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一次对您访问，是想向您请教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希望您对个人的成长历程作一次追述；二是您对上海历史教学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您在这种历史教学文化氛围中接受浸润的感觉；三是您对历史教学本身的理解。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凤：好的。
问：首先，请您谈谈自己是怎样走上历史教学的道路的。
凤：好的。和现在的青年教师相比，我算是有一些特殊的个人经历的。比方说，我在上大学以前在上海的某家大型企业当过五年抡锤子的工人。在“**”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978），我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
问：这段经历对您来说大概是刻骨铭心吧（笑）。
凤：当时，从事工人这个职业确实很苦，从早干到晚，还要加班，唯一的报酬就是两角钱、一盘小排骨，或者几个馒头。不过，那时的我们感到很满足，完全不会产生要求更多酬谢的想法。这样的经历对个人来说，或者“幸”，或者“不幸”，各不相同。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做学问、钻研某些课题内容、克服困难，帮助是很大的。
这一过程中获得的视野，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的人很多，也都能吃得起苦。课时多一点，工作任务重一点，我们都不会叫苦叫累。
我们这批“**”后考入大学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有的做过农民，有的做过工人，还有的人是从事机关工作的。考入大学后，我们对大学生活都非常珍惜。
问：您考上大学的时候就以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为志愿吗？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您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帮助？
凤：我们当时的目标，都想留在大学工作，或是读研究生，以从事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所以，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时，基本上都用足了时间。那时消耗的时间主要用在学习历史和英语方面，花费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
随着学习的进展，有一批老师对我们的影响逐渐深刻起来。比如说，后来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务长的李培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给我们上过一堂“怎样写论文”的课，在课上打了个比喻：你的观点应该像链条，环环相扣。这个“环环相扣”的说法，对我以后的影响很大。
像李培栋先生一样，当时老一辈的著名学者，比如程应镠老先生，如果他为本科生上课，我们都去听他的课，并且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这些大教授完全没有大架子，学生前往他们家中拜访，会受到很好的欢迎。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谦逊的为人品格，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回想起来，现在我们讲解的许多史学方法，其实都是从他们的教育中获得启示，并在后来得到发展的。从我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大学对于我思维成长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兴趣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产生的。
问：您是1982年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嘉定还属于上海比较偏僻的郊区，偏远的环境对您的成长是否带来了什么困难？
凤：刚刚参加嘉定的教育工作时，是没有机会参加类似现在的各种讲座和教学研讨课程会的。当时仅有的培训，就是由以上海教育学院为主组织的“240师资培训”。（后来，上海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当时的交通并没有现在这样的高速公路和地铁，每次都只能搭乘公交车。所以，许多嘉定本地的老师都不愿意去参加培训。
我是从市区到嘉定工作的，我家住在市区，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一开始，我比别人会多参加一些市里的培训，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早些回家。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在参加培训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听课和学习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大的。因此，我每个星期四下午都要从郊区赶到市区，去参加这样的培训。这一过程虽然辛苦，但却是很有价值的，它对我在教学技巧、教学艺术方面进一步打实基础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些困难是可以靠毅力克服的。
另一方面，在我当时工作的学校里，教研组的氛围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当时我所在的教研组，有一位近60岁的老教师，两位中年教师，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现在任教于曹杨第二中学的孙培芳——现在已经成为那所中学的骨干教师。我们五个人构成一个教研组，“老中青结合”，非常合理的配置；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即相互帮助。
我在嘉定从事教研工作时就发现，有的教师准备公开课，其余人不闻不问，好像与他们全无关系。但在我们教研组，如果有人开课，全组都会自觉地来听，而且还会为他出主意、想办法，使这堂课上好。这样的经历，让我得益颇多。后来那位老教师退休了，中年教师成为老教师，我们接替了中年教师的位置，随后又有新的青年教师进入教研组，这个传统就一直传了下去。现在想来，这样的传统使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