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暑期学校的演讲（2008年7月26日）
主持人（丁钢）：同学们，上午好！今天是我们暑期学校的最后一讲，也是分量最重的一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教育界的前辈学者顾明远教授。我想对于顾先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大家肯定都已经了解了很多，也看了很多顾先生的论著。顾先生今天要跟我们讲《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我感觉这个题目其实比学术报告更有意义。顾先生在学术上的经历，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很羡慕。我相信顾先生在这里会提到很多前辈先生，估计有很多大家都不大熟悉。这样的一段段经历都非常珍贵。我感谢顾先生今天来讲他60年的探索，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这应该是富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的。我们看一位前辈学者，他的学术道路，他60年的探索是如何走过来的，这些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我们这一辈其实也是在顾先生的教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不是客气话。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些中青年教育学者发起成立了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学术组织，第一次会议是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顾先生就非常支持我们。后来好多次会议顾先生一直在支持我们，每次都到会。当时他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导师。他对于后学的扶植，对于青年学者的关怀，真的非常令人感动。你们今天有幸来听顾先生讲他60年的探索的故事，我感觉也是你们的荣幸。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顾先生会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学问，如何肩负起对中国教育发展的使命。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学生主持人。（掌声）
学生主持人（孔令帅）：刚才丁钢老师的引言非常精彩。好，现在我就开始我的主持。尊敬的顾先生、各位学友，大家上午好！（掌声）我叫孔令帅，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只差一个字。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我们嘉宾顾老师演讲的主持人。提到顾老师，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在教育学界他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笑声）而且，最特别的是，除了教育学界的人知道顾老师的大名以外，其他学科，如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的人也知道顾老师的大名。所以说，顾老师的影响力在中国教育界是非常大的。
尽管大家可能比较了解顾老师，但我还是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简单地介绍一下顾老师。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介绍顾老师。（唏嘘声）第一，在社会兼职方面，顾老师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曾是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呃……而且，而且，（笑声）还曾担任过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的主席之一，主席是两个，他是之一。（笑声/掌声）这个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他还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教育管理学院的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顾老师著作等身，主编、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论文，特别是他主编的《教育大辞典》，成为教育著作的经典。而且，顾老师在教育本质的讨论、教育现代化、教育与文化、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特别是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方面，他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跟他的博士生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是我们比较教育学生必读教材之一。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顾老师培养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和教育学者。据不完全统计，（笑声）他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有70余名，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博导，甚至他的一些学生的学生也已经成为博导。（掌声）
所以说，他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教育学者。并且，他还为北师大教育学院的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设立了顾明远教育发展基金，（掌声）由他自己出资给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提供资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008年）是顾老师执教60周年，也即将是他80寿辰。（掌声）今年的10月，在北师大举办的比较教育论坛上，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院院长给顾老师颁发荣誉证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顾老师在国际教育上的影响力，也是国际教育学者对顾老师的一种认可。届时，我希望教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对世界比较教育感兴趣的学生到北师大来参加这个论坛。（掌声）综上所述，（笑声）顾老师的经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笑声/掌声）我们必将从他的治学、工作、为人之道中学到一些东西。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顾老师给我们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掌声）
