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终身教育卷

二、乡村社会教育内容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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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社会教育内容

乡村社会教育内容是乡村教育的核心要素,影响着乡村教育目标的落实与乡村建设的质量。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教育内容是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与服务的重要内容。目前,乡村社会教育主要以青少年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种形式组织开展。

乡村青少年社会教育指向范围界定为户籍属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留守乡村从事农业或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劳动者及外出打工人员的子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为乡村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与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相辅相成。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要求中小学校增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培育学生的主体意识、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提高学生自我规划和自主选择能力为宗旨,着眼于培养、激发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是一种体现不同基础要求、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课程。[29]乡村学校具有独特的优势,生态环境较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质朴的乡风民俗,乡村社会是更为接近人的先天善好的自然秩序的一个综合的文化织体,因此能为人的天赋展现、为人的教养的养成、为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提供更为自由、没有拘束、淳朴、洁净而少有**的社会氛围。[30]如重庆市北碚区复兴小学,将北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线描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之中,开设了保护文化遗产、丰富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线描画等实践体验类课程,促成线描画被重庆市政府列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树立了乡村实践课程开发的范例,不仅丰富了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更促进了乡村学生创新意识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31]

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条件下,提升村民生产技能、推广农业新技术是乡村职业教育内容的重点。同时,对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的培训,同样是乡村职业教育内容的关注重点。实际上,这是为乡村富余人员进入城镇工作生活所做的准备,能够为乡村人力资源高效利用服务,为乡村地区收入增加做贡献。长期以来,我国乡村职业教育内容主要界定在为“三农”发展的服务范畴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农业经济发展服务,到改革开放后为乡村经济建设服务,再到21世纪为培养新村民服务,乡村职业教育内容始终围绕着“三农”发挥其功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与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乡村教育内容重在为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普转专”专业型人才奠定基础,从而更新传统生产模式,推进农业新技术进入农村,使乡村地区同样享受到农业生产新成果和新技术带来的改善。

乡村成人教育主要担负着培养新村民的重任,是指对乡村成年人进行的文化科学技术和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教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成人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减少乡村地区文盲数量,而且是提升乡村居民文化素质。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扫盲工作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由2005年的11.04%下降到2016年的5.28%,但文盲绝对数仍很大,且绝大部分文盲在乡村。新时期,时代和社会发展给乡村扫盲教育内容赋予了新的要求,除了识字教育之外,还应包括城乡新文化、新知识和新技术,尤其要为乡村扫盲对象介绍符合时代要求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理解并有效运用,不会成为新时代的“技术盲”。在减少文盲的同时,乡村成人教育要努力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目标要求的内涵,就是在乡村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形成以经济政策为主体的综合发展蓝图,最终实现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崇尚文明礼仪和道德廉耻。[32]乡村成人教育可以通过充实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等方式,向村民普及乡村文化知识,开展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寓教于乐,移风易俗。确保健康向上的现代文明融入乡村千家万户,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努力构建尊老爱幼、学习科技、诚信守法、开放进取、遵守公德、艰苦创业的新型乡风。

(二)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形式

乡土文化是乡村居民为适应具体的生产生活环境所创造并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以青少年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主要传播方式。

乡村少年宫和各类青少年培训机构主要承载了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功能。乡村少年宫主要为乡村儿童提供各种课外活动。各类培训机构主要目的是发挥乡村青少年的各方面特长,如音乐、美术、书法等。社会教育对乡村青少年的影响更多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的,如长辈的说教、参与民间的各类社会活动等。随着近年来国家在开发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方面投入力度的加大,乡村基础教育活动也逐步注入了传统乡村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活动、民族节日庆典、民族建筑与服装等逐步融入课堂之中。

