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陶行知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更在于他以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从实验中发现“教育之真理”“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行知并重”的人生理想。
（一）南京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
近代以来，虽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过渡，但因积弊已久，教育与生活、社会与学校相脱节的现象仍很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完全是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严重脱离乡村实际，脱离农民生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26年，陶行知乘中国教育改进社下设乡村教育研究部之机，聘请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农业教授兼农场主任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调查沪宁路沿线优良乡村学校现状，筹办试验乡村师范，谋划乡村教育之改进。
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并坚定地表示：“我从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下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
根据这一思想，陶行知于1926年12月撰写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强调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实验性质，指出晓庄的实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开新的生路”。同时，《新教育评论》刊登出陶行知拟定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对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培养宗旨、目标、组织管理制度、学习科目、考试办法等，作了明确规定。
1927年3月5日，陶行知用筹集的开办费1万元，常年经费1.2万元，设备费5000元，购买南京神策门外小庄（后由陶行知改名晓庄）田园200亩、荒山10里作为校址和农场。特约燕子矶小学和尧化门小学为第一、第二中心小学，并聘定吕镜楼、杨效春、邵仲春、朱葆初等为指导员（教员）。
同时，陶行知分别在《新教育评论》《乡教丛讯》等刊物上，刊登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广告》《告来本院应试的同志》。招生广告分培养目标、考试科目、报考资格、报名期、投考期等部分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即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三项。考试科目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学校，分列科：（1）农务或土木操作一日；（2）智能测验；（3）常识测验；（4）作汉文一篇；（5）3分钟演说。考试科目根据培养目标的需要而设立。
招生广告见报后，引起了教育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来函，索要报名简章，询问报考具体事宜。
1927年3月11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第一天上午，共有13名青年准时参加入学考试。考试当天，正是北伐军与盘踞在南京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战斗方烈之时。当时，南京大小学校均因战事激烈而纷纷停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偏偏选择此时招生开学，而且声言风雨无阻，不受战事影响。大学都担心无人会冒生命危险前来应试。结果却出人意料，竟有13人来报考，令陶行知喜出望外。
3月15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在南京郊外的小庄正式开学。这标志着由陶行知先生发起和主持的生活教育实验拉开了序幕，也象征着中国教育重心开始出现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历史性转折。
晓庄师范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晓庄师范的实验是按照陶行知关于生活教育的设想来开展的。其办学宗旨为：“根据中心学校办法，招收中等以上各级学校末年级生加以特殊训练，俾能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2]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师生们选择了荒山野岭作为建校的校址。开始只有两间茅草盖的房屋，草泥抹的墙壁。大学生自己动手开辟校园，种粮种菜，绿化环境，注意根据中国当时农民生活状况进行实验。
晓庄师范的培养总目标为“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为达此总目标，陶行知后又进一步提出五项培养目标：（1）农夫的身手；（2）科学的头脑；（3）改造社会的精神；（4）健康的体魄；（5）艺术的兴趣。
所谓“农夫的身手”，是指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要培养的是能刻苦耐劳、能劳动、能实干、能与农民打成一片，为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这一条是陶行知从事乡村师范教育实验最为强调的。他对学生们说：
农夫的身手是本校第一个培养目标。我们师生都是认清了这个目标来的。以本校的目光看来，对于农事懈怠，简直是反革命。希望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当尽我的能力为大学排除一切困难，使大学对于农事可以充分学习。……本校旗帜鲜明得很，我们大家所干的是乡村教育的革命。从事乡村教育革命必须有农夫的身手，反对农夫的身手，就是反革命。[3]
所谓“科学的头脑，是指具有近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注重实验，到农村去积极推广应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科学种田。