顾明远：同学们，早上好！（掌声）非常高兴跟年轻朋友们进行座谈。本来要我做学术报告，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什么学术报告可做，因为这几年我看的书没有你们多，新的事物也没有你们接受得快，虽然现在还在搞一些课题，如“学习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是我觉得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做学术报告也都是（讲）老话。后来我想了半天，就讲讲故事吧。（掌声）刚巧今年是我从教60年。我从教是从上海开始的，我在上海当过小学老师。其实要我讲学术生涯，也谈不上什么学术生涯，我没什么学术生涯，可以说是有教育生涯。我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当小学老师，在上海当小学老师。第二年又考大学，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1948年的事情。我是江苏江阴人，江阴现在是全国百强县第一名，很发达。但是我小时候家里很苦、很穷，我小时候没见过汽车，电灯也没有。我们上学时，一开始用煤油灯，太平洋战争以后，连煤油也没有了，就用豆油灯，拿一个小盘子，拿几根灯草或棉线点灯。我们是这么学习的。现在江阴是全国百强县之首了，生产总值达到一千多亿元，非常了不得。但我们小时候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上了北师大以后，也非常巧，上了两年就到苏联去留学了。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一直到1956年回国。回来以后就到北师大工作。我跟华东师大擦肩而过好几次。第一次是1949年，既考北师大，又考复旦大学的教育系，结果复旦大学发的通知晚了，我已经到了北京了，就擦肩而过。如果留在复旦大学，后来肯定就会来到华东师大。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们学教育的有三个人，（要被分配到）北师大一个，华东师大一个，东北师大一个，我刚好又被分到华东师大。但是因为我爱人被分到北师大，她也是学教育学的，我们回来以后就结婚了，我就留在北京，就到了北师大，这是第二次擦肩而过。1988年，教育部曾经一度想让我到华东师大来工作，那时候我已经60岁，我说不行，我年纪太大了，要是小10岁我就来了，又一次擦肩而过，三次擦肩而过。从苏联回来至今，我就一直在北师大工作。1957年北师大教育系到师范学校建立了实习基地（教育系的学生要实习），我又到师范学校兼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教育大革命”，我校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到北师大附中当校长，当时他点名要我去帮助他工作。本来是帮他搞一段时间（一个暑假），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把我留下了。这一留就是四年，在北师大附中当了四年的教导处副主任。
1962年我回到北师大，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1964年。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过去我们很封闭，一面倒，学习苏联，除了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对其他国家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后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重点大学成立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其中北师大成立了四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华东师大也成立了一个外国教育研究室。当时就把懂外文的人，包括一些从美国、英国回来的老先生，调到研究室。我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之一，也被调到研究室。所以从1964年我就开始接触外国教育。其实我本来是搞教育基本理论的，没搞比较教育。到了外国教育研究室以后也没搞什么，就是搞一些资料。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外文很好，他们很有学问。像陈友松教授是老一辈的先生，我回到北师大以后他是教育系的副系主任，我当过他的助教。但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后来不被重用就派他去搞资料。我们说他是一个“活图书馆”，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知道。陈友松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如果在世的话今年已经100多岁了。“电化教育”的名字就是他起的，1932年在苏州教育学院，就是他提的“电化教育”。这位老先生很有名气。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先生，但都是搞搞资料。
1964年年底，国家搞“四清”。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四清”？“四清”就是清思想、清经济等，就是在农村里面清理一些干部，是一种群众运动。大学也搞这个运动，北师大、北大是试点，那时我们用公家的信封都要检查，我们那个时候分得很清楚。（笑声）学校师生纷纷下乡搞“四清”，本来我要去的，后来检查身体发现我有肺炎，就不能去了，留在家里休息。刚好中宣部要编一份杂志《外国教育动态》（现在已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党委书记、教育系系主任就把我留下来筹备编辑这个杂志。当时这个杂志很神秘，是内部刊物，每期稿件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只给地市一级的领导看，下面的同志是看不到的。它主要介绍国外的一些教育改革动向，每一篇文章我都要写一个按语，表明我们的立场。从那个时候筹备《外国教育动态》开始，我就跟外国教育结缘了。杂志先出了两期试刊，1965年正式出刊，出了三期，到了1966年我就被打倒了。虽然每期都有按语，每期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但是他们还是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宣扬修正主义教育，杂志被迫停刊。停刊了以后，我也就被打倒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受的苦不算大。
1965年“四清”以后，一方面我在外国教育研究室工作，另一方面学校还任命我为教育系副系主任。当时没有系主任，只有副系主任。1965年我校四个外国研究机构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当副所长，是副系主任兼副所长。所以“**”时我是首当其冲，两边都批我。但不管怎样，我当干部的时间很短，得罪的人不多，造反派对我也很照顾，（笑声）让我去拔草，没有受太多皮肉之苦。他们把老的系主任揪出来，去斗老的系主任，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我和一批从国外回来的老先生进劳改队，劳动的时间也不长。为什么不长呢？我讲的这些故事你们都没听说过。系里有一位老师，跟我是同学，1955年时她也去苏联留学了。我在苏联是读本科（在座的可能我的学历最低，我连学位都没有）。我那个同学，她学的是心理学，她是去读研究生。她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去的，去得比较晚。我是三年级去的。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工作，同在一个党组织，她是系党支部统战委员，我是代理副书记。那时书记带着一年级学生到北师大山西分校去了。“**”以后批斗，她被批得很厉害。其实也没什么，她也没进劳改队，但是她自己心里觉得很郁闷。我劝过她好几次，她要写检查，我就把我写的检查给她看，（笑声）我说：“真要打倒的话我是第一个被打倒，你还在后面。”她还是想不开，后来批判统战工作，她就很紧张，因为她是统战委员。我看她情绪不对，就去找红卫兵的头头。我说：“你们注意一下，××情绪不太好，别出什么事。”红卫兵听我这么一说，拍一下桌子，说：“你可不要向她学习！”（笑声）我摸不着头脑说：“我向她学什么呀？”晚上一回家，我爱人对我说：“你可不要紧张，××今天中午跳楼死了。”哎呀！当时我心里真是特别难过，我应该早点去找他们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他们怕我向她学习。后来我们就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去劳动。
