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属于文化范畴。传媒内容受社会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反映社会主文化；在一定条件下，传媒内容就等于社会主文化。社会主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导价值观——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与此相近的概念是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一词指的是，协助维持特权阶级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利益的文化信仰与习俗。最早使用这个观点的，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而美国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接纳这样的观点。依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4]在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即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决定的文化价值观，是由党和国家政权所提倡的、为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价值观。
传媒内容与社会主导价值观有因果联系。这种联系在很多具体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有充分的体现。下面以改革前后对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对比这两个时期新闻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导价值观，以揭示传媒内容的核心影响因素，并对传媒运作规律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角度作探讨。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强地震，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当时，我国正处于“**”末期。社会主导价值观还处在政治挂帅的时期，政治价值高于一切。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地震发生，其破坏程度、影响面丝毫不亚于唐山大地震。但这个时候，社会主导价值观已转到以人为本上来了。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权利，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渐确立的主导价值观。两种不同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决定着新闻报道的内容有着根本的差异。
当然，社会主导价值观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出自不同角度的多方面内容，比如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集体主义等。这里主要从社会根本价值目标及其表现方面来探讨改革前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迁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制约。具体而言，改革之前，我国社会的根本价值目标是政治价值，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改革之后，我国社会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两种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指导下，对于大地震的报道的内容、选择角度截然不同，后果、影响也有天壤之别。
从社会学的学科角度来看，地震灾害属于突发公共事件。2006年1月8日，我国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预案把“突发公共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公共危机事件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危害性和破坏性。根据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公共危机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自然灾害[5]，事故灾难[6]，公共卫生事件[7]，社会安全事件[8]。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又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作为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在其严重程度上是相似的，但传媒报道则有天壤之别。
一、唐山大地震新闻报道中的问题及其社会主导价值观成因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公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而且及时和真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9]
1976年，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广播、报纸是主要的大众传媒。而且，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市场还是社会反对的力量，所以，也没有出现市场化的、受众取向的报纸（如都市报）。《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是当时公众获得资讯的主要传媒渠道，也是制造舆论的主要传媒途径。《人民日报》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报道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没有迅速、及时地告知灾情信息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沟通者，应迅速、及时地传递危机信息，以使得公众及其他机构能够根据所传递的信息作出较科学的决策。这涉及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公共危机事件的最大特点即在于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知情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唐山大地震后，传媒没有迅速、及时地告知灾情信息；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是十分苍白的，也是滞后的。地震三年之后才报道地震中的死亡人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事件，对公众知情权的侵害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