所谓“改造社会的精神”，是对学生思想素质的一项特殊要求。活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必须“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具备这三条的“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们“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
所谓“健康的体魄”，是对学生素质要求。陶行知认为，“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健康的体魄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因而多次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
所谓“艺术兴趣”，是对从事乡村教育的人所应有的美学修养的要求。
晓庄师范的实验条件与组织机构。为实现上述目标，陶行知在学校建设上作了许多努力，创造了必要的实验条件，使之成为一所与旧式学校迥然不同的新式学校。
在实验条件方面，除挑选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荒坡为校址外，还有田园200亩作为学生耕种土地，有大片荒山供学生造林；拨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作为校舍与宿舍；并在附近农村设立几所中心学校和小学，供学生实施教学做。
晓庄师范先后共建有：小学师范院、幼稚师范院各1所；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学校3所；中心茶园2所；中心木匠店1所；乡村医院1座；联村救火会1所；石印工厂1座。这些机构都围绕生活教育的要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类型的实验。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组织管理上作了独特实验。晓庄师范设校长1人，由陶行知自己担任，校内设执行部（校长兼任部长）、研究部、监察部。执行部下设置第一院（小学师范院）、第二院（幼稚师范院）。第一院由赵叔愚任院长，第二院由陈鹤琴任校长。校长、院长之下各设干事1人、校工1人。乡村师范中的教师不称教员，统称指导员。学校除校长、第一院院长、第二院院长、指导员外，不设其他职员，实行师生集体治校民主管理，它的组织叫“乡村教育先锋团”。
乡村教育先锋团由全校师生共同组成。校长就是团长，两院院长是副团长，全校指导员组成指导部，有指导会议。全体学生选出总队长1人。学生以4～8人为1队，每队选出队长1人。由全体师生组成团务会议。从团长到团员，全体成员都受团规约束和团务会议的制约。团设肃纪部，执行全团纪律。团长有指挥全团各种行动之权，每周举行团务会议一次，为全团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经济公开，校务公开，发表意见自由，安排个人工作自由，但必须遵守各种公约，不得妨害集体生活秩序。如果有人违反公约，通过小组生活检讨会解决，重大问题在团务会议（全体大会）评论。造成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集体生活秩序。[4]
晓庄师范的实验内容与措施[5]。其一，招生看重农事经验。试验乡村师范规定：“招收下列各种程度之学生培养之：一、初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二、高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三、大学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四、在职之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职员之具有上列各项相等程度者。”[6]文化程度可以有所不同，但强调有“农事经验”是一致的。
其二，考试方式别具一格。报考者在3月10日报到，次日上午考国文、常识测验、智能测验，下午演说及辩论；12日上午垦荒施肥，下午修路；13日考试成绩揭晓；14日便办理入学手续，3月15日开学。国文试题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演说的试题有20个，学生临时抽题准备3分钟，到时登台演讲3分钟；演讲要求用国语，通俗易懂。垦荒考试更是新奇。陶行知在山坡下用白粉线画好一块小荒地，投考者手中拿了一把山锄，哨子一响，大学便挥锄垦荒。成绩视垦荒熟练程度及垦荒多少而定。这种考试，改变了传统做法，强调农事经验，面向农村实际，可谓破天荒之举，在当时影响极大。
其三，实行教学做合一，课程以乡村生活为中心。晓庄师范将课程分为五大部分：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分任院务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共30学分，包括：国语教学做、公民教学做、历史地理教学做、算术教学做、自然教学做、园艺农事教学做、体育游戏教学做、艺术教学做、童子军教学做、其他学生活动教学做。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共3学分，包括：整理校舍教学做、布置校景教学做、设备教学做、卫生教学做、教务教学做、经济教学做。分任院务教学做共6学分，包括：文牍教学做、会计教学做、庶务教学做、烹饪教学做、洒扫整理教学做、缮写教学做、招待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共16学分，包括：科学的农业教学做、基本手工教学做、卫生教学做、其他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共5学分，包括：村自治教学做、平民教育教学做、合作组织教学做、乡村生活调查教学做、农民娱乐教学做。[7]
其四，打破学校的围墙，开展“联村”系列活动。陶行知反对关起校门，使学校与社会隔离起来。他主张晓庄师范的学生应与附近的村民建立广泛联系，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与他们联合开展活动。为此，晓庄师范进行了打破学校围墙的实验。陶行知除了在学校设置一些为村民服务的活动课程，包括联村自治、民众教育、合作组织、乡村调查和农民娱乐教学做外，还专门成立了“社会改造部”，由他兼任部长，部下设总务、教育、卫生、农林、交通、水利、自卫、经济、救济、妇女、编辑、调查共12股，具体负责社会改造的规划和指导。“社会改造部”将学校周围的和平门、上元门、观音门、尧化门、太平门以内的地区作为改造实验区域。