“**”以后才算真正搞一些学术，所以我说我没什么学术生涯，以前的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也没有很好地学习。特别是我长期在苏联留学，中国文化的底子太薄。1958年“大跃进”，那时不到晚上十二点不可以也没人敢睡觉（大炼钢铁什么的）。1960年困难时期，没得吃了，每个人有粮食定量，也没有肉吃。那时就提倡“劳逸结合”，所谓“劳逸结合”就是晚上不要开会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重新读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籍，那三四年读了一些书。
“**”前基本上没搞什么科研，搞科研主要是“**”后这30年。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今年虚龄80岁，前50年基本上就这么过来了，后30年才做了一些事。其实我们改革开放30年成就很大，我个人也深有感触。“**”中间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做，“**”中下放劳动，我从1970年到山西临汾农村劳动，去开了两年荒。1972年回来，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中去当校长，那时候不叫校长而叫革委会主任，就在北师大二附中当了三年革委会主任。本来1972年周恩来总理说要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判“师道尊严”，闹得乱七八糟。每个学校都要检查批判“师道尊严”。我给北师大工宣队领导打报告，我说我们北师大二附中没有“师道尊严”，师生关系很好。但被打回来了，工宣队要求发动群众，贴大字报。中学生不大懂事，于是一哄而起，本来没有的事，他们却造出好多谣言，说老师怎么打他们，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他们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门窗桌椅都被砸了，课也不上了。当时全北京都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的。后来没办法，我们就把学生带到解放军部队去学军，才把情况扭转过来了。
在北师大二附中三年以后，刚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随后恢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开一次大会，1972年开的是第十七届大会。我们以前没参加过，这次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作为代表去参加了第十七届大会。1974年10月第十八届大会时我国就正式派了一个代表团，按照要求代表团由五个正代表、五个副代表、三个顾问组成。我就是三个顾问之一，不是正式的代表，正式的代表一般都是领导，我们是一般的干部。开会回来以后我就回到了北师大，没有回到二附中，回到北师大以后，就在文科处当处长，1979年开始当教育系系主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重新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以上讲点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为什么讲这些经验呢？这跟后面我的经历有关系。
“**”中学校没有教务处，叫“教育革命组”，“**”以后才恢复教务处（文科处和理科处），我当文科处处长。虽然人在文科处，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外国教育研究所，我老是想那个地方。1978年我觉得首先要恢复《外国教育动态》，我就给当时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那时胆子比较大，我给方毅同志写信，说《外国教育动态》很重要，是我们了解国外的一个重要刊物，希望能够复刊，并且公开发行，不要搞内部发行。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方毅同志就批下来了，同意复刊。我们经过筹备，1980年正式出刊，在这之前我们内部搞了22期，到1980年《外国教育动态》就开始公开发行。1991年，比较教育研究会很多常务理事认为《外国教育动态》不太像个学术刊物，要改革，作为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会刊，于是就改成《比较教育研究》。现在还是保持着学术性比较强的特点。
“**”结束以后，我就想一个问题。我们过去讲“教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路线都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还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四个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教育的功能到底应该是什么？过去关注政治，可是现在我们的政治路线变了，教育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刚好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也是“**”结束以后第一次召开教育科学规划会。那是“五五”规划，在这个会上我就准备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写成的，我们研究所的其他成员帮着收集资料，最后由我执笔，题目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就是讲发达国家的教育与它们的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后，1980年北京市高教局就向教育学会提出，联合办一个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暑期讲习班，讲教育规律，讲教育该怎么办。因为“**”结束以前我们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结束以后教育该怎么办？什么叫按教育规律办事？什么叫教育规律？大家都不太清楚。所以北京市高教局就给高校领导干部办了一个班。办这个班请谁来讲呢？请北师大的老师来讲。这样，教育系就义不容辞了。但是我说我们讲不了，我们没有研究过高等教育，过去教育系只研究中小学教育，我们教育系培养的毕业生都是到师范学校去当教师，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小学教育，我们讲不了高等教育。可是当时任副校长的肖敬若就说，你是系主任，你得带头讲。最后我没办法，只好准备讲。我和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陈孝彬商量，设计了这次讲座。后来请黄济讲教育本质，请沈适菡讲教学论。当时我正在考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陈孝彬就给我出了个题目《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什么叫现代生产？什么叫现代教育？我自己也不懂。刚好1979年我们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位，学位条例还没有出台。上课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布置作业，就“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帮我写一个提纲，两个礼拜交卷。可是两个礼拜过去了，却没有一个人交卷，都说不知道怎么写。后来只好我自己动手。（笑声）查查资料，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我在苏联的时候学的一些原著，特别是马克思的原著。