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把“7·23”事件永远地埋藏在心中
关于“7·23”事件的各种评说已经不少了，我还是要以公民个人的名义发表一点自己卑微的看法。
——题记
尽管这个事故的发生，人祸远远大于天灾，我非常痛心于事件的发生，但比发生更痛心的是我们面对事故的态度。我们确实处于快速追求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但如果事故出现了，我们所抱持的态度只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尽可能地推卸责任，或者转移事实，或者尽快平息事实，而不是让事故中所折射出来的各种问题，进入现代化的历史之中，成为现代化的精神资源，那么这些事故中的死难者就成了现代化这个宏大历史诉求背后的必要的牺牲品而被合理化了。
我打心底里说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也很乐意从最善良的角度来揣测他人，我知道这些主事者心中当然也是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当然，他们自己的亲人没在其中，所以他们的尊重还没有到那种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但他们同时要顾全大局——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局，尊重生命高于一切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否则这样的现代化就不过是为少数人谋取资本的现代化，而不是每个国民的现代化；要以铁路的畅通为重——铁路畅通当然为重，只是如果不充分地面对我们当下的问题，铁路到底还会不会重现类似的或者不类似的其他事故；要体现高铁大国的形象——我们的发言人一再声称我国高铁技术是可靠的，殊不知，我们的技术也许很高明而且可靠，但任何技术都需要人来运用，如果使用技术的人不可靠，那么技术不会自动地可靠，或者可靠的技术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人死了难以复生，既然没有生命迹象，所以事故处置就应该及时改变重点，由救援转向安置和畅通——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可能轻易地漏过了生命探测仪可能漏过的生命，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探测仪也是不可靠的啊，救援的难度当然很大，可一旦我们有了生命探测仪的依据，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再管其中可能的生者，当然不管其中的死者，所以事故过去这么久，我们始终没有清楚地听到任何关于失踪者的数字，死亡人数定位在39位，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个2岁多的小女孩的幸存完全是靠运气而不是靠我们社会的救援机制，我们这个救援机制恰恰是要让这个小女孩送死的机制。不仅如此，我们实际上从根本上缺少对于死者的尊重，当那位在火车站等待自己6位亲人的男士，结果等来了5位亲人的噩耗，殊不知，缺少对死者的尊重就必然导致缺少对生者的尊重，因为生者许多时候也可以被当作死者，一旦生者的生命在探测仪之外，他/她就早已被视为死者了。
根据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这个事故最后的处置就是该撤职的撤职——撤职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撤掉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副局长的职务，还是有些偏早，至少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就赶紧撤职了，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安抚民众，但责任如果不能落实，其实是很难真正起到安抚民众的效果的；该赔偿的会尽可能被满意地赔偿，我们的铁道部门应该钱是不成问题的，死难者的家属也自会因为多种原因选择从此沉默；最后的结果是大家皆如意，至少是社会很快恢复平静，新闻媒体也是借这个机会热闹一下，很快陷于平淡之中，死难者永远无声无息地淹没在高铁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之中；最后最后的结果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
如果说不以事件的快速处理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地以人为本，以事故中的生者与死者为本，那么更为妥帖的处理方式至少包括：一是因为是实名制购票，完全可以查清损害严重的车厢的人数，尽可能地公开事故中的所有可能的受难者，公布他们的姓名，然后一个个澄清，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包括所谓的失踪者——又不是在大海里，挖地三尺也完全可以把失踪者找出来；二是不以尽快通车为目的，当然也不必有意拖延，而是以清理好所有遭遇事故的人员，同时查清需要在现场才能查清的原因，避免事实的遗漏——很多有价值的线索都是在我们的急切转移中遗漏的；三是尽可能多地保留遗物，特别是死难者的遗物，当然也包括报废的车厢，这些都是事故发生的最有利的见证，这些见证的保留就成了这个事故永远活着、从而警示后人的见证。我们的有关当事人当然最期望尽快销毁这些遗物，好让人们五官清净，从此把这个事故遗忘，以减缓个人的责任和良心的担当，这样做当然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这个事件一旦发生就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事件，甚至不只是当事人的事件，而应该成为民族的事件，成为现代化的事件，成为公共的事件，它们的意义是属于公众的。正因为如此，尽可能多地保留遗物，其实就是让死难者的生命意义得到延续，他们虽然不幸死了，但他们的死真正成了改变中国高铁战略，甚至改变中国现代化战略、提升社会的人本水平的契机。苟如此，则个人的不幸真的反过来变成了一种民族的幸运，正如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放弃逃离，选择被杀之前所言——“在中国，民众必须用血才能唤醒，断头请从我开始。”
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一只脏脏的鞋子，无力地躺在泥土之上。多么期待这只鞋子有人能保留下来，甚至能有更多的遗物。当然，最重要的是留下每个死难者的姓名，或者还能有一段他们的小传，好让他们因为这个事故被截断的生命故事能有些许存留。这种期待的实现其实很简单，就是修建一个“7·23”事故纪念馆，最好是在事故地点附近，把残留的车厢原样保存起来，把所有能搜集到的遗物集中起来，把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刻成纪念碑，当然也要把救援的故事保留下来，特别是那位温州的武警支队长的故事，让我们的民族把这个事故永远地记在心里，把这些苦命的死难者弱小的灵魂紧紧拥抱在怀里。唯其如此，“7·23”事故才成了跟每个国民相关的公共事件，成了每个人的事件，而不只是事故相关者的事件。也唯其如此，我们作为公民个人才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公共事物之中，否则我们永远只能是作为旁观者，作为事故的消费者，而不是作为深深地关切公共事物的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都成不了真正的公民——所谓公民，就是拥有公共事物的人。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以各种方式记住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尊重，其实更为根本的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尊重，对我们作为公民身份的尊重。
写到这里，我的眼里满是泪花。我知道我的设想不过是空想。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今后只能对着黑夜发出自己的哀思，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追怀死去的亲人。我也只能在无力的文字中向着那些远去的灵魂做出无力的祈祷，祝他们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