陶行知重视开展乡村体育运动，发起成立“农民武术会”，主张恢复“我国国民因有的尚武精神”。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两次规模较大的联村运动会。运动会结合乡村生活实际拟定比赛项目，如成人参加的项目有国术、跑山、挑柴、挑粪、举石担、玩石锁和田径等；学生可参加的项目有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及短跑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晓庄，偏僻荒凉，常有散兵游勇在此流窜为匪，危害百姓。为保一方平安，晓庄师范在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晓庄联村自卫团，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联村自卫团还发起禁烟禁赌活动，张贴布告：“本团责任，在运用村民自己的力量，以维持地方的治安。……查烟馆赌窝，为窝藏盗匪之所。本团为正本清源计，自当一律禁绝，才算为地方除害。”[8]晓庄全校师生到农村做宣传，宣讲吸鸦片之害，号召人人投入禁烟运动。联村自卫团维护了地方治安，烟赌也曾一度几乎禁绝，乡村改造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其五，改革教育实习体制，试行新的实习办法。为使实习顺利进行，陶行知设置了一批中心学校。中心学校与晓庄师范的关系，不是传统的附属关系。中心学校是主，晓庄师范是从；中心学校是太阳，晓庄师范是月亮。晓庄师范根据中心学校的要求设置课程，中心学校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学生要经常到中心学校里去，在中心学校里教学做。
其六，颁发统一的毕业文凭。如果学生学业成绩合格，发给修业证书一纸，待服务半年，经过考查，确能按照生活教育原理和晓庄师范精神办学者，发给毕业证书。但入学时程度不同，颁发的证书各异，“初级中学程度学生给予初小教师证书”；“高级中学程度学生给予高小教师证书”；“大学程度学生给予师范学校教师证书”；“各级教师证书之外得依据特殊才能之表现加给各级校长及乡村教育辅导员证书”。[9]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开展生活教育实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晓庄师范成了教育界的一盏明灯。此时，正值“四一二”事变不久，乌云密布，江南各省一些受迫害无处栖身的进步青年学生，将晓庄师范看成求学的理想地方。该校开展勤工俭学，学费很低，于是不少青年进入晓庄学习，还有的是隐名改姓秘密来的，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虽然陶行知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但认为他们是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所以对他们主动关怀，多加支持。陶行知信赖这些青年，派他们做一些重要事情的骨干。
到1929年，进步青年的力量已大大地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十人，还能够号召一部分群众。1930年年初，上海进步知识界成立中国自由大同盟。晓庄师范中共地下党支部也串联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方大学等部分师生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部，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的倒行逆施。2月，在晓庄师范犁宫举行成立大学。该组织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其建立为南京群众运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晓庄师范的各项进步活动与全市的学运、工运进一步密切联系起来。当时，南京下关和记工厂工人不堪忍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举行了反帝大罢工，晓庄师范地下党组织积极支持推动这一罢工斗争。3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军舰10余艘，擅自闯入长江耀武扬威，而国民党政权不仅不加制止，反而鸣炮欢迎，这立即激起了南京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消息传到晓庄，广大师生义愤填膺。4月3日，国民党政权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罢工工人，造成“四·三”惨案，更使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怒不可遏。晓庄师范学生刘焕宗这时已任南京地下党宣传部长，根据党的指示，联络南京各校学生，组成“四·三”惨案后援会，发动了4月5日全市支持工人的反蒋示威游行，迫使英国老板接受罢工工人的条件。但这一正义行动，却使晓庄师范成了国民党要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认为晓庄师范是这次风潮的祸源，他通过孙科、谷正伦施加压力，要陶行知交出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名单，立即开除闹事学生。陶行知则坚决站在学生方面，明确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学生没有错，错在政府，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10]
蒋介石恼羞成怒，遂于4月8日命令教育部停办晓庄师范。教育部即派出5人为“晓庄师范保管员”，于9日下午3时到晓庄办理接收手续。1930年4月12日，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部队，强行封闭了晓庄师范。同一天，国民党政权又下令通缉陶行知。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至此中止。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从事的生活教育实验前后不过3年多时间，但却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就国内而言，其影响可以从教育和社会两大方面来考察。
