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想的教育可能是高效的，但必然是平庸的。我们的教育近百年来一度处于现实的政治经济的双重挤压之中，虽然曾经产生出了像王国维、蔡元培等杰出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教育思想家，但我们的教育现实中却始终匮乏理想的质素，这固然跟我们民族的务实心理有关，但同样密切相关的是我们教育理论品质中理想质素的匮乏。急功近利，头痛医头，这使得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总是缺少对现实教育问题的更宽的辐射面，视野过于偏狭，触不到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加上社论体的言说方式，更多地是以指令、规训的方式凌驾于现实教育问题之上，“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黑格尔，《小逻辑》，第44页），把我们精确设定的“1、2、3、4”加之于现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理想性言述，就目前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教育理论研究应以自身的理想性品质去启迪现实教育的理想追求。
近年来，不少教育研究者开始了社论体教育言说方式的突围，试图寻求一种更接近事情本身的言说方式，自由地表达对当下教育问题的殷殷关切。从传统的缺少现实张力的教育学话语中走出来，尽可能地面向教育问题和教育生活本身，以真实的个体身份去做切己性的教育言说，有所思而有所说，思多少说多少，不简单地下定义、贴标签、定框架、开药方，不以真理发布者的态势侃侃而论。在众多的追求者、尝试者之中，肖川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就是其近十年来不辍耕耘、执着尝试的结晶。
肖川兄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恪守自己言说的个体身份，它“不是投枪，不是匕首，不是檄文，也不是战斗的号角”，“也不是为了晋升职称而炮制的论文，也不是为了课题交差而拼凑的‘成果’”，而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的大实话”，是“直抵内心的言说”（自序）。正因为如此，其笔端，少了无益的束缚，多了自由的空间；有感而发，因事生思，行云流水，妙语如珠，娓娓道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既不故作高深，也不谦谦闪烁，在随意而自由的言说之中展露其鲜活的才识、饱满的热情、灵动的智慧和漫溢于赤子之心的对祖国、对社会、对教育、对人生的挚爱性灵，展露其对人生、世界、教育、文化、历史的敏感与睿视，以广厚的学养、温暖的情怀、敏悟的心智和开阔的视界，来滋润那些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方块文字，在他的言说中，“教育”“教学”“发展”“成长”“自主”“职责”这些耳熟能详的词魔术般的焕发出鲜亮的色泽，让人心仪。
以诗意的言说去突围社论体的话语框架，当然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在其中自由地抒发个体之教育理想与信念。但“诗意的言说”还有一个“大地”的限度，诗意之“花”开在坚实的“大地”之上，任何教育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真实之历史与现实境域之中的真实存在，纯美的言说固然好看，赏心悦目，但如果不面对现实的大地，便难免陷于缥缈之间，苍白而乏力。肖川兄对此深有警惕，诗意的言说表达的正是对一种真实的关切。“教育学要赢得尊严，就必须真切地关注真实的问题”，“教育学的思想空间必须依托于千百万人最真切的教育实践，必须从最鲜活的、由实践提出的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的探索，必须摒弃‘营造体系’的癖好而回到真实的教育之境来”，“由学者之间最朴素、最真诚的对话求得对一些重大主题的澄明、彰显与共识”。正因为如此，肖川兄追求的乃是对教育世界中那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给予学理上的阐释，以犀利而谨严的智识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见微知著，微言大义，一遍遍地“咀嚼”那些平常的概念与命题，以真诚之思穿越纷纭而凝重的教育世界，诗意地言说“在大地之上”。
诗意地言说，其实质就是自由地言说，就是真实地言说，不仅是说者的自由，而且也包括听者的自由。以智慧之思、真诚之爱，徜徉于教育的理想之岸，意在唤起人们对教育理想境界的祈望，不以诗意的言说绝对化，不把教育的理想变成理想化的教育，保持教育理想缺席的权利，保持教育理想对言说者、对言说对象的开放性，在诗意的表达中保持其作为个体言说者的姿态，而非高高在上，以真理者的姿态加诸现实之上，这同样是肖川兄的拳拳关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不仅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更是一位教育学者理想的存在方式之表达。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十年冷板凳才修得其人文关怀与诗意表达的了无痕迹的融合。十多年来，肖川兄“慢工出细活”，像蜜蜂酿蜜，用心血、生命，更用道义和良知，细细推敲，慢慢打磨出那些优雅、精致、厚重的思想之羽片。“什么是良好的教育呢？……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感受过人性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过一个丰富而美好的精神世界；如果从来没有读到过一本令他（她）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某一个问题；如果从来没有一个令他（她）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如果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那么，他（她）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良好的教育。”“倘若一种教育，不能凭借教育者的人格的力量和真理力量，造就出一种有所执着的精神气质，那么这种教育便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倘若一种教育，在受教育者尚未具有理性的、自主的选择能力之前，先入为主地向他们灌输某些信条，而这些信条本身又是荒谬和伪善的，那么，培养出来的人不论怎样虔诚地信奉，那也不是执着，而是蒙昧和愚顽。”肖川兄几乎是以向听者把心掏出来的虔诚姿态，来言说一种以人性、尊严、独立、自由、理性、创新为关键词的教育理念。
“从今却别江南路，化作杜鹃带血归。”肖川兄走的正是一条杜鹃滴血的思想者之路。我记起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讲述的关于金蔷薇的凄美故事，“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教育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呢？也许，“重温金蔷薇”，还是一门我们的文化品质中远未习得的功课。肖川君的尝试乃是一个美丽的开始。怎样更深地触及社会的深层结构，触及民族、历史的苦难与欢乐，深入生活之中那些幽深的质地、那些无声的琴键、那些纠结在我们生命深处的无法命名的根，触及我们言说的广袤“大地”，也许，还是我们尚待开启的“视界”，那么，我们今后的路会不会更长，更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