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课程与教学卷

一、我国学校课程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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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文明积累和下一代教育上,我国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有了学校,道德伦理与射箭这样的军事技能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到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学校教育制度初见雏形,学校教授的内容除了道德伦理和军事技能外,还开始进行读写算等基础文化的教学。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西周建立了由小学和大学两级构成、政教合一的完备的官学体系,并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六艺”具体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是政治伦理课,“乐”是综合艺术课,“射”和“御”是军事训练课,“书”和“数”是基础文化课。西周时的科技成果也很丰富,但是当时的贵族们比较鄙视这些知识,认为学习这些东西与他们的贵族身份不相称,所以在西周的官学里,我们看不到科技教育的内容。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士”这个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及文武双全之士。有些是失去世袭职守的贵族,有些是通过读书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王公贵族盛行养士之风,士阶层的人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并且身价很高。年轻人纷纷入学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士,私学因此兴起并得到发展。到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私学学派。

儒家私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经”,具体包括《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六经”在教育史上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后来《乐经》散失,只留下“五经”,“五经”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教材,沿用了两千多年。

墨家私学的学习内容要比儒家私学广。他们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具体涉及几何学、力学、光学、声学等方面。战国以后,墨家走向衰微,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从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现存的《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它包括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除了儒墨两家,这一时期道家、法家等私学也颇有势力。道家的学习内容是《老子》。法家则主张用法令教育人民,否定一切文化与学说。法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导致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的统治时间是短暂的,仅存十余年,但它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统一了文字,朝中大臣们亲自编写标准文字的范本,供儿童识字之用。

汉朝是第一个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代。那时,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以儒家为核心的学说被立为正统,成为中华文明坚实的根基。汉朝文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学习的内容独尊儒术,经学成为研读的重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由统一转为分裂。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学校教育时废时兴,总体上走向衰落。文化上,盛行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学习的内容较为驳杂。

581年,隋朝统一中国。这是一个和秦朝同样短暂的朝代,但它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专门设立了管理教育的中央行政机构,选任专门的教育长官。隋炀帝还开创科举考试制度,选用优秀人才,学校教育发展很快,在一些地区如“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1]。

唐代又是一个很多中国人喜欢回忆并愿意生活的时代。这时的中国颇具泱泱大国风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国际交流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人士慕名前来学习交流。唐代以后,海外华人多被称为唐人,华人聚集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为唐人街。

唐代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斐然。科技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印刷术上。文学上以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在学校教育方面,儒家经典仍是正统。沿袭隋朝的科举制度,为保证标准一致,孔颖达等奉命编订《五经正义》。传闻孔颖达是孔子的第31世孙,曾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国子监祭酒”。《五经正义》于653年审定颁行,自此经学教材定于一尊,全国统一使用。《五经正义》具体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唐代流行诵读《千字文》《急就章》《蒙求》《太公家教》《咏史诗》等。

至宋代,学校通行的学习内容发展到“十三经”,学习的内容没有变化,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经学的态度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宋朝学者不笃信好古,敢于质疑经书,从个人立场对经书进行理解和阐释,一时百家蜂起,各持己见,各有长短。至朱熹作《四书集注》,“四书”风行后世,代替“五经”成为核心教材。在儿童教育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三字经》《小学》《百家姓》和《千家诗》。

可能是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宋人在学习方法上非常用心。比如,在苏州、湖州长期从事教育实践的胡瑗,基于自己的经验,总结了“苏湖教法”。“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分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斋培养治术人才和学术人才,治事斋又分治民科、讲武科、堰水科、算历科等,旨在培养实用人才。入治事斋的学生至少要学两科,一科为主,一科为副,方便学生将来就业。由于求学的人数众多,胡瑗还实行分组教学,把学生分组,学生先自学,然后由教师召集讨论。朱熹则按照学生的年龄,对小学、大学的学习内容进行了安排:小学阶段从8岁到15岁,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目标是“学其事”,养成好的行为习惯。他编写的《小学书》被称为“学者入德之门”,“是读书、做人的基本”,还流传到日本、朝鲜,影响深远。大学阶段,朱熹以格物致知及孝悌为主要内容,目标是“学其理”“学以明伦”,懂得做人的道理。

自隋朝开科举取才之先河,到唐代时,科举考试严重影响到学习内容,基本上是科举考什么,人们就学什么。针对科举考试带来的忽视学校教育的弊端,宋代先后兴起三次学校教育改革,对学习的具体内容、学习课时、升级考试制度等进行了重大改革,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者建立的统治全国的王朝。北方游牧者的文化并不高,为了维护统治,他们不得不借重历史久远的儒学文化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儒家经典仍是学校的主流教材,分科、按年龄次第进行教学成为常态。理学教育家程端礼制定了《读书分年日程》,对学习内容及其进程做了详细而周密的安排。为了掌握学习进度,便于教师检查和指导,程端礼还设计了表格,让学生每天填写学习情况。该日程曾由国子监颁发到全国郡县学校实行。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曾做过和尚、乞丐。他智勇神武,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明王朝建立后,重视复兴汉文化,紧抓教育,开创八股取士制度。官方学校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的学生在学期间享有优厚的待遇,但规则约束也很严苛。官府在城镇乡村大兴社学,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已有强制性的义务教育的意义。为加强专制统治,明朝对教材及其内容严格控制。比如,在国子监,规定必学的教材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御制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其中,《御制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要求人人必读,家家必备。虽然“四书五经”仍是传统教材,但自实行八股取士后,经书也不再受重视,读书人就只读那些能帮助他们应试取得功名利禄的八股文了。清代仿明代,仍采取八股取士,八股文继续盛行,教材及其内容仍为钦定。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明清两代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反而促进了民间对官方的怀疑与批判,涌现出了一批思想独立的学者,形成了求真务实的新思潮。到清朝末年,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传入中国,科举制度和“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遭到人们激烈的抨击。一部分思想先进人士极力倡导西学,要求废科举、兴新学。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举办教会学校,给传统课程带来了冲击。1861年,我国带有现代色彩的课程在京师同文馆诞生。以下是1876年京师同文馆八年制的课程设置。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现代自然科学和一些实用技术类课程在其中明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我国结束了封建帝王时代,古代课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开始全面实施现代课程。1912年的课程计划是这一转变的典型标志。1912年学制中开设了国文、修身、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家政(女)、缝纫(女)、音乐、体操等课程。[2]“读经”科在学校课程中不再出现,以自然科学为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现代课程从此确立。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稳定下来。在乱世中,学校教育尽管很难保持正常的秩序,但在苦难中挣扎生存的中国人寄予了教育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一些有志之士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他们倡导教育与生活的联系,用更为实际的生活内容充实、改造学校的课程。他们引进、翻译当时流行的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移植美国的学制与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各领域全面学习苏联,学校课程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全面改造。在1966年“**”开始以前,学校课程虽然随着政治而摇摆,但仍坚持了科学化、现代化的大方向。1966年至1976年的“**”彻底否定了学校的科学文化教育,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文化是“四旧”之一,不能学,西方的科学文化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不能学,苏联的科学文化属于修正主义,也不能学,学校教育近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