乡村职业教育与乡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乡村职业教育教学的实施机构主要有乡村农业技术学校或培训中心、社区学校或学习中心以及各类对口专业的培训中心等。除此之外,还有乡村成人学校、农民夜校等机构。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主要存在着缺失或准缺失两种情况。缺失指乡村职业教育组织缺位,即原本应存在于乡村的职业教育组织根本不存在。准缺失是指乡村职业教育组织有名无实。就缺失情况而言,主要表现为在乡村并未有临时的或长期稳定的职业教育组织来间断或持续地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准缺失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部分乡村因为地方政策的需求,设置了职业教育机构,如农民技术学校、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然而,这样的机构只是表面的形象工程,只是短暂地开设过相应的职业教育活动或从未开展过职业教育活动。[33]同时,随着乡村职业选择的逐渐多元化和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职业教育将不断趋向于精准化、专业化,小班制将会成为我国乡村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形式。目前,乡村职业教育活动主要采用的是讲授法与示范法。随着小班制的流行,可以适当采用探究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组织农民共同探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培养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意识,养成主动探究问题的习惯。例如,在贵州某农村,2013年稻谷遭遇大面积的瘟疫,眼看即将成熟的稻谷一片一片倒下,农民试用了很多农药都无济于事。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几名在这方面爱钻研且有一定经验的村民组成了研讨小组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最后,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瘟疫,保证了稻谷的收成。[34]由此可以看出,需要培养农民主动合作的探究意识与精神,以便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现实问题时能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和解决。

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与交通情况,乡村成人教育组织通常分为两类。在贫困、交通不便的地方主要有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人口学校、夜校、冬学等。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通常以社区命名,如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学校、社区学院等。此外,还有成人远程学习中心以及部分临时性的乡村成人教育组织。教育内容主要立足于乡村人民的生活实际,组织形式多为专题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在贵州贵安新区的某村,成人学校的负责人先深入村民中开展调研,统计出村民需要学习的主题及其对应的人数,成人学校据此聘请师资,根据学习专题组织学员,选择合适的地点开展教学活动,效果明显。

[1] 詹栋梁:《社会教育学》,2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3。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20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7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4]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8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1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7]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70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8]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19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社会建设》,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6)。

[10]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2)。

[11] 董平:《社区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的工作模式研究》,载《成人教育》,2016(11)。

[12] 陈新华:《新世纪上海市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模式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

[13] 张良驯:《青少年社会教育学》,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14] 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13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5] 张良驯:《青少年社会教育学》,25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16] 杨育智:《社会教育功能解读》,载《成人教育》,2011(4)。

[17] 刘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教育形态》,载《思想教育研究》,2011(9)。

[18] 佘双好:《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健全措施研究》,1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9] 苏敏、倪赤丹:《深圳市青少年社会教育现状研究》,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6)。

[20] 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19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1] 周新英:《“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记上海市中小学生电子计算机教育》,载《人民教育》,1985(1)。

[22] 慈鑫:《中央发文抓体质为何成效未彰》,载《中国青年报》,2014-08-06。

[23] 龚超:《国外社会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现状探析》,载《理论月刊》,2008(2)。

[24] 李晓凤:《武汉市青少年社会教育经验模式研究——从青少年社会服务的角度》,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12)。

[25] 《2017中国家庭素质教育消费报告》,http://www.ce.cn/xwzx/kj/201712/18/t20171218_27306690.shtml,2018-07-27。

[26] 杨守建:《社会教育与青少年全面发展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3)。

[27] 任建华、丁辉、徐君:《成人学习促进欧洲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的经验和启示》,载《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3)。

[28] 《李鹏同志在接见全国老年大学经验交流会代表时的讲话》,见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龄工作年鉴:1982—2002》,43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

[29] 洪明、张俊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导论》,4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30] 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19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1] 宋乃庆、范涌峰:《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建构的实践探索——以重庆复兴小学农村儿童线描画校本课程为例》,载《课程·教材·教法》,2015(9)。

[32] 张岱年:《文化与价值》,8~1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3] 李森、崔友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20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

[34] 李森、崔友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20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