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东晋大文学家，一提到他，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是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是他的种菊，他的饮酒，他的种田，他的为自己写祭文……这些画面叠加，一个读书人的形象逐渐清晰：孤傲又亲和；贫穷又贪杯；隐逸又念世；恬淡又潇洒……难以定格，没承想，最后出现的竟然是幽默。
陶渊明的基本品格是幽默？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不过，我读出来的陶渊明的确是幽默。
什么是幽默？查《辞海》：“美学名词，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这里说的“幽默”不有点像讽刺了么？难怪人们总是将讽刺看成幽默。幽默一定要“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吗？未必是。揭露的本质是战斗，而幽默的本质是享受。战斗总针对他人，享受总因钟爱自己。战斗难免会伤肝动火，而享受总是温馨可人。
说幽默是享受，那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无疑，它是精神上的，但不是一般精神上的，是哲理层面的。哲理层面上的，难免艰深、乏味，然而它情趣盎然，豁达通晓。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幽默的特点是：天真的形式理性的内容。‘天真的形式’使幽默富有儿童般的情趣，可亲可爱；‘理性的内容’使幽默深刻，富有哲理，两者结合，幽默就特别放射出光辉，它风趣隽永，高雅脱俗。从本质上来看，幽默是一种愉快的哲理，或者说哲理性的微笑。”[1]幽默是人的至高的一种精神境界，凡夫俗子哪能达之？不过，在陶渊明的著作中，我们不时会感受到这种哲理性的幽默。
陶渊明喜欢喝酒，他自诩他的生活：“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如此琴酒生涯，当然是其乐无穷的了，但是，酒是伤身的，亲朋们均劝陶渊明不要饮酒，陶渊明自然明白亲人的好意，也深知身体是自己的，“放浪形骸之外”，放浪的只能是精神，“形骸”是放浪不得的。于是，他决心戒酒。为表决心，特写了一首《止酒》诗。诗云：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坐此高荫下，步止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这诗是什么意思呢？前面几句说他生活在距城市不远的郊区，日子过得很逍遥。每日在大树下坐坐，在院子里散散步。最好的味道就是园子里自家种的蔬菜，最高兴的事儿不过是逗逗儿女。下面就写戒酒了。他调侃地说：“一辈子都喝酒，如今让我戒酒，那真是有点不高兴。晚上不喝酒，这晚上就别想睡安稳；早晨不喝酒，床也不想起了。我倒是想整天不喝酒，可是我这身体它不答应，这调节气血的经脉，可要罢工了。”
写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如此强调戒酒的困难，实在有点对不起亲人，辜负了他们的好心，也对不起自己，于是，顿时严肃起来，将自己猛批一顿：“我只知道戒酒是件不快乐的事，却不知道这戒酒是有利于自己的。”然后，振振有词地表态：“我现在知道了戒酒是好事，今天真个要戒了。”接着，他就在大帽子底下开起小差来，话语说得有些不着边际：“我啊，从此天天戒酒，戒呀戒，一直戒下去，戒到时间的源头——那太阳出生的地方扶桑水边上去。从此，我就保留这年轻帅哥的模样，千年，万年。”
幽默吗？幽默。他的这种幽默，很天真，很可爱，真个像儿童说“我要飞到月亮上去了，我要与嫦娥姐姐一同喝桂花酒”。
天真的形式，对于幽默来说，太重要了。天真是儿童独有的清纯，它的本色是真诚。时下的诸多电视小品的幽默，少的就是儿童般的天真。小品的制作者学不了儿童的天真，就只能是尽量装土，装傻，装蠢。土得掉渣，蠢得要命。这样，的确也能让人发笑。在观众，是这样的潜在思维：世上竟然还有这样土的，蠢的，我虽然土，虽然蠢，比起它（角色），可要好多了。于是，在虚幻的满足中，自得地笑了！想想看，如果幽默在比谁最土、最傻的份上，这幽默还有什么意义呢？
天真不是土，当然更不是傻，天真本质是真诚，是纯洁。还有比儿童天真更可爱的吗？没有了。真正的幽默不能没有天真，但是，真正的幽默也不能没有深刻。形式要天真，内涵却不能天真，要深刻。在戒酒这件事情上，陶渊明开心地说：“好啊，我不喝酒了，我可是真下决心了，一戒到底。这样，我小帅哥一个，青春永驻，长命百岁！”戒酒的意义一旦吹过头，就成为幽默了，让人会笑了——会心地笑了。
会心地笑，重在心领神会。需要说话吗？需要说一点，但只是一点，好比画龙点睛的点，需要精当，千万不要说多了！上诗最后一句“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不是挺精当的么？如果再多说几句，就油滑了。如果油滑，那就是对亲人的亵渎。
幽默与油滑相差在毫厘间，却是本质之别。