我们现在一讲马克思学生就要发笑，其实马克思有很多很精髓的东西。另外我查了外国的文献资料，首先弄明白了什么叫“现代生产”，它到底有什么特征，然后再研究“现代教育”。我既查了老祖宗的，又查了一些国外的资料，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提纲。我先拿给教育系副系主任尹德新同志看，他是研究教育史的，他一看就给我提意见，他说你看你讲的是“现代生产”“现代教育”，可马克思的话是“近代生产”“近代工业”，我们讲历史的，近代和现代是不一样的。这下把我难住了，后来我就查《资本论》的原文，查英文版和德文版，“**”以前我学过两年德文。一查都是“modern”这个词，过去都把它翻译成“近代”，现在翻译的都是“现代”。老的《资本论》就译成“近代”，后来新译本都改译为“现代”了，这下问题解决了。然后讲现代生产有什么特征，我写了几个特征，比如：现代生产的变革性，现代生产是不断变革的；现代生产的集约性，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生产的工人是知识型的；等等。写完了以后我还不放心，又找了我过去的老同学、小时候的老同学、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教授，我问他们这几个特征能不能成立，得到他们的肯定以后我才敢去讲。
暑期班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有上千人。《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就是我“**”结束以后的第一篇文章，前面讲的那一篇文章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所以我没收在我的论文集里，这一篇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在其中我提出了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为什么这么提呢？因为在准备这个稿子之前我就查了资料，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教育的发展历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先有小学，再有中学，再有大学，小学毕业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事实不是这样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先有大学，再有中学，再有小学。从现代意义的学校来讲，最早出现的是大学，是中世纪的大学，最早的一所中世纪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到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前几年我曾去参观过。大学是一群师生共同讨论学术的地方。至于那时候的小学，是一些有钱的人在家里上的，是一种家庭教育。中世纪有宫廷学校、骑士学校，但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家庭教育。一直到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以后，才出现了行会学校。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为工人要有文化才行。所以教育制度的发展是先有大学，然后有中学，再逐渐有小学，是倒过来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正的现代教育系统建立起来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我这个报告做完了以后，《红旗》《百科知识》都跟我约稿想发表我这个报告。《百科知识》的主编跟我说，你这个文章很好，但是有一点你最好改一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这个不要说，你讲出去是要受批判的。我说这是我很主要的观点，我不能改，“**”都过来了，还怕什么？（笑声）批就批吧。为什么呢？因为1958年的时候我们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甚至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分水岭”。你想想，你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不就没有阶级性了，你得小心要受批判。我说我不怕，要么你别登，要登这句话就绝对不能改。登出来以后，当时倒是没有怎么受批判，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批判我。一直到1991年，有一次在教育部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专家咨询会上，我又讲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当场就有人跟我争论。1992年，有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就批判我这个观点。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笑声）
1992年第1期，某某大学的教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说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又说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甚至于有人鼓吹，随着生产力的重大发展，社会劳动机构和阶级机构的变化使得人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教育与文化的不同水平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将走向趋同。这不仅掩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阴谋，对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态度来对待。
这是在1992年。它也承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西方也有，两种制度都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只是表面现象。又批判“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21世纪不是教育的世纪是什么？不错啊，21世纪是学习化社会。我们现在都在讲学习化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所以我说解放思想挺难呀。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
1979年的时候，教育界有一次大的讨论，就是“教育本质大讨论”。教育本质大讨论是怎么引起的呢？197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他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很关心教育，前几年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承认我是经济学家，我是教育家。”他真的很关心教育。）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教育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教育界的大讨论。因为教育界过去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讲出来的，当时整个理论界都没人敢讲这句话，而他讲出来了。这就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一场大讨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
