互动的历史情形。
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大体以这种“新文化史”的追求来关照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课题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是五花八门、互有差异[27]，但总的说来，这种方法的引入还是有助于克服以往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使相关的探究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活力，不仅扩展了关注范围，提高了综合深度，也在整体上推进了研究的进展。这是因为，“新文化史”方法的综合性，正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现象集社会心理、价值倾向、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于一身，合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于一体的综合特点，一拍即合。
在以新文化史的方法来综合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著中，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写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和任教英国牛津大学的葛凯（Karl Gerth）所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两书，最见风采。《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以寓意深刻的“睡狮”被唤醒作为一语双关的民族主义隐喻，以国民革命的领导集团如何“唤醒”中国民众为研究主题，从立体角度全方位展开分析和论述，它既注重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更注重政府宣传机关和部门的结构、运作与功能，并将许多关于民族主义重要的思想问题如“阶级”与“民族”关系，民族利益的“代表”及其资格，以及“封建主义”等政治概念如何发挥民族主义作用等问题，置于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去把握，同时还通过对一些涉及中外关系的特别事件如“临城劫车案”，美国新闻记者甘露德（R.Y.Gilbert）具有民族歧视性的著名作品《中国怎么了》等引起的风波之意义透视，来综合揭示此间“民族觉醒”的全息图景。笔者阅读此书，对“新文化史”那种纵横捭阖、综合立体的研究风格留下极深印象。应当承认，许多思想问题的民族主义意涵，也的确只有在这种多维历史关系的实际透析中，才能更好地了解与把握[28]。
葛凯所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则从近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创建之历史关系的独特角度，生动地揭示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成长及其影响问题[29]。该书关于“男性形象的民族化”“女性消费群体的民族主义化”的讨论，将社会史的性别关注与传统思想文化史的“民族主义”关怀有机结合起来考察，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此外，该书以民族资本家吴蕴初为例对“塑造爱国企业家”问题的讨论；以“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为例，对所谓“民族主义视觉认知”问题的论析等，也多新颖独到、别具匠心。特别是书中精心选配的各种精彩的图片，不仅有助于揭示研究主题的内涵，还能使读者展开相关联想。这也是新文化史研究能格外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之一。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两部带有新文化史研究风格的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美国学者柯瑞达（Rebecca E.Karl）的《登上世界舞台：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30]，另一部是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的《爱国主义的创成——从民族主义看近代中国》[31]。前者从全球化环境和世界空间的形成展开，全球观念、世界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独特透视。著作探讨了“太平洋”和“夏威夷”是如何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空间”的，菲律宾反美革命是如何被服务于中国人认知“殖民主义”目标的，布尔战争及其国民话语又是如何成为提升中国民族的知识和手段的，同时还涉及“种族”“殖民”“亡国”“膨胀主义”等概念建制如何被用于上述书写这些全球性事件，以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和运动的，等等。一言以蔽之，即以一种世界的视野和综合的眼光，来生动地揭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知识和话语生产的情形。后者则从海外移民与人种主义，都市秩序与国家意识、地理概念与历史认知、身体与文明化之关系、悼亡爱国者等多重视角出发，并围绕同胞团结意识的形成，中国一体性的追求等问题，探讨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与特点，也不乏自己的独到之处。
其实，早在多年前，相关内容陶绪教授在《晚清民族主义思潮》[32]一书中也有过扎实的探讨，不过因缺乏类似的方法和视野，其所提供的问题意识和造成的认知效果，实与之有着相当的不同。
当然，目前以新文化史方法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少著作，也存在某些不能让人完全满意的地方。除了因后现代意识过强所造成的偏颇之外，有些论著还普遍表现出“主题”思想讨论相对分散，归纳性研讨少，发散性思辨多，往往是火花四闪而论题频频转移，涉及内容庞杂众多而讨论难以深入，笔者以为，救济之法，可能是自觉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固有长处融合进来；或许也可以以传统思想史为主体，将目前新文化史的一些优点适当收容进去。总之，强化思想分析的力度，恐怕乃是目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
在提升研究的思想力度方面，目前实有很多基础的工作亟须推进。比如，关于近代西方民族思想在华传播的问题，学界迄今便只是做过一些零散的研究，从没有系统地进行过清理。即便是关于“民族”概念的认知，也是如此[33]，更不用说那些系统的思想著作和当时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了[34]。而这对于深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一些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观念和思想范畴，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也需要对其在华传播和被中国各阶层人理解、运用的近代历史，进行专题的考察和系统的研究。它们不仅影响今人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概念的认知，实际也是当时中国人进行民族主义动员、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有力思想工具。
同时，从一般思想史角度着眼，对那些具有近代中国时代特色和深刻民族主义思想内涵的流行观念、理念、信念和命题等加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透视，也是提升目前民族主义研究思想水准的不容忽视的方面。除“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已深受关注的“国学”观念等之外，当时更为一般性的关于“民族自信力”的议题与讨论等，也具有深入挖掘的思想价值。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因落后被欺压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屡遭外来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自信力”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该问题在近代中国究竟如何被意识、被提出，被讨论，不同的政党、思想派别又如何认识它并提出怎样的应对方案等，至今仍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史领域缺乏专门研究的课题。