在教育方面，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树起了一面教育革命的大旗，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到一条新路。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20世纪20年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城市人口仅占15%。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又与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有密切关系。不解决乡村教育问题便很难真正解决好上述三大问题。陶行知通过对自己回国后数年教育实践的反省，发现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们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农村问题，特别是乡村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决心将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改革乡村教育，使广大农民及其子女受到教育。他与同时代的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率先从事乡村教育改革，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引起了时人对于乡村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对于转变当时教育改革的方向与重心，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开展的生活教育实验，直接推促了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晓庄师范在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教法、招生和毕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着眼于纠正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广大民众的弊端，强**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创造出一种新的乡村师范办学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教育名流和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前往考察、观摩。一时间，各地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前往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在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全体代表也曾集体前往参观。教育家梁漱溟为办理乡村教育还曾专程赴晓庄师范取经。晓庄师范的办学模式由此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的影响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江西、河南等省，在1927年后增设了许多乡村师范。这些学校在筹设过程中，无不以晓庄师范为仿效样板，有的甚至直接求援，陶行知也总是尽量予以支持。浙江湘湖师范等校就是由陶行知亲自选派优秀学生创办的，故有浙江“晓庄师范”之美称。晓庄师范毕业的学生，也广受欢迎，有的去担任乡师校长，有的去做教育局长，有的从事乡村教育的辅导研究工作，更多的人去担任各县市增设的中心小学的教师、校长。他们对推动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对于当时教育行政当局的乡村教育政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教育行政当局先后通过了《提倡乡村教育设立乡村师范案》《请大学院明令各省注意训练乡村教育师资案》等议案。8月，教育行政当局又公布《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乡村师范学校制度和办法》。1929年4月，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里，明确指出“师范教育……使其独立设置并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全国教育，进一步规定了初、中、高三级乡村师范。教育行政当局还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从1931年度起，各县立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时人认为，教育行政当局之所以如此重视和推广乡村师范学校，“一部分由于晓庄师范的努力所引起，也可说是公认的事实”[11]。
在社会方面，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政要人纷纷慕名而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1928年下半年两度到晓庄参观；军政部长冯玉祥也数次去晓庄考察，他对晓庄师生自己动手做饭的办法非常欣赏，打电话给所辖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官员一律自己做饭，不用伙夫，以节省军费。某军人在中央大学称赞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新发明的最好教育法”，还有军人将陶行知自编教育文集《中国教育改造》翻印数千部，分送其防区内各教育机关。
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在国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也开始在国际教育界产生影响。1927年9月，为迎接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陶行知撰写了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的专题会议报告，其中重点介绍了以晓庄师范为代表的乡村师范学校和中心小学、中学幼稚园的实验工作，第一次向国际教育界介绍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开始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关注。中国的近邻——日本的教育界对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已在注意晓庄学校的理想和办法，文字方面如《支那之理想学校》等，已有几篇发表”[12]。陶行知当年的班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克伯屈教授在1929年10下旬参观晓庄之后，对于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更是赞扬备至，称他多年来一直在到处寻找这一种实验学校，现在在晓庄终于找到了：“他的实施的方针和办法，以及发动的理想，进步的过程，都合乎我的标准。这也可以代表中国整个民族的精神。”他预言晓庄“作为教育革命的策源地”，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其地位，“过了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他还表示，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的人知道”[13]。
