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个组织的理性设计能够优化组织所有的合法利益，例如一个可以为科研提供最有效支撑的大学组织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密切关注本科生教育的组织机构。
——罗伯特·伯恩鲍姆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它承载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以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属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既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企业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社会学家艾兹奥尼将社会中的组织按其支配组织成员的方式分为强制性组织、规范性组织与功利性组织三类。比如，军队之类的组织就是典型的强制性组织；企业之类的组织则是典型的功利性组织，这些组织对其成员的支配主要依靠物质的刺激手段；教会之类的组织则是规范性组织的典型，对其成员的支配主要依靠精神的监督手段。当然，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某一类组织，但在理论研究的视域中，可以对社会组织进行理论上的归类与解释。因为从支配成员的手段看，任何社会组织对其成员所能采取的支配手段不外乎这三种。从规范性、强制性与功利性这三个维度看，大学作为一种以文化知识为核心要素的社会组织，其凝聚组织成员的主要手段是规范性，其组织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规范性特征。其属于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1]
下面我们分别从大学的工作特征、群体特征和组织特征三个方面来说明大学组织的特殊性。
一、工作特征：知识生产、传承的创新性、卓越性
众所周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大学的组织目标。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又以知识创新、传承、发展为基础和载体。而知识生产、文化传承又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同物质生产有着本质区别。
大学主要不是一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产业机构，而是一种文化教育机构。无论就其主要社会功能而言，还是就其核心活动而论，大学的存在主要都是为了传承人类社会的科学与文化，传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并在这些领域不断探索新知。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对象就是人们在高等院校中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人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高等教育管理的人文特质也应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应当看到，知识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有着重要的特性差异。在物质生产中，数量往往直接意味着效益，同一产品的大规模复制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对生产者活动的精密监控能够直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知识生产则不同，同一知识的复制只能视为无效的知识生产，严密的监控往往不利于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人的培养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过程存在着确定性和可控性，物质产品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人的培养则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为基础，人是能动地自我实现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对这两种过程的管理也应各有不同。在高等院校的管理过程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应当是人文性而非经济特性。[2]
启示：大学是生产知识、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地方，和物质生产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创新、自主、人文、追求卓越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既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类型组织的本质属性。
二、群体特征：知识分子的学科忠诚性、自主性
传统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每天都在学习知识、传承知识、整理知识、反思知识、创造知识以及应用知识。这个群体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忠诚学术，时时关注自己学科的发展动态，对学科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信服学术“权威”，反感“外行领导”；追求“民主”“自由”的氛围和管理模式；既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又有“清高”的心态。这个群体更看中的是精神力量、自身价值、民主权利、学术权威，最反感的是“指手画脚的行政命令”，他们具有学科忠诚性、自主性等特征。
（一）教师的学科忠诚性
同其他组织成员比较，教师除了对自己所在组织（大学）忠诚之外，还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所在的学科忠诚，具有“双重忠诚”。在某种意义上，对学科忠诚更强烈。大学教师视学科、专业为自己的事业生命，因为他们一生可以不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而学科、专业则是他们一生安身立命的基础。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价值及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因此，大学教师有以下一些特点：工作上要求自主而不受监督；抵制或厌烦对自己工作的行政评价，而非常在乎同行的学术评价。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投入到了为之奋斗的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领域，他们往往把对本学科、本专业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探究看得高于一切。[3]
（二）教师的自主性
自洪堡时代以来，“学术自由”与“自治”就成了大学的代名词，大学必须让教授们享有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否则学术的生命将窒息。一名教师可以放弃在大学工作的机会，但他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师对大学组织忠诚的关键在于这所大学能否实现其学术抱负与理想。[4]
大学教师是崇尚自主、自由的群体，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们的劳动属于创造性劳动。学术工作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而从事学术工作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创新和探索；同时，还需要不迷信权威、不唯上、不唯书、只为真的坚守精神和勇于探索、甘于寂寞的献身精神。否则就不会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教师，只能成为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三）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陈金凤教授等撰文“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探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5]
1.自由独立精神
对于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而言，人们最为看重的也许是其自由独立的精神。早期的“自由漂浮”状态部分提供了独立性的制度保障。左拉时代的经典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或所谓波西米亚式群落，他们往往是业余或半业余的。故曼海姆称知识分子为“自由漂浮物”，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在天空自由飘浮。但现代绝大多数知识人为生存计，不得不成为各种体制内的“有机化”知识分子。萨义德所讲的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也许是专业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其独立性的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2.超然与介入的统一
“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疏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独立营地，以非功利的心态潜心于专业知识本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文化价值创造与创新。“介入”，即当有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从纯专业领域暂时抽身，关注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从超个人、团体的社会立场与超功利目的出发，主动介入社会。用爱德华·W.萨义德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应该保持“面向公众（to public）”和“为了公众（for public）”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换句话说，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在学术人格上表现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相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相统一、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相统一。