即便是广受关注，如今人们似乎早已厌烦的“国民性”（又称“民族性”，还称“国性”）问题，也还有从心态、思想和实践相结合的民族主义角度加以整合研究的必要。以往我们只关注“改造国民性”思潮及其文学渗透等问题，如今又乐于一味对其进行解构。其实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说别的，仅就这一问题的中西日三方互动关系及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言，就有不少重要的文本迄今尚无人讨论。
至于中国人的西文著述，作为直接向西方抒发民族主义情怀，进行民族主义辩护，阐发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民族主义载体，目前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还处于被忽略的境地，而它对我们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本应是大有裨益的。
全面加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当然不仅是一个提升思想分析能力的问题。如前所述，现今许多充满活力的民族主义研讨，恰恰是在那单调的“思想”把握之上，又添补和渗入了活生生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内涵。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可以从以上任何一个层面即能单独确定某种意识、思想和行为的民族主义性质。比如，我们判断一种思想属不属于民族主义范畴，就不仅要看其主体者的心理层面，起码还要看其在思想层面是否认同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否使用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词语，甚至还要看其思想主体者的相关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太认同罗志田教授将那种主张所谓“超人超国”的近代思想现象也直接归结为民族主义范畴的观点，尽管其视角独特，无论是对于理解近代中国“超人超国”思想流行现象的形成、传播，还是对从心理层面来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都有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不会不看心理和行为，就天真地给那些标榜“曲线救国”的思想及其思想者以“民族主义”的身份。
实际上，在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既需避免仅停留在民族心理和情感层面，将民族主义泛化的理解和处理方式[35]，也要避免不深究思想内涵和历史的实际存在情形，仅满足于一味从逻辑上进行分类且乐此不疲`的“理论”癖。适度地将情感、思想形态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认知，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 本文系应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等邀请为其主持的“20世纪中国史系列”所写的专稿。载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编：《中华世界与近代》“21世纪中国史系列”第1辑，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第185—205页。日译者为小野寺史郎。征得主编同意，本文曾以中文在国内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此次收录本书，个别地方略有文字调整并补充两个注释。
[2] 综述主要有王春霞、王颖的《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综述》（《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萧守贸的《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暨爱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崔明德、曹鲁超的《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少，有些文中会提到或引用，此不备举。2000年以来的专题论文集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种是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冯天瑜：《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4]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97页。
[5] 姚大力教授就曾精彩地指出：“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初正是通过将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也就是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权力在民以及各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基本平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也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利、确保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这里，如果将18世纪西方民族与民主原则的“最初同等性”改为“最初同构性”；“很可能消失”改为“很可能大为削弱”，或许要更为准确。实际上，在18世纪以前，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个打破教会垄断势力和拉丁文主导地位的“君主专政”时期。可参见张慰慈：《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也可参见钱乘旦：《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6]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7]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是近代民族国家。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早在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的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和四夷的查观念才被打破，明确的边界意识开始出现。这种意识有别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但却“成为中国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8] 图题为《人类形貌图》，见慕维廉：《地理全志》卷8，上海墨海书馆1853—1854年铅印本。冯客（Frank Dik?tter）著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立华译），对晚清西方种族知识的传播研究较早，但也有不足，如连1903年林纾、魏易合译出版的重要著作《民种学》一书也未曾提及。
[9] 《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强学报·时务报》（3），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2073—2079页。
[10] 可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6期。
[11] 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与《振大汉之先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10集）等文，对这方面的问题有过专深的研究。王明珂、石川祯浩和孙江有关20世纪初年中国“黄帝”的论文也可资参考。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 参见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3] 该书英文版1991年于哈佛大学出版，中译本由马俊亚译，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4] 更早一些日本学者池田诚编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也在相同时段讨论了相关问题。此书日文原本1987年由京都法律文化社出版。
[15] 臧运祜：《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432页。