我们最近要编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纪实》，是中宣部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出的一本书，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教育本质大讨论》。我请我们的一个老师来写，详详细细地把当时的各种观点都写出来。当时引起了大讨论，但是我没有参加，没有直接写文章。为什么没写？因为我自己没有把握，说它是上层建筑吧，应该也有，教育什么时候都脱离不开政治。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为经济发展、大工业发展服务。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大工业生产造成了劳动的变换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我在20世纪80年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懂。什么叫大工业生产引起的劳动的变换和工人的流动？什么是流动？大家都不太理解。当时我讲现代生产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革命性，不断地变革，但是我们当时不理解。什么是工人流动？怎么流动？当时我国没有什么流动，工人当一辈子工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理解。到90年代我国那么多工人下岗了，工人都在转岗，这下岗不就是流动吗？为什么要下岗？不就是流动到别的地方吗？所以马克思讲的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用全面发展的人代替局部发展的人。他提的全面发展就是不仅要用手来劳动，而且要用脑来劳动。当时马克思讲“生产劳动要与教育相结合”，我们今天是倒过来讲“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为我们教育已经普及了。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工人没有文化，所以讲“生产劳动应该和教育相结合”，也就是说工人应该学文化，学了文化以后就能够用脑子来劳动，不光用手来劳动。这是大工业生产能不能生存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在搞一个学习型社会的研究课题，最近我写了一篇《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文章来进行讨论。
可以说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家只看到教育的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它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又提出了教育的经济功能；90年代大家一直在讨论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产业化”等都提出来了，这说明大家重视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但是还忽视了教育和文化的关系。
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为什么我要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因为我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各个国家的教育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比较教育，主要是客观地介绍外国的教育经验、外国的教育制度，也包括引进外国的一些教育理论、一些教育思想流派。到80年代后期，在进行深入比较的时候，我就疑惑，为什么同样是发达国家，教育制度就不同？比如，美国、法国同样都是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和法国的教育不同？法国的教育为什么和英国也不同？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同的日本、中国和韩国这些东方国家的教育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为什么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呢？日本讲考试地狱，我们讲片面追求升学率，日本也是要追求升学率，不断考试。日本现在是私塾成风，大部分学生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私塾补课，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奥数班等）。为什么东方国家如此相同呢？因为我们的文化相同，所以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不行。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八五”规划的时候，我研究的课题是“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我想研究一下这些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向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有什么影响。我们本来选了六个国家，后来法国没人做，就剩了五个国家。
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片叫《大国崛起》，还出了一套书，我还没有看完。我觉得它是欧洲史，但又不只是历史，讲它们是怎么崛起的，各个国家崛起都不一样，而且有它的文化背景、它的传统。我觉得很好，学比较教育的应该看看。我的课题是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中国未来走向现代化，教育理论该怎么对待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对我们中国的教育走向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影响？从1996年开始我就收集资料。我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太差，过去在学习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学，就重新用了十年的时间看了不少书。后来香港大学程介明教授邀请我到香港大学去访学，在香港我收集到一些台湾学者的论著，像钱穆的《文化论》等。这样我在2004年出了一本书《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我都做了自己的判断。书写得很不深刻，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基础很差，很肤浅，但有我自己的看法。书不厚，话说完为止。有人说作为专著应该展开来写，厚一点，几十万字。我说，话已经讲完了，讲完为止，就不再把它铺开来论述了。这本书前年还得奖了，就是一个普通读物，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但是我认为需要研究文化，我们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对教育的理解是不可能透彻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讲讲终身教育（我讲的都是故事）。终身教育我接触得比较早。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以后，召开第十八届大会，我国组织了代表团，我是代表团顾问之一。因为它是教育科学文化——教科文组织嘛，教育就我一个人。这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召开，1974年还是“**”后期。教育方面有100多个提案，是由各个国家提出来的提案。