在死难者人数众多、灾情紧急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仅仅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下地震情况——在正文导语中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把报道的重点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这是喧宾夺主的报道，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这种片面性的报道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10]
（三）对灾民的报道角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这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灾民报道的指导思想。“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11]当时抗震救灾的口号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样的报道和口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当时政治至上的传媒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12]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
唐山大地震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本的成因是当时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强化阶级斗争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视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一切都要放在政治的标准上去衡量。毛泽东晚年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不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还在党中央有一个自己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尽快将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的发动就基于毛泽东上述观念。十年“**”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新闻报道观概莫能外：只要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立场的报道角度，就要大加发扬；反之，就会被忽视。当时对报纸的定性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所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支配下，对唐山大地震的政治性报道就顺理成章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普通老百姓阶级斗争这根弦也绷得非常紧。一个当年的部队摄影记者这样回忆他在唐山地震灾区的经历：“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机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13]
总之，唐山地震的灾后报道打上了浓厚的阶级斗争烙印，灾民在其中是缺位的，不在场的。
二、汶川地震新闻报道的进步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迁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地震。汶川地震报道的公开性、及时性、全面性是非常明显的。汶川地震发生在信息传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当代社会大环境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的信息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比起唐山大地震，汶川强震后，我们有了媒介的广泛参与，传媒迅速、及时、全面、客观地告知灾情信息和救援信息，满足了各种需要。传媒、信息在地震灾害救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震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为抗灾、救灾提供了实际的支持，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每时每刻公开的灾区信息，吸引着救灾部门的关注，牵动着民众的心。很多人在思考、在参与，如何帮助受灾的群众，如何捐款捐物，如何送去真挚的关怀和爱心。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媒体，更信任发布信息的有关部门，更需要坚强的领导和科学的决策。迅速、公开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时间的珍贵。我们不须再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需要再去揣摩小道消息。我们只需要做的是：每时每刻关心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伸出我们的手，付出我们的真情，尽我们的所能，帮助灾区的群众！”[14]
汶川地震发生后，互联网上立刻出现了报道地震消息的新闻，广播、电视、报纸也很快作出了关于灾情的全面、客观的报道。以下是新华网2008年5月13日的报道：
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赶赴四川地震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据中国地震局通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宁夏、青海、甘肃、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云南、湖南、湖北、上海、重庆、北京等地均有震感。
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截至12日17时28分，发生300多次余震，最大震级6级。这次地震是继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两县发生7.6级地震以来，近32年发生的四川省内首次7级以上地震。
记者从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13日零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近万名，甘肃、陕西等其他地区死亡人数180多名。”
地震发生后的12天内，国内传媒的主题都是关于这次地震灾害的各角度报道，以保证及时、全面、客观地告知灾情信息和救援信息。中央电视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灾情和救援的动态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对救灾工作和国民形象、国家形象塑造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传媒的地震报道主要分为以下九类：
