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升农村新生代的整体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力军，这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村义务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和先行工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全国各县区基本完成“两基”工程，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农村受教育人数的比例保持稳步增长，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是，走进农村，我们依然会发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仍存在发展困境，相对于城镇来说基础还非常薄弱。
首先，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仍需不断提高。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全国仍有8507万文盲，其中城镇有1842万人，农村有6665万人。城镇的文盲率为4.04%，农村为8.25%。我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7年，还处在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阶段。中小学学生的流失、辍学，主要发生在农村。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表现在存量上，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2000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其中城市人口为9.8年，农村人口为6.85年，城乡差距为2.95年。农业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非农业人口，这既反映出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也反映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高学历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农村缺乏留住、吸纳人才的环境。与此同时，辍学流失的学生又以农村学生为主。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流失学生中，农村学生占九成，高中和中专的流失学生中，农村学生分别占七成、六成。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不顾实际情况撤并学校，增大了农村学生的就学困难，减少了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费用。同时，在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财力薄弱的县乡级财政承担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无力发展和改善农村教育。税费改革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显性化。在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乡镇政府财力的急剧下降。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后果是：不少农村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甚至没有公用经费；一些学校存在危房和教育欠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过重，致使部分学生失学。有数据表明，乡村小学的校均规模由2011年的176.73人减少到2015年的148.15人，乡村中学的校均规模由2011年的553.88人下降到2015年413.45人。农村学校生源萎缩，既与农村生育率下降有关，也是农村家长对农村学校不信任的结果。[29]
其次，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投资结构需不断完善。教育经费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由于资金短缺，我国农村中小学的教学硬件设施方面，普遍存在教学仪器设备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校舍面积偏小、危房率高、图书达标率低等问题。全国农村仅有一半左右的中学和乡镇中心校建立了实验室，而绝大多数的实验室的仪器配备尚不完善，且利用率极低。此外，农村教育经费还存在政府随意挪用的现象。例如，南昌市审计局组织4个县审计局重点对该市的4县2005年度义务教育经费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4个县财政、教育主管部门、税务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441.07万元。一是挤占挪用学校收费等预算外资金246.73万元，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发放教职工补贴等。二是有的财税部门从县教体局教育费附加中直接提取手续费22.85万元。三是部分乡镇挪用上级教育专项资金14.5万元，用于乡镇经费开支。四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所属单位将本应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各种教育回扣、代办劳务费等156.99万元占为己有，用于本部门本单位经费开支。[30]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并不高，以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为例，2014年农村小学为6.481台，同期城镇小学为8.579台，可见农村学校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拥有率仍落后于城镇学校。以生均拥有固定资产为例，2014年农村小学生为0.726万元，同期城镇小学生为0.732万元，考虑到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学校人数远多于农村，所以城镇学校拥有固定资产的绝对值远高于农村学校。[31]正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投入经费与投资结构上的不足，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任务依然艰巨，整体指标均不同程度落后于城镇。
再次，农村教师队伍发展水平较低，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师资力量总体薄弱，素质偏低。从教师数量上看总量不足，特别是专任教师较为缺乏；从教师的学历层次来看总体偏低，大部分教师的最高学历只是专科或中专、中师，本科学历的教师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从教师教学能力来看有待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中除了拥有合格学历的老师教学外，很多地方还有代课教师，不仅很多代课教师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就是正式的教师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者也大有人在。除此之外，在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也是导致教师力量薄弱的重要因素。农村义务教育不用说对优秀人才有多大的吸引力，就连自己培养的教师也无法留住，优秀教师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对全国12个省份调研数据与《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6》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教师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在城乡教师的工资津贴、工作量上仍然有较大差距。农村教师工资津贴少、工作负担重、教学压力大。调查发现农村教师工资收入、津贴偏低，城市教师月工资收入为3583.4元，而农村教师仅为3041.02元。其次，虽然农村教师补充机制不断完善，但是城乡教师交流政策并没有全面落实，教师交流政策仍存在改进空间。调查发现，城乡教师交流率低、教师对交流认同度低，交流津贴发放率低。最后，农村教师学历水平提高，发展机会增加，但城乡教师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全国小学教师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91.89%，比2011年提高9.84%；其中农村教师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89.7%，比城市低7.6%。同时发现，农村教师高层次培训机会相对较少，城市教师参加市级以上培训的比例为81.3%，而农村只有62.23%，两者相差19.07个百分点。这也凸显出农村教师的发展机会较少，发展空间小于城市教师。[32]
