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的探索一直在进行。政府试图通过逐步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来变革办学体制，在此过程中需要解决准入机制和地位确立的问题。
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强调“集体和个人也可以办”。1983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等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途径，并提出每年对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教育追加一次补助。至此，我国形成了行业企业、劳动等部委、教育部门共同举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格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并且这一点在以后的政策中得以延续，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提供了政策基础。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今后职业学校要走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以及产教结合的路子。[17]《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正式指出“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原则，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政府要统筹规划，“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引导、规范和督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政府办学、企业办学和社会办学共同发展”。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提出：“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至此，我国职业教育初步形成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充分发挥行业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格局实现了重大转变，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更加清晰。职业教育经历了从计划培养到市场驱动的转变，由原来的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政府主导、直接管理”，转变为“政府推动与宏观引导”“校企主导、校企双主体合作”。对社会力量参与的表述最初是“集体和个人也可以办”，之后变为正式肯定，然后实行由政府进行主动“引导”，到现今已把企业作为双主体之一的重要实施者，把行业指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办学方向上，坚持“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在办学模式上，大力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规模化办学。职业教育办学机制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日益强大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一致的，都是采用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在政府的宏观力量的扶持下逐渐走向完善、成熟。[18]
政府统筹与面向市场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脉相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职业教育上的反映。市场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有利于调节人才的供需平衡，市场（行业企业）在向职业教育提出要求的同时也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依据，包括人才需求、能力标准、师资、实训实习等各种资源，这些是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所必需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需要面向市场办学，但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完全依靠行业、企业办学会产生很多问题。在我国独特的国情中，市场机制并没能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包括职业教育滑坡在内的诸多问题，反而引发了危机。在没有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法支持职业教育实现自我持续发展，无法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无法促成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有效联合，无法有效解决教育公平等问题，无法代替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高投入。因此，市场机制的政策取向并没有使职业教育发展摆脱困境。[19]政府统筹下的公共职业教育具有行业、企业办学所不具备的优势与功能，我国职业教育需要政府统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其公益性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财力和政府的决心与选择。《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4届高职毕业生中有91%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2%的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职业教育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教育脱贫作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其二，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邻近影响或毗邻效应。[21]职业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自身及其家庭，其他社会成员也能从中受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具体而言，假如一个贫困青年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从而能够谋生，获得收益的不仅是他自身和他的家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因个人贫困、失业而违法犯罪，影响社会安定的可能性。因此，职业教育需要政府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环境的营造、保障条件的完善、经费的提供、发展质量的监督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其三，职业教育涉及的范围超乎任何单个行业、企业、学校的能力，一些人才培养的关键性问题，在中国人口庞大、地区差异巨大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层面的统筹规划才可能解决。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情况变化等问题，只有在国家层面才能够做到较为精准的预测和调整。在维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关系上，要为企业参与提供政府支持和法律依据[22]；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为其营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提出职业教育标准、途径、创新方法，提供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等方面政府也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从宏观的政策、体制、机制，中观的产业与教育界，微观的学校与企业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协调，利用可调动的资源提供支持和保障。而事实上，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也确实能够发挥优势。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职业教育发展初期力量薄弱、体系不完善时，只有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职业教育才能快速成长。当职业教育体系在政府宏观力量的扶持下逐渐走向成熟时，政府会逐渐减少在职业教育的招生就业、专业设置和课程等方面的计划、控制和支持，转而让市场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合作模式反映了教育界与产业界、学校与企业的取长补短、互利共赢的保险机制（防止单一主体失灵的状况）、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