这100多个提案可以分两类，一类就是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项目。立什么项目？扫盲、普及初等教育。像非洲国家，它们那里很穷，文盲很多，希望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立扫盲、发展初等教育的项目。另一类提案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呼吁发展成人教育、终身教育。1973年经济危机、石油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失业的人很多，怎么对待这些失业的人呢？就是要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提倡终身教育。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对成人教育还理解，因为我们国家也有成人教育。但是我们国家的成人教育和人家的不一样，我们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学历补偿教育，小学没毕业就上成人小学，中学没毕业就上成人中学，当然也有大学，当时我们还有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为了补偿学历。但是国外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岗位培训，这和我们不大一样。但至少成人教育我们是理解的，是懂得的。
什么叫终身教育？问问周围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当时是“**”后期，“**”的思维，就是“反帝反修”。我们现在热衷申请世界遗产等，但过去我们认为联合国是美国的表决机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教科文组织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向它们要钱？当时的思想就是“反帝反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个时候开会都是马拉松会议，一开50天，我们就在巴黎待了50天。现在少了，十来天。50天的会议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会辩论（现在是190多个国家，那个时候才11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都要发言四五分钟（现在我不知道190多个国家怎么发言），这一发言就是20天，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团长就讲“反帝反修”，（笑声）反对“两霸”。一个是反对欧安会（欧洲安全委员会），一个是反对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现在我们自己也在搞跨国公司，现在是经济全球化，都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也到外国去。20天是大辩论，20天以后就是分委员会开会，分五个委员会，也是每个国家都发言，科学的、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等。我们开会期间，巴黎街上在游行，巴勒斯坦的侨民在游行，争论耶路撒冷到底是以色列的还是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侨民说是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圣地，巴勒斯坦侨民说是他们的圣地，就吵起来了。中东问题、耶路撒冷问题是大问题。教育委员会也是各国代表先发言，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表决中期规划的立项。那个时候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要扫盲，普及初等教育，我就举手赞成，支持第三世界；一到终身教育的表决我就不敢举手，但也不敢反对，因为我不了解、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所以我就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坐在我的前方，他老回头看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两国还是盟友），他看见我举手他也举手，看见我不举他也不举。（笑声）
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宴请各国代表团，就在凡尔赛宫的金色大厅。当然这个宴请非常简单，就是一小片三明治、一小块糖，（笑声）要吃饱了饭去才行，不然要挨饿。（笑声）外国人参加宴会都穿得很讲究，很隆重。交谈当中有个澳大利亚的代表问我，说你们中国怎么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因为1973年的经济危机让很多国家青年人失业。我一句话就给他顶过去了，我说，我们中国没有失业，（笑声）我们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笑声）现在大家听了非常可笑，但那时我认为自己的立场很坚定。
“**”结束以后我才看到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很多同学都看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是华东师大（那时华东师大的名字还叫上海师大）邵瑞珍先生翻译的，是内部印发的。当时这本书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一直到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才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份报告是1996年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两份报告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组织专家做的报告。1972年的报告组织了一批专家，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主席是曾任法国总理的富尔。这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社会已经进入到学习化社会，所以提倡终身教育，并且对终身教育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但是1972年的报告我们没看到，1974年我们参加大会时也没看到。其实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成人教育大会的时候，在大会上法国人朗格朗（此人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做的报告就是有关终身教育的。这份报告就是《终身教育引论》这本小册子，可能很多同学都看到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我认为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教育。1965年提出终身教育以后，这个概念被很多国家接受了，而且很多国家都立法，如法国。但是我国对此不了解，我国晚了几乎30年，在我国中央的文件里出现终身教育这个概念已是1993年。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才提到终身教育，到了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晚了约30年。