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第一次重要实践，其重点主要是放在乡村师范教育的改革上。它对于纠正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广大民众的弊端，改革旧的乡村师范教育办学模式，发展新型乡村师范教育，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所创造出来的新的乡村师范教育办学模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教育界人士办理乡村师范教育所借鉴的样板。在晓庄师范实践的基础上，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并对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可以说，晓庄师范的办法实践和生活教育理论的产生，既是陶行知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的正式形成，又是他其后一系列生活教育实验的起点。尽管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次实验无论是对他本人以后的一系列实验而言，还是对当时和其后中国教育实验的健康开展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上海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实验
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3月，他从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在法租界里。尽管处境艰难，但他对事业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1932年夏，陶行知在其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中提出了“工学团”的教育理想，设想以工学团教育来代替传统的学校教育。
什么叫工学团呢？陶行知在《普及什么教育》一文中作了详尽回答：
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4]
陶行知用工学团，而不用工场、社团等名称命名他理想中的乡村学校，除了工学团分别代表的三层意思外，还包含着他试图从形式、内容上完全区别于传统学校。他说：
一般办学校的是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从这样改到那样，从那样改到这样，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主体——人生。而工学团只是以人生为大前提，在我们心目中，人生是超过一切。因为要培养合理的人生，所以反对学校、工厂及一切忽略人生之组织，而要创造出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工学团。[15]
工学团没有一定的模式，它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到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人的村庄、监狱，乃至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以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所以，它是不同于任何传统教育的“三不像”，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组织形式。
陶行知认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基本主张，是改造旧教育和“培养合理的人生”的要件。工学团可以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集团。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校、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工学团便可成为“中华民族的救生圈”“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就“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他又认为，广大乡村既是中国新教育之“新大陆”，也是工学团的“最好的育苗场”。只要开辟一个苗圃，就能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之尽头。所以，在乡村试验工学团，前途不可限量。为此，他发表《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正式向社会宣布试验工学团的打算。
在这一计划中，陶行知既有的教育探求被充分归纳集成并引申发展。前此倡导的生活教育基本理论，如“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统统沿用为工学团试验的指导思想；前此依靠当地农民因陋就简、少花钱多办事等乡村办学经验，仍被列为办理工学团的基本方法。工学团计划的拟订，是陶行知中国教育出路新探求、新试验的又一开始。它象征并体现着学校教育的根本改造，普及教育的崭新途径，民族救亡的强烈愿望。
1932年夏，由赞同陶行知在《古庙敲钟录》中描绘的乡村工学团主张的同志，发起组织了一个乡村改造社筹备会。会上推举陶行知、丁柱中、欧伟国、陈立廷、沈嗣庄、海斯、叶桂芳7人为执行委员，主持工学团的具体创办事宜。
1932年7月，陶行知指派晓庄学生马侣贤、戴自俺、郑先文、王作舟等人，按上述要求，分头寻找试验乡村。他们以上海为出发点，兵分两路：一路由戴自俺、马侣贤带队，沿着京沪线，经昆山直抵苏州；一路由郑先文、王作舟带队，沿着沪杭线，经过梅陇等地直抵松江。
9月9日，王作舟沿沪太汽车路继续寻找，终于在大场附近找到一座古庙。庙前场地空旷，周围有许多村庄，没有学校，交通便利，正是创办新村工学团的理想场所。
9月15日，陶行知亲自下乡指导创办乡村工学团事宜，决定以孟家木桥为乡村工学团团部，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孟家木桥周围的大小村庄共27个，住户628家，人口3000多。南面的村庄因离上海近，以种菜卖菜为业；北面和西南村庄，以种棉花为主。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陶行知决定先成立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一所，作为基地，以后逐渐向周围村庄发展，使每村都有一个以上的工学团。
9月25日，马侣贤等人根据陶行知的指示，率先在侯家宅创办青年夜校一所，吸引44位青年农友参加夜校活动。