（一）灾情的动态报道
持续不断地及时报道灾情，是汶川地震报道的首要特点。每天的灾情统计、救援进展、遇到的问题等在动态报道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以下是5月25日的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报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下午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截至25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62664人遇难，358816人受伤，失踪23775人。紧急转移安置与累计受灾人数与24日相同。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290.55亿元，其中实际到账捐赠款物合计237.2亿元，已向灾区拨付75.19亿元。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46.314万顶、被子241.9347万床、衣物344.4526万件、燃油39万吨、煤炭80万吨。
截至24日24时，抢险救灾人员已总计解救、转移638305人，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生还者6537人。截至25日12时，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合计82907人，已出院51826人，院内死亡3515人，仍有18027人住院，从四川转外省市治疗5149人。
截至25日14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51.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10.95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0.45亿元。
截至25日12时，只有北川县尚未恢复供电，理县等12个县部分恢复供电。
截至25日，在前一阶段通过各种手段实现通信抢通的109个乡镇中，目前有62个乡镇已恢复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等公众通信，实现地面、空中多途径通信。
（二）地震灾害中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
在汶川地震中，涌现了很多救助他人的感人事迹。有亲人去世多人、却顾不上自己的悲痛，坚守救灾第一线的人武部长、民政局局长、村干部、女民警，也有为了帮学生脱离险境而献身的老师的壮举。关于老师救学生的报道很多。谭千秋老师双臂张开趴在讲台上死死护着桌下的4个学生，学生获救了，谭老师却不幸遇难，张米亚老师双手死死护住两名学生，自己却不幸遇难，救援人员不得不锯掉他僵硬的手臂以救出孩子。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震撼、感动着国人的心灵，使他们对这些老师肃然起敬。以下的网评表达了人们的心声：
一场灾难，见证师魂之伟大。也许，用这样的方式去见证，确实显得十分残酷。可是，当一切都要来的时候，人民教师，唯有用肩膀，将生还的希望留给学生，无怨无悔……浩劫式的“5·12”大地震让人们知道，在中国，教师的肩膀还是挑起学生困难的地方，教师的怀抱还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教师的爱，还是满满地贯注在学生的身上……
我已经不忍再回顾他们的壮举，因为回顾意味着重温伤痛。可是，我们又必须回顾，在这场生与死的浩劫中，我们有着不能忘却的记忆，伤痛让我们记住这些教师的名字，记下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他们为了学生的生，自己选择了死！
是他们，用生命诠释大爱是什么！
是他们，用生命诠释师魂是什么！
是他们，用生命诠释教育是什么？
共和国，请为在“5·12”大地震中那些逝去的教师立碑吧！[15]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灾区的关心
汶川地震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心着灾区群众的安危。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后很快赶赴灾区，亲自指挥救灾工作，给了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以极大的克服困难的信心。其后，胡锦涛、席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赶赴灾区看望群众，就救灾工作作指示。传媒及时地报道了这些消息。
以下是温总理震后在灾区看望、安慰、鼓励受灾群众的报道。
5月14日上午，温总理沿着路面上仍然不时可见滚石的公路，驱车来到四川绵阳境内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察看地震灾情。温家宝来到设置在学校操场上的群众安置点。他对围拢来的群众连声说道：“别难过，别难过”。他说：“乡亲们，这场地震波及范围广，受灾人数多，北川的灾情也最严重。你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我和你们一样心情沉重，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向死者表示哀悼。”
“谢谢总理。”几位受灾群众说。
温家宝说：“我们失去了亲人，但活着的人得生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灾害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战胜灾害的决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双手，要共同努力，把房子盖好，把孩子培养好，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我相信这一代人，乃至子孙后代都会生活得越来越好。”
温家宝接着说：“灾害无情人有情，通过这场灾害，人民更加团结，军民更加团结，干部和群众更加团结。我们的救援人员要到每个县、乡、村实施救援，党和政府还有全社会都会尽最大努力把被困在废墟中的群众救出来，把受灾群众安置好。”[16]
（四）解放军救援灾区的情况报道
解放军作为人民子弟兵，在救灾过程中功不可没，受到灾区人民一致的赞扬。传媒对此也不吝啬笔墨进行详细报道。
《解放军拼命疾行救受灾藏民，急行军33小时120公里》[17]介绍了2008年5月17日到5月18日，济南军区某摩步旅80名官兵，靠拼命精神和对藏族同胞的深厚感情，肩背装有药品、食品的40公斤的背囊，不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克服高山深谷等一个个天险，强行穿越无人区，徒步向藏族乡奔袭，连续急行军33小时120公里，为抢救藏民生命[18]争取了宝贵时间的感人事迹。《李振波：4999米，首跳勇士出燕赵》[19]介绍了在我国伞降救灾史上创造了奇迹的空降兵指挥官李振波的先进事迹：“5月14日11时47分，从我省邯郸入伍的李振波为首的15名空降兵以足以载入历史的惊人一跳，突入‘震后孤岛’茂县县城，为后续救援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20]《恩人啊：你们的帽徽我守护着》[21]通过15日晚被官兵们从映秀救出的羌族姑娘吴雪莉用手紧紧守护着两枚军徽的故事，折射出了解放军全心全意救助灾民的感人事迹。这类的报道还有很多。