后来我个人就反思，为什么我们对终身教育不理解呢？为什么把终身教育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呢？其实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能找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三句话与此有关系。第一句话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1980年讲课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收音机，过去是真空管的，现在都是半导体的了，而且越来越发展，不断地变革。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结合使生产飞快地发展起来，科学技术和生产结合，以前生产是保守的，我们农村以前一头牛一张犁，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当然犁有了变化，由木犁变成了铁犁，但是其他就没有什么变化。但一到大机器生产，变化就大了。农村的现代化都不是用牛拉犁来种田了，现在可以无土栽培，各种各样新的技术不断地变革。第二句话就是“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第三句话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局部发展的人。那么全面流动以后怎么办？马克思讲工人要学习，就是要继续学习，以便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来适应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变革。这不就是终身学习吗？！我就反思，为什么我们80年代的人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意思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小生产社会，没有看到大工业生产的变革、工人的流动。恩格斯还讲，在未来社会，一个人可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和社会的需要，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过去我们哪能想象换一个岗位啊？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现在就不同了吧，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有换岗的经历，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所以我们生活在小工业生产社会里就不能理解大工业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看了《资本论》，在苏联的时候也学习了，回来讲教育学，讲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总要讲到《资本论》第十三章，但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的环境还是一个小生产的环境。这是我讲的一个故事，对终身教育理解的故事。最近我写了一篇《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章，我觉得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要有所创新，有所修正。发表了以后，我说这篇文章你们可以批判，（这篇文章）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我跟马克思讲的不大一样，他是处在工业社会发展的初期，我们今天到了信息社会。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讲适应大工业生产，现在是要促进大工业生产；过去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指劳动者，现在讲“终身教育”是指所有人，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这是第二个故事。
现在咱们休息一下，好吧！（掌声）
（休息十分钟）
学生主持人（孔令帅）：好，那我们继续开始下半场的比赛，（笑声）不是比赛是讲座。（笑声/掌声）顾老师讲到11∶30结束，有问题的话下午再提问，好不好？（掌声）
顾明远：咱们现在就继续吧。“**”以后，教育就逐渐恢复了正常，这时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科书的问题。教育恢复以后就要编写教科书。首先出版的《教育学》是由五个院校编写的一本教科书。这五个院校有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北师大和华东师大当时都没有参与编写。但重新出版了由华东师大刘佛年教授等在“**”以前编写的书。“**”前在北京组织了一个班子，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并提出要编写中国的《教育学》，由刘佛年教授任主编，但没有来得及出版。“**”结束以后把他主编的本子重新做了些修改后出版。恢复中等师范学校以后，要编写中师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教育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师大。当时我是教育系系主任，《心理学》就请我们心理学系的彭飞同志主编。《教育学》本来想请教育学教研室的老师来编（因为我已经在搞比较教育了），但是很多老师不大愿意编，觉得中师的《教育学》没什么好搞的，是小儿科。校长说，你是系主任，得带头。我就只好带头编写中师《教育学》。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走访了很多学校，首先到了成都，又到了重庆、武汉、长沙、杭州，最后到上海，转了一圈，与当时的中师老师座谈，与小学老师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新编中师《教育学》总应该有点特色，不要总是老一套。什么特色呢？过去我们讲教育学、教育的发展都是讲五种社会形态的教育（原始社会的教育、奴隶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按照社会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前面我讲过研究“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的问题，现代教育有它的基本特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现代教育是一个基本范畴；古代教育中的封建教育和奴隶教育没有多大分别。过去我们从社会意识形态来分，很少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也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所以我就把教育的分期改了改，分成了原始形态的教育、古代的学校教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教育）、现代教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教育）。