[16] 甲午以后，除日本外，美国和俄国等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关于美国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王立新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研究，颇有价值。
[17] 这里借用了罗志田教授的提法。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下文提到他的有关见解，也都出自此文，不另注明。
[18] 许纪霖此文前三节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四节载《学海》2005年第1期。
[19] 傅斯年：《中国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有关分析可见张太原：《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20] 参见曹跃明、徐锦中：《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他们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应当具有下面两层含义：1.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2.不论是发扬和攻击传统文化，都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这其中，两者间似不无矛盾之处。在目前讨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著中，类似的矛盾所在多有。
[21] 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研究，可参见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2] 关于国民党曾经提倡五族共和，认可五族为“民族”，后来又转而放弃五色旗等的认识和行为变化，可见村田雄二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家想像——五族共和》，《现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9号，第20—26页。
[23] 关于国共两党民族观及其演变和差异，可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4] 潘光旦认为：“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5]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及其传播和认同的研究，可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2年第1期创刊号）。
[26] 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特点，笔者相对全面一点的认识，可见拙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序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这里强调的综合性“主体实践”，或亦可补充前者。
[27] 有的学者后现代关怀更为鲜明和强烈，喜欢以“话语实践”理论来处理民族主义及其分支论题（如“国民性”），强调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文化“建构”功能，有的则力图淡化“话语”分析的偏颇性，努力吸收其分析法的长处。有的在以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解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还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构建史学研究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观，刘禾（Lydia H.Liu）构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等。
[28] 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9] 葛凯著，黄振萍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该书导论中，作者明确表示：“本书论证，消费主义在民族主义明晰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角色，同时，民族主义对于界定消费主义也是如此。对所有商品进行‘本国’和‘外国’的区分，有效地产生了‘叛国的产品’和‘爱国的产品’这两个概念，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化了的消费文化就变成了一个表达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族’这个概念和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相关联的，他们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实践着。经由民族观念来解释商品消费，不但有助于形成‘近代中国’的真正概念，而且也成为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认为自己是近代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化过程的主要途径。”该段文字不仅清楚说明了本书主题，也典型地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研究旨趣，故特引录于此。
[30] 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31] 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岩波書店2003年版。
[32]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113页。此前，俞旦初在《二十世纪初年外国爱国人物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后收入《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文中，也多曾涉及于此。
[33] 比如，我们知道李大钊、吴文藻等人都在历史文化族群的意义上理解“民族”，1914年光昇在《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创刊号）一文中，也介绍了柏哲士的同样观点。最近笔者在阅读五四时期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美国思想家杜威在1920年初的中国也传播过相同思想。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国家”（state）与“国”（country）和“民族”（nation）的不同时说：“‘国’只要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且在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这便是国家的特性。‘国家’又与‘民族’（nation）不同。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学，及大同小异的风俗、习惯、思想，就可以算一个民族了。但民族不是国家。试看欧洲波兰等民族，久在那里想变成一个国家。这可见民族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却未必就是国家。有对内对外的威权，才是国家的特性”（杜威讲演，伏庐笔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晨报》1920年1月21日）。
[34] 如被公认为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两大开山之师之一的海斯的有关著作内容在华传播的情况，就缺乏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海斯（Carlton Hayes）的名著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就被译作《族国主义论丛》在华出版，译者为著名人物蒋廷黻，他与近代自由民族主义的关系极为特殊。蔡乐苏、金富军的《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悉》（《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对蒋氏翻译此书情形有所介绍。
[35] 耿云志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文中的意见与笔者类似，他曾强调：“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见李文海、耿云志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