3.社会的公共关怀与社会的良心
左拉时代经典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公共意识与公众情怀，堪称社会的“良心”，我们甚至可以望文生义地称之为“良识分子”。
随着社会分工与知识分化的加深，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都越来越建制化。作家、艺术家成了商业市场机制中的签约者，更多的人进入大学与科研院所，“自由漂浮物”已然转型为学术体制内的专业知识人，成为依附于一定的“皮”上的“毛”，极易充当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是替社会立言，而是以专长替体制代言。对此，萨义德力倡“业余性”的初衷，就是想强调体制内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永葆一份公共关怀，不能仅仅总是站在自己的职业、专业或团体的立场上发言，而要以知识的纯粹与客观来对社会公共事务表态。
4.勇为真理殉身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强调：“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士”在追求真理时有一种献身的精神。18世纪德国的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坦言：“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不乏这样的人格。屈原处于险恶的困境之时，仍然坚定地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蒙难后，忍受了人生莫大的屈辱，历时十余年创作出流芳千古的《史记》。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新人口论”，为时政所不容，被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遭受批判，但他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虽然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在史学领域里，陈寅恪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文学领域里，巴金晚年在完成《随想录》后，他讲“我说了真话，可以安心地离去了”，等等。他们虽然为捍卫自己的学术观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不坠青云之志，表现了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人格风范。
综上所述，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的学术人格具有超然、中立、独立自由、公共关怀、去功利、以身殉道等人格特征与品质。
三、组织特征：大学组织的复杂性、松散性、模糊性
由于大学的组织目标多样、任务多重，诸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它具有学术属性，具有创新性、卓越性、引领性、文化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大学组织的复杂性、松散性和模糊性。正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这样描述大学：“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6]
（一）大学组织的松散性
正如科恩、马奇和奥尔森把大学这类组织称为“有组织的无序状态”。他们经研究发现：教育组织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统一而清晰的目标、技术线路明晰、程序规范、每一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其真实情形往往出人预料。在马奇的视角下，教育组织内部的无序远甚于有序，人员、机构间的联系松散。
大学属于松散联合组织。托尼·布什将松散组织的特征概括为九个方面：第一，组织目标不明确。“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能够使他们自由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并在工作中使自己的行为与确认的目标相一致”；第二，组织管理的手段和程序不清楚；第三，组织中不同机构间虽然存在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比较小，机构和成员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独立性强；第四，组织结构不确定。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的组织，其权力结构越复杂模糊；第五，越是高度专业化、规模较大、有多种目标的学院组织，其组织内部运作越无序，它越需要专业人员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从事教学，而并非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去工作；第六，组织管理中参与者的流动性强，很难明确各人的责任；第七，组织对外部信息的把握具有不确定性，决策过程模糊；第八，组织的决策是无计划的决策。当新的问题出现时，组织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付新问题而未能顾及对原有决策的实施；第九，强调分权优势。[7]
当然，笔者认为，这种松散性组织有其不足，它不利于行政控制，行政效率不高；但也有其优势，它更适用于学术创新组织，具有适应能力强等优点。
大学组织的松散性质有其必然性，这种性质在不同的大学中体现程度不同。应当说，大学发展高深学问、培养高尚人格、引领社会不断走向完善的理想以及它基于知识和学科的特点，也需要松散结合的组织模式。因为松散结合对于组织的发展是有益处的。第一，松散结合有利于化解整个组织不得不为环境所发生的每一细小变化而做出反应的可能性；第二，松散结合可以为组织提供敏感的反应机制；第三，松散结合系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局部适应系统，局部适应相对于整体调整而言，灵活机动、承受风险小、代价低；第四，松散结合有利于组织内部创新活动的开展，面对环境的各种变化，系统的各个部分可以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并展现出适应的多样性；第五，在松散结合的系统中，即使出现局部的病变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其他部分；第六，松散结合的系统可以为组织内部成员提供更开阔的自主空间；第七，具有松散结合系统特征的组织，由于内部各组成部分缺少过于密切的联系，而不必为协调关系消耗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因而运作成本低[8]。
阎光才博士对此颇有同感：“在大学组织内部，系科间的松散状态是自然形成的，这种松散结合有助于各系科相对独立地应对环境提出的多样化要求，增强组织的整体适应性。松散结合也是形成大学组织内部动力和活力的缘由所在，松散状态为基层的学术自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焕发了个体的创造活力和部门的发展动力。尽管它削弱了行政干预的力度，多少显得有些混乱和无序，但无序中却存在一种非设计的秩序，这恰恰是保证大学教学、学习和研究自由的根本所在。”[9]
（二）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机构。首先是成员的复杂，有多个利益主体，包括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教辅人员、技术支撑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其次是组织结构和权力的复杂，有科层的官僚组织和非科层的学术组织。再次是权力结构的复杂，大学中有学术权力，包括教授的个人权力、各种委员会的权力（如学术委员会等）；有行政权力，包括党组织的权力、大学校长的权力、教职工的权力（教代会）等。最后，是大学功能的多样性，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引领文化建设等功能。大学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组织，这就决定了大学组织、大学管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有人认为，大学校长这把椅子最难坐：大学校长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还要有教育家的能耐；既要有企业家的意识，还要有慈善家的情怀[10]。
[1] 温正胞，谢芳芳.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5）.
[2] 项贤明.论学术管理理念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J].新华文摘，2005（4）.
[3] 汪明义.把握大学组织结构办好民办高等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0（8）.
[4] 温正胞，谢芳芳.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5）.
[5] 陈金凤，杨德广.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11）.
[6] 温正胞，谢芳芳.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5）.
[7] 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8-177.
[8] 阎光才.大学组织的管理特征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0（4）.
[9] 阎光才.大学组织的管理特征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0（4）.
[10] 汪明义.把握大学组织结构办好民办高等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