从生产力来讲，比如说一开始文字的出现对教育影响很大（过去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不可能流传下来），文字使得文化流传下来，对教育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上、竹简上，还是很有限的。后来发明了纸，纸的发明是不是对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有了纸，书写就方便了，但是书写还要靠手写（叫作手写稿、手抄本）。印刷术的发明是不是对教育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手抄本只能写一两本，印刷术发明后就可以印刷几十本甚至几百本。所以说生产力的提高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研究教育的发展不能光从意识形态出发，应该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教育发展很重要的因素。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1991年教育部又要重新编写《教育学》（包括中等师范《教育学》和高等师范《教育学》），请了我、瞿葆奎先生、黄济先生，要我们几个人来编。后来瞿葆奎先生编了一个大纲。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就讲，现在编一本《教育学》很难，没法编，现代教育学已经不是一本《教育学》了，出现了很多教育的分支学科。90年代教育经济学有了，教育社会学有了，教育哲学也有了，不像过去是一本《教育学》，所以我说这个很难编。另外，我说教育发展的分期应该重新来看，加上生产力的因素（把教育分为原始形态教育、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中间我还加了一句，现代教育里还有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区别。结果我这个发言被中央教科所的《教育文摘》摘了一段，摘了前面一段，没摘后面一段，被领导看到了。领导批示说：“以生产力划分教育的分期如何体现阶级性？马列主义不是口头禅，要和实际相联系。”这个批示就在中央教科所的领导内部传阅，虽然说传阅是保密的，但关于批示的传言最终还是传到我耳朵里。（笑声）我想这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很不平衡，虽然没有点名批判我，但这话说得很严重。头一句话我不在意，“以生产力划分教育的分期如何体现阶级性”是学术问题，大家可以讨论。第二句话就有人身攻击了，“马列主义不是口头禅，要和实际相联系”，说我是口头的马列主义，不和实践联系。现在年轻人讲“郁闷”，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情，郁闷了大半年。（笑声）
我倒不是怕批判，我不当官，也没有乌纱帽，但总觉得要有辩论的余地，可它是内部传阅，不是当面批评，我怎么跟人家反驳？（笑声）正面说出来，人家肯定会说，这是内部传阅，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想了半年。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就给中央教科所所长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的报纸对我的发言断章取义，我讲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后面还讲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区别啊，你们这样造成了很坏影响，（笑声）希望你们想办法纠正。”这是一段话。另外一段话，我说：“我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了，也讲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希望领导当面批评。”第三个意思，我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提倡‘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想党的这一方针一定能够得到贯彻。”我就把这封信给了所长，所长拿去给领导看，第二天就给我回话，说要重新把全文再登一遍，并表示歉意。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我对什么事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是想说明我们解放思想很不容易。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最近要我写文章，我想改革开放30年写些什么呀？怎么写呢？成绩很巨大，这么巨大的成绩在一篇文章里怎么写？后来我想了想，觉得30年的成绩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后来写成一篇文章《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发表在北师大的《教育学报》上）。
第一个成绩是“教育观念的转变”。这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教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变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这是很大的转变，现在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是我们国家的国策，而且“教育要先行”。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持续了10年（从1979年到1989年），发表的文章有300多篇，到现在还没有统一。但有一条共识——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我再加一点——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促进人的发展的活动。这种认识越来越深刻，大家看看去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党对教育的认识也有变化。过去我们讲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当然现在仍然强调这些）。但在十七大报告里，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发展里面。我觉得这有很重大的意义。教育不仅仅是要促进经济发展，还要改善民生，教育是人的权利。为什么讲教育公平？因为教育是人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办“重点中学”，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为发展经济服务。到了今天。我们要取消“重点中学”，我们要强调公平，不能只强调效率了。
第二个成绩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我们是人口大国，13亿人口，全世界第一，但是30年以前文盲还很多，没有普及教育（198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是5.33年，2000年提高到8.5年）。到2005年全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到2007年是23%，我们现在有两亿五千万人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现在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所以十七大讲“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民受教育年限只有8.5年，而发达国家已经到12年、13年、14年，大学都进入普及化了（美国毛入学率为81%，韩国为80%）。另外我们还缺乏杰出的拔尖人才，在国际组织中很少有我们的高官，我们没有多少发言权。国际组织中，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是香港人；还有一个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北大的林毅夫，他是从台湾游过来的，（笑声）现在是我们的头号经济学家；联合国有我们的副秘书长（因为我们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反正你数不出几个来，其他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都没有我们的高官。因此，我觉得如果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有条件的地方要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要培养拔尖人才、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