也许因为对幽默期望值很高，因此，许多弄幽默的作家均煞费苦心。殊不知，求之过苛，伤了真性情，倒走向反面了。幽默还是出之自然者为佳。陶渊明从来没有想弄幽默，他的诗文均出自真性情。其中不乏幽默。如这首《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陶渊明写这诗时四十四岁，育有五个儿子，应该算有福气吧，然而五个儿子没有一个争气的，不是太懒，就是贪玩，也许智力还有问题。陶渊明真个失望透顶了，然而他既没有怨天，也没有尤人。只是长叹一声：“天命既然如此，我还是去喝我的酒吧！”
这里，是不是也构成了幽默的情境？按常理，有这样的儿子，应该气不打一处来才是，应该将儿子臭骂一通或者将自己臭骂一通才是，可陶渊明不这样，他将这一切推之“天运”。既是“天运”，何忧之有？还是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吧，那快乐就在“杯中物”——酒上。
好个“且饮杯中物”！正是这“且饮杯中物”，让严肃变成了轻巧，痛苦变成了欢乐，冷嘲变成了幽默。
这里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没有？没有。全是自然的，幽默全在自然！现在的各种电视小品常有以幽默标榜者。可怜，那些作家与演员，煞费苦心地编故事，兜“包袱”，可就是不自然，不切事。当某著名小品演员津津乐道于从倪萍的《日子》扯到“月子”以取悦观众时，他有没有觉得这煞费苦心的幽默太不自然太刻意为之？
当然，“包袱”不是不能兜，兜包袱是制造幽默的一种技巧，需要兜，但一定要自然。陶渊明有一首名为《命子》的诗，主题与《责子》差不多，全诗的写法就是“兜包袱”。
诗的前面共24句写赫赫家世，什么“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一直传下来，代代有做官的，真个是“浑浑长源，蔚蔚洪柯”。如此家世，再怎么也应该出人物不是？
下面写儿子。儿子出生的时辰好极了。取的名字为“俨”，表字为“求思”，那是希望儿子温和恭敬，像孔子的儿子孔伋，成为有出息的孩子。
家世好，出生时辰也好，家庭的教育与爱呢？那也是好的。陶渊明写道：
厉夜生子，遽夜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这话的意思是：一个漆黑的夜里，我的儿子出生了。赶快拿灯火来照视，看是个什么样子。人人都希望儿子胜过自己，并非只有我如此。看到儿子降生了，总希望他好好成长。大家都望子成龙，这话一点也不假。
下面再写如何日夜呵护儿子：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真是成天悬着一颗心！担心祸，担心灾，担心病……起早睡晚，日夜操劳，总之，希望儿子你成才。
诗写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将“包袱”兜得大大的了，顺着这思路，人们想，你这儿子应该成才，不成才那才怪？然而，诗的结尾陡地一转：“尔之不才，亦已焉哉！”意思是：儿子你如果不成才，那我也没有办法！读到这里，任何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笑了。
死生人之大也！一般多以人之生为幽默，岂有以死且以自己的死为幽默的？陶渊明就有。且看他为自己写的《拟挽歌辞三首》，我们且看之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向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死亡的情景全是想象的，想象得很真切，像那么回事。但有一个重要处，那就是，陶渊明只说亲友们是如何伤心的，就不说作为死者的他是不是也伤心。
这是为什么呢？仔细品味，字里行间，应该说有伤心，但更多的是豁达。如果仅仅是豁达，像庄子那样，妻子死了鼓盆而歌，那没有幽默。豁达不是幽默。
陶渊明这首挽歌的妙处是：将死这样的大事与喝酒这样的生活小事联系在一起。他说，死没什么，唯一遗憾的是生前酒没有喝够。
幽默，真正的幽默！
《拟挽歌辞三首》之二也很幽默，诗云：
在昔无酒钦，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泪哭我傍。
欲语口无言，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此诗说，生前总是没有酒喝，现在死了，在我的灵前摆着酒，可是我却不能喝。看着那酒面上泛着酒糟泡沫，将我馋死了。我想说话，不能说；我想看，眼无光。白天没有我活动的天地，只有晚上活动了。
似是有些悲伤，却难得有着高雅的幽默。写死，没有通常有的悲惧，却有着难得的世情温馨。幽默一般以笑为特征，但是至高的幽默，却不是笑，至高的幽默，它让人回味，它让人感到温馨，哪怕它说到死这样可怕的事！此诗就是。
陶渊明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饮酒》之五，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多处构成幽默情境：在人境却无车马来；东篱采菊望的却是南山；大阳落山原是风景甚佳，此中有真意却无言表达。没有谜语，自然不需人猜。它平淡，但淡而有致；它悠然，悠然而有味。这就是幽默！它真个让人心“默”了，静了，然而思想却“幽”了，深了。
幽默从本质来说是高雅，它与低俗是对立的。现在名之曰幽默的诸多电视节目却与高雅绝缘，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在这种背景下，读读陶渊明，也许是不乏启迪。
2011年3月10日
[1] 参见拙作《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