10月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正式成立。用原租定的房子为活动场所，聘请指导员4人，艺友2人，儿童工学团团员24人。不久，工学团的小农场、木工场、袜工场、藤工场次第举办，团员也从24人增至48人。团员们一方面跟随工艺师傅学习技术；一方面在指导员的指导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由于孟家木桥附近的村庄处于宝山县和上海市的交界处，且此时日本侵占东北，觊觎上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无险可守，所以，陶行知遂将创办的工学团，命名为山海工学团。“山海”一名，语意双关，凝聚了陶行知在国难之际创办工学团的一番苦心。
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的成立，标志着山海工学团正式成立。10月1日这一天也就成为山海工学团的成立纪念日。具体经办人马侣贤也就成为山海工学团的第一任团长。为了便于立案，山海工学团以“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的名义向宝山县教育局立案。因此，山海工学团又可称作山海实验乡村学校。
山海工学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陶行知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曾对工学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有明确说明。
关于乡村工学团的方针。乡村工学团的主体和教育对象，是本村全体农民，包括男女老少。其办学方针是“来者不拒，不平者送上门去”。
关于工学团的宗旨和培养目标。工学团以联合本村青年、儿童，“自动的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以参加新村、新国、新世界之创造”为宗旨，以培养工学团成员具有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为目标。
根据工学团的性质和特点，其学习或者说训练、培养的内容必定异于传统的学校教育内容。陶行知把它归纳为“六大训练”或“六大培养”。其具体内容是：
（一）普通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陶行知要求乡村工学团，将上述“六大训练”在自己乡村里尽量推进，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的一百万个乡村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整个中华民族“起死回生”，就可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1932年夏，陶行知撰写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工学团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并具体回答了如何建立乡村工学团等重要问题。
陶行知认为，乡村工学团与传统教育至少有“七大区别”，换言之，乡村工学团与传统学校相比，有七个特点：
（一）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乡村工学团主张以社会为学校。
（二）传统的方法，是生活与教育分家；乡村工学团主张生活即教育。
（三）传统的方法，把师生的界限分得太严；乡村工学团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我们跟农人学种田，农人跟我们学科学，这是相师相学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教大徒弟去教小徒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都有资格做太上先生。先生既多，学问自广。
（四）传统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乡村工学团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便是教学做合一之要义。
（五）传统的方法，是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乡村工学团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了。
（六）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乡村工学团主张“行是知之始”，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
（七）传统的方法，是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乡村工学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16]
陶行知认为，乡村工作团的主体，应该是“本村之真农人”。所谓真农人，就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村外的同志，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而这种推动、赞助、辅导，以适合本村需要的时期为限。推动的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动；赞助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助；辅导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导。多年的乡村改造运动的实践经验，使陶行知感到，“乡村改造运动者，最忌替农人做”。代替农人做，一手包办，最终农人仍旧不会自己做。农人自己不会做，那么替农人做也就失去了意义。
山海工学团的组织机构。关于山海工学团的组织机构，陶行知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作了规定：工学团设团长1人，团副1人，领导全团活动。设小工师（小先生）若干人，分管技术或文字指导。团部会议为最高机关，负责制订全国共同遵守之规约及共同进行计划。另设考核员2人，以监督全团团员及职员的行为。每团设指导员1人，由导师担任。
考核工学团的团员须挂绿布条徽符，上书××工学团××人。凡以一种技术或文字至少教2人者，得到绿布条上加一颗金星。其所教学生又教学生2人者，则在绿布条上加两颗金星，表示有两代学生。对小先生的考核，以小先生所教学生的成绩为依据。教会家中1人通读《老少通千字课》4册，可得4分。跳出家庭，教邻居1人通读《千字课》者，可得5分。教的人越多，得分越高。
山海工学团设指导员5～10人。指导员除能担任普通小学及民众学校的文化课外，还要有人能兼任无线电、电话机及活动电影机开放及修理的指导，兼任农事及合作社指导，兼任音乐及戏剧指导，兼任自卫指导，兼任科学及简单工艺指导。