最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问题。201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数量为2019.34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8.23%。其中，小学阶段有留守儿童1383.66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3.84%；初中阶段有635.57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20.13%。留守儿童占农村在校生的比例均相对稳定，均保持在27%～30%，初中略高于小学。[33]这一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同时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问题仍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学习方面，留守儿童多数是由爷爷奶奶监护，没有指导其学习的能力，导致留守儿童厌学情绪增加；在生活方面，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和照顾，没有亲情的感化和关爱，缺乏自信心；在人际交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家庭，没有走出去和陌生人接触的机会，性格相对内向，在老师面前和与同学交往时表现出害羞、自卑、胆小。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责任。
2016年两份关于留守儿童教育和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和《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这两份报告关注点各有侧重，但却同时提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前者显示，调查样本中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与全国常模相比，在心理健康、校园霸凌和学业发展等方面表现要更差。其中，样本学生抑郁风险非常高，是全国城市平均水平33.3%的2倍。后者则重点关注父母与孩子见面次数与孩子心理状况的关系。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愉悦程度明显低于父母均未外出的非留守儿童。这些研究都说明我国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来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毋庸置疑，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仍存在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投资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合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表象与实质，找准问题的关键，切实有效地制定政策与措施，从教育经费投入、观念改进、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辅助设备改造等方面进行努力。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快速、均衡化发展。义务教育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处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促使义务教育朝着更加公平、正义、均衡化方向发展。
[1] 贾继娥、褚宏启：《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三条路径》，载《教育发展研究》，2012（3）。
[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40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 金铁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93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4]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科研的理论与实践》，101～11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5] 北京师范大学学制研究组：《对改革中小学学制的建议》，载《人民日报》，1984-10-28。
[6] 北京师范大学学制研究组：《对改革中小学学制的建议》，载《人民日报》，1984-10-28。
[7] 董洪亮、董雅婷：《哪种学制，更有利于孩子成长》，载《人民日报》，2011-08-12。
[8] 董洪亮、董雅婷：《哪种学制，更有利于孩子成长》，载《人民日报》，2011-08-12。
[9] 董洪亮、董雅婷：《哪种学制，更有利于孩子成长》，载《人民日报》，2011-08-12。
[10] 张大友：《论“九年一贯制”的优势与弊端》，载《科教资讯》，2007（29）。
[11] 艾春梅、任一明：《九年一贯制学校英语教学衔接研究的意义》，载《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0（2）。
[12] 张景华：《九年一贯制能否破解“小升初”困局？》，载《光明日报》，2014-04-25。
[13] 王晓峰：《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育管理实践探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3。
[14] 晁宁：《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一贯制》，载《时代教育》，2007（15）。
[15] 王承清、程双涛、程墩明：《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出路》，载《文教资料》，2015（9）。
[16] 杜永强、沈海训：《九年一贯制学校运行状况及其策略研究》，载《文教资料》，2012（2）。
[17] 宋世云、张纪元：《九年一贯制办学模式探究》，载《中小学校长》，2015（6）。
[18] 程素萍：《九年一贯制办学改革：现状与对策——基于北京市D区16所学校的问卷调查》，载《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7（1）。
[19] 张景华：《九年一贯制能否破解“小升初”困局？》，载《光明日报》，2014-04-25。
[20] 李启金、韦健琳：《九年一贯制学校研究现状综述》，载《贺州学院学报》，2008（3）。
[21] 张平平、胡咏梅、周达：《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的发展状况优于普通学校吗？》，载《教育科学研究》，2017（1）。
[22] 卢伟：《北京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现状的调查研究》，载《上海教育科研》，2014（11）。
[23] 王承清、程双涛、程墩明：《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出路》，载《文教资料》，2015（9）。
[24] 卢伟：《北京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现状的调查研究》，载《上海教育科研》，2014（11）。
[25] 杜永强、沈海训：《九年一贯制学校运行状况及其策略研究》，载《文教资料》，2012（2）。
[26] 赵秀文：《“解放”与“挑战”共在：基础教育弹性学制的现实境遇之思》，载《当代教育科学》，2016（16）。
[27] 赵秀文：《“解放”与“挑战”共在：基础教育弹性学制的现实境遇之思》，载《当代教育科学》，2016（16）。
[28] 《托起中西部贫困地区底部 普及高中教育是时候了》，载《人民日报》，2017-04-20。
[29] 刘国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农村教育：成果、阻力与变革路径》，载《教育探索》，2018（1）。
[30] 夏思捷：《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之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审计与理财》，2008（6）。
[31] 王广飞、符琳蓉：《城乡教育一体化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困境与对策》，载《农村经济》，2018（3）。
[32] 秦玉友、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思路》，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33] 秦玉友、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思路》，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