（五）其他救援主体的情况介绍
非政府组织介入救援在过去很少在传媒中出现。汶川地震报道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崭新的突破：志愿者、NGO、国际救援队等其他救援主体的救灾活动出现在各类媒体报道中。
《中学倒塌千余学生被埋 唐山农民自费赴川救援》介绍了曾经感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唐山农民救援小分队队长宋志勇在北川中学开展救援的情况和他的救灾感受、遇到的问题。
现场的情景使他惊呆了，他没有想到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废铁收购站，80%的房屋倒塌，村里除了救援的人再也看不到其他人。
宋志勇一个伤员一个伤员地往外运送着，他的心里想的只有抢救伤员。中午饭一口都没有吃的他就这样一干就干到了夜里12点。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休息，没有帐篷，没有完整的房子。他找了一块空地，躺在空地的石板上，就这样睡着了。夜里四点他被冻醒，夜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宋志勇身上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替他挡住寒冷。[22]
200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一篇《用奉献书写崇高》的评论对志愿者参与救灾的情况作了总结。“十多天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已超过20万人。护理病人、搬运物资、搭建帐篷、捐款捐物、维持秩序……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灾区尽点力。’志愿者对同胞的牵挂、关爱和无私奉献，奏响了感天动地的爱的乐章，赓续了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弘扬了助人为乐的时代精神。”
接受国际专业救援队支援震后的救助，是我国政府关于人的生命权观念的体现，也是中国整体应急机制进一步充实完善的体现。《我国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纳国际专业救援队》[23]报道了这一观念和救灾主体结构的突破。
在搜救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的最紧要关头，日本政府派出的首批31名专业救援队员，携带着先进的救援仪器和设备，16日上午到达几乎遍地残垣断壁的四川省青川县展开救援。
据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参赞李文亮说，这是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受外国专业人员救援。
除日本外，俄罗斯、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府派遣的专业救援队也分别于同日下午和晚上抵达四川，并分别立即赶往绵竹市、什邡市重灾区。
（六）地震救援的内容（包括心理救援）宣传
地震灾害后的救援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除了对伤员的治疗和对其他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让受灾群众有干净的水喝，有干净的食物吃，有稳定的临时住所等物质性安置外，心理救援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失去亲人、目睹地震惨痛场景的人们来说，心理上的创伤是必须关注的。传媒及时地宣传了这方面的内容。中新网5月18日的长文《专家谈震后心理救援》全面介绍了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治疗专家杨凤池关于灾后心理治疗的必要性、措施等观点。
杨凤池：灾后的心理反应实际上是灾民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精神遭受重大打击的心理反应，如果得不到处理或者比较针对性的辅导，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一般人经常会说时间就是最好的医药，时间一长慢慢就淡忘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一些重大处理和辅导，时间长了淡忘了，等于急性的症状转成慢性的症状，有可能在这个人的心态、思维、情绪、行为各个方面，造成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及时地做些干预和辅导，这些人可以在以后更好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七）地震救援后期出现的问题
地震救援后期，会出现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比如，在救灾物资、社会捐款的再分配问题上，在灾民的安置方面，会出现不少新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明朗。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谣言。谣言是指从不知名的来源发生、通过非正式途径在一定范围内迅速传播的信息。它往往是在人们情况不明的时候，利用集体想象构建出来的，没有确切事实根据的，描述某一广泛的为人关注事件的信息。谣言是包括地震在内的公共突发事件之后最容易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网络盛行的当代社会，地震救援的后续问题传播速度之快、信息的影响程度之广和深是传统的传媒所不能比拟的。论坛、博客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些是有事实根据的，有些是谣言。对于有事实根据的，属于舆论监督性质的对某些不公平分配救灾物资或捐款问题的检举，要核实、查处这些问题。谣言止于智者：对于谣言，需要澄清事实，制止谣言的继续传播。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传媒的作为。
四川省绵阳市纪委监察局在第一时间加强对抗震救灾款物的管理，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立督察组，到昨天为止，接受100余件群众投诉，已查实51件，并向投诉人进行了反馈，其余的正在办理或督办中。[24]
青羊公安分局昨日（24日）通报，所谓“女警及其家人搭建救灾帐篷，在帐篷内喝酒、打麻将”纯系不实之词。因散布谣言或围攻、谩骂、殴打民警，16名嫌疑人先后被抓获。经审查后，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1人、治安警告3人、监视居住1人。[25]
（八）地震灾害中反映的深层问题
地震灾害是夺去罹难者生命的直接原因，但是，有些人质疑：为什么死者以老师和学生居多？解释之一是：当时学生在上课。可是，大人们当时也在上班呀？随着救灾工作的进展，一些人发现：不少倒塌的学校楼房是豆腐渣工程。这个问题反映的是深层体制性问题。对此，传媒也没有回避，这是非常难得的。2008年5月25日，大洋网以醒目的标题《聚源镇仅中学教学楼地震瞬间垮塌被疑偷工减料》全面、深入地报道和分析了上述问题。聚源镇是离震中汶川110公里的一个小镇，理论上应该是受灾比较轻的。但是，由于聚源中学两幢教学楼倒塌，240余名师生遇难，这个小镇也成为灾情严重的地区之一。聚源中学的搜救工作结束多日之后，百多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心有不甘的父母们还死死地坚守着这片废墟。