山海工学团实验的活动与措施。山海工学团中最先成立的是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该工学团自10月1日建立之后，迅速开展如下工作：（1）工读结合。设有木工、袜工、藤工三个手工工场，聘请工匠作技术指导，师生学手工，工匠学文化，自己动手制作课桌椅、简易教具、玩具及实验器具。同时还在生物教师指导下，学习养蜂、养兔、种菜等农副产业生产。工学团通常上午学习文化科学和政治知识，下午参加劳动。（2）防治疾病，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工学团设立小诊疗所，聘请医生担任医学指导，免费为农民治病，送医送药上门，辅导农民家庭卫生。（3）开展文娱活动。每星期五晚上举行同乐会，师生农友欢聚一堂，演节目、讲故事、玩科学把戏。
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影响所及，使得山海地区周围近10里内的各村如萧场、沈家楼、红庙、夏家宅、越泾巷、侯家宅等相继办起工学团。按年龄性别分，则有青年工学团、儿童工学团、幼儿工学团和妇女工学团；按生产性质分，则又有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养鸡工学团、缝纫工学团和纺织工学团。
继踵山海工学团而创办的是晨更工学团和光华工学团。它们设立于沪西周家桥工业区的边沿，分别由晓庄学生徐明清和朱泽甫负责主持。选择这一城乡交接的结合部作为办学地点，显然是陶行知的精心考虑。此后在上海创办的工学团，还有晓庄学生孙铭勋、戴自俺主办的劳勃生路劳工幼儿团，陶行知倡办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方明主办的静安寺报童工学团和流浪儿童工学团，在徐明清启发引导下，英美烟厂女工朱冰如主办的浦东女工读书班等。上述单位，尽管有的名称不叫工学团，但其实质都是工学团的组织。
在陶行知的推动下，工学团实验不久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一新型的教育组织中，陶行知及其弟子和当地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奋斗。他们在做中教农民科学种田，发动农民修桥铺路抗旱救灾，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举办文艺体育活动。1933年10月，为庆祝山海工学团成立一周年所办的展览会上，展品琳琅满目，前来祝贺的本地及外地来宾济济一堂。此后，有关工学团实验情况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和电影中，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人们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前来参观，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常常应邀来此讲课或演出。
为了更好地开展实验，普及教育，陶行知于1934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之时提出了“小先生制”。在他看来，小先生制是推行生活教育的理想途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基本原理，都可以在小先生制中得到贯彻。一般的学校要和社会联系有不少困难，小先生制就如一根根活动的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又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充分发挥这一新型的文化细胞在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作用。
在推广实践小先生制的过程中，陶行知总结归纳出不少在普及教育中很有实用意义的原则和方法。
即知即传，是最主要的原则和方法。与即知即传相对立的是守知奴，那种大头鬼式的守知奴同那种大肚鬼式的守财奴都是社会上的怪物。即知即传才能收服守知奴，做到知识公有，使中国人聪明起来。能够即知即传的成人，可称“大先生”，小孩便称为“小先生”。小先生的职务，不但是教人，更重要的是教人去教人。小先生的成绩并不仅在直接所教学生的人数，更在间接所传代数之多。等到小先生所教的学生也能教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小先生工作的意义也越见其大。
非班级常规，是第二条原则和方法。如果不从实际出发，硬要小先生做起传统先生，把一个班级的小学生交给他去领导，那便是摧残小先生，必定一败涂地。所以，克服贪多的野心，把小先生所担任的人数减少到两三个，是保证小先生成功的基本条件。
开门教人，是第三条原则和方法。关起门来由优秀的大同学教小同学，这种外国流行过的“蓝喀斯特制”，同小先生制毫不相干。小先生制不但要把在校和不在校的小孩都变成小先生，而且要开起大门去找学生。不论是家中不识字的父母兄嫂姐弟，还是隔壁邻居不识字的大人小孩，都是他的对象。只有开门，1000万小先生才能变为3000万，才能体现小先生制的力量。否则，关起门来教来教去，1000万人还是原数，终与小先生制无关。
与生活连在一起教，是第四条原则和方法。文字是生活的符号。在现实生活中，符号与生活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教一位不识字的妻子识字，可帮她读丈夫的来信；教一位不识字的母亲识字，可帮她认医生为其病儿所开的药方；山海工学团进行电化教育，会读入场券的可以半价入座。
要有指导和考核，是第五条原则和方法，小先生在完成自己使命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如找不到学生和不明自己职务，导师都应随时指导。导师还应加强考核，考查小先生所教学生所干出的战绩。在山海工学团用记分法考核，凡小先生救会一人读写一册《老少通千字课》者得一分，教会二人读写一册书或教会一人读写二册书者则得二分，余可类推。小先生团员证上有一颗金星，教出一代小先生则加一颗金星。
在陶行知的积极倡导下，小先生制在普及教育运动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一重重传统的普及教育方法难以攻克的关口，如先生关、课本关、纸笔关、灯油关、文字关、城乡关、会考关、划一关、饭碗关等等，在小先生手持现代文明钥匙直叩之下，纷纷开关启门，迎纳普及教育的阳光。尤其在攻克女子教育关方面，小先生制更显示了自身的优长。年轻女子接受普及教育，常常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各种阻碍。小先生却灶前、屋角、新娘洞房都可做自己的课堂，失学的女子在他面前不再害羞。小先生像热烈无比的太阳，他一出来，女子教育的许多障碍就像冰雪一样化掉了。
在陶行知的积极倡导下，小先生制在普及教育运动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成绩。到1934年年底，也即小先生制问世11个月后，它已经推行到全国19个省、4个特别市。湖北江陵县和浙江鄞县全县开始普遍采用小先生制，安徽教育厅视小先生制为普及全省教育之要图。在上海及其四郊已有小先生万余人。在宜兴西桥，晓庄畲儿岗，无锡河埒口，淮安之新安，歙县之王充，山东之邹平和泰山，河北之南开和定县，河南之百泉、洛阳和开封，广东之百侯，山西之舜帝庙等地，都有小先生活跃的身影。
与此同时，小先生制在国外也迅速引起反响。日本著名实验学校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教师译述了陶行知有关小先生制的论文。他们表示要深刻反省日本教育过去照搬照抄德国和美国教育的弊病，更多地“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考虑“在教育运动方面的相互协力”。[17]在东南亚地区，小先生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1935年新加坡《星洲日报》刊发了陶行知介绍小先生运动的文章。
山海工学团创办后，名震全国。各地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并相继仿效。在陶行知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工学团的种子迅速在全国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如徐明清主办的北新泾晨更工学团，朱泽甫主办的光华工学团，方明主办的静安寺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朱冰如主办的浦东女工读书班、吴淞铁路夜校及无锡小先生承国英主办的西桥儿童工学团等等。尽管有的名称不叫工学团，其实质都是工学团，都是山海工学团的姐妹团、兄弟团；都是环绕着山海之光放出来的卫星，循着山海的轨道在运行旋转；都是在陶行知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培养起来的，都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体现与实践。
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它与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重点放在乡村师范教育的改革上不同，主要是探讨如何配合民族救亡的头等任务，改变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用新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去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普及重任。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被继承和沿袭下来，并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普及教育的思路、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小先生制），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事业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甚至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普及工作，也对之有所借鉴，其影响还扩大到国外（尤其是日本、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当然，也应看到，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中的某些理想主义成分此时也并未完全清除，虽然它已较过去有了相当多的减少。
陶行知发起的工学团运动，是一次生活教育实验，也是一场乡村教育革命运动，一场新民主主义运动。原山海工学团小先生、中共地下党张健，曾在《党在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一文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陶行知先生本人的思想进步，山海工学团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据点。许多革命的学者、知识分子到过山海工学团讲学。”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两个进步组织，“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和“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就设在山海工学团内。“教联”的主要成员有徐明清、王洞若、张敬仁、张劲夫、王东放、张家木等人。“中青”的主要成员有毛远耀、林一心、宋任远、钟民、方明、张健、戴季康等人。这些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山海工学团的主要“工师”。1935年后，山海工学团还正式成立了地下党团组织。第一任党团书记是王东放，组织委员林一心，宣传委员张健。晨更工学团的陈企霞、袁超俊、柴川若、王东放、赵璋5人，就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而遭国民党逮捕。晨更工学团也因此被封闭。陶行知对山海工学团的革命活动，不但不加阻止，而且还尽力予以保护。国民党曾几次派人进山海工学团搜捕，都被陶行知顶了回去。
（三）重庆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
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人才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标志着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陶行知在长期的生活教育运动中积累了经验，又经过28个国家和地区之行，开阔了眼界，对生活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信心百倍，兴奋异常，他感到努力多年的普及教育运动，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上应该有英雄用武的机会了。他打算扎扎实实干几件工作，继续抓普及教育，“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需”，“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他致力于“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18]，即拯救被战争所贻误的青少年中的人才幼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培养人才之幼苗”[19]。育才学校的创立即是这一愿望的实现。
陶行知立志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按照他的自述，有其远因，也有近因。
从远因看，有两个动机：“第一，是爱迪生的幼年生活”的启示。爱迪生的孩童时期的遭遇，使陶行知深感人才必须从小培养。陶行知曾这样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