记者在聚源中学废墟前看到，在大面积倒塌的教学楼四周，依然屹立着虽严重受损但并未垮塌的楼群。而在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家长吴家永仍然在倒塌的教学楼前徘徊，他指着周边的建筑说：“你看，整个镇中心，无论是旧居民楼还是机关、商场，都是好好的，为什么只有这座教学楼倒了？”
随后，吴家永领着记者来到废墟上，扯着地上仅有筷子粗细的钢筋说，这不是钢筋而是铁丝，这可能是教学楼垮塌导致死伤如此严重的原因。他激动地说：“现在我们就是想知道，承建商在建楼时是否有偷工减料，这样的伤亡是不是可以避免。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此事。”
与上述悲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的学校建筑即使位于震中也没有倒塌，这就很能说明因果关系了。上文对此也有调查结果。
汶川地震中，大部分校舍坍塌，但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却屹立不倒。据了解，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它们既没有倒塌，也未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表示，6所学校中，3所在建、3所已经建好，有一所虽较靠近震中汶川，地震后却只出现一些裂缝。
梁建华指出，不同年代的建筑有不同的抗震要求，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在2000年后建造。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苗圃行动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校舍，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复核。学校建好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部门及香港派出的义工一起验收。
王利平先生对学校教学楼倒塌问题的分析更具深刻性。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一现象引人关注，就是中小学校舍及医院大面积倒塌。地震发生时，由于中小学生正在上学，校舍倒塌导致大量师生伤亡。在日本，学校及医院是地震发生时避灾的重要场所。上述细节反映了两国发展理念的迥异，折射出我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理念的缺陷。一些地方政府没有着眼于社会全面、均衡、可持续地发展，一味地追求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未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其结果便是：本应该最需要安全保障的地方，在灾难来临时却没有任何安全可言。是到了政府全面反思其发展理念的时候了。灾难之后，中央政府将5月19日至21日确定为全国哀悼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26]
（九）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挖掘民族精神
汶川地震和震后救援过程中，无论是灾区人民英勇无畏的自救精神，还是灾后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捐款、献血，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心，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对此，传媒发表了若干文章进行挖掘和分析。
每一个迎着灾难而上的慷慨赴难者，每一个灾难来袭时将人性无限张扬的生命，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英雄。无论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最少不了的，正是这些坚强的身躯！值得我们一笔一画刻入心壁，需要我们一个一个不断传承。也许，在群山与废墟之间，会留下救援者永远的遗憾；也许，岷江呜咽而过的创伤，需要几代人去抚平，但所有的担当，所有的相守，所有誓要共经风雨、同见彩虹的牺牲，必将引导中国如凤凰般涅槃，经浴火而重生。
每一个牺牲都使人泪流满面！
每一个牺牲都将永垂不朽！[27]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汶川地震后，传媒对地震灾情和救援工作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公开性、透明性、全面性、客观性、深刻性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是由于履行了应有的职责，传媒才在这次地震危机救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通过信息传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救灾工作的有效开展。但之所以能如此，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人为本方面来了。这种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的选择。“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发展的目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要把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28]涉及人的问题时，党、政府、传媒首先想到的不是阶级、政治属性，而是人的生命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有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传媒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灾情、救灾的消息毫无保留地告知全体人民，为救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总之，社会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文化的核心，它影响着传媒的内容。任何一个社会、时代的传媒都要受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支配。当然，传媒的内容也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塑造政府和国民的形象，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个体价值观。1976年唐山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内容的差异，反映了改革前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揭示了传媒内容的核心影响因素和传媒运作规律。
毋庸讳言，汶川地震后的新闻报道也并非十全十美，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并非本节关注的焦点，因此从略处理。本节单独分析社会主导价值观与传媒内容的关系，旨在使两者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