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彼得·赫肖克
我的主题将从媒体变成教育。说到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的传播范围，教育无疑是传播文化的手段之一。昨天，王教授谈到在课堂上观看中国武侠电影对学生们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学生们花了一整个学期，才开始欣赏中国武侠题材的作品，在接触武侠电影的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理解和欣赏中国的导演，理解另一种文化不容易。人们需要投入许多精力，花费许多时间跟其他人合作，进行深入思考，这可以通过教育实现。
我和恩兹教授是一家研究所的同事。研究所的使命跟本会议的使命差不多，都是为了将中国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政策产生影响，对政府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方式产生影响。有些国家用播客来向互联网或网上博客系统传达自己创建的短消息。下午我有幸跟尼古拉斯主任聊了聊，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就不能依靠5分钟的播客，你也不能依靠推特文章，你需要让人们一起相处16个星期，每周花3个小时跟彼此交流，现场读书、准备演讲，这样才可能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直接把东西摆到人们面前，是不会有效果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思考教育的同时，认真对待本会议的主题。当今社会中没有几件事能取得全球人民的一致意见，但有一件事是全球人民都同意的，那就是高等教育的效果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你可以问问中国人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效果确实不符合我们的预期，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空间不够。我们需要大力开发就业市场，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校。如果你去问美国人，他们也会这样回答。教育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吗？不符合。但是高等教育失败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有些人会说，问题出在高等教育偏离了市场需求，高等教育与市场的步调不一致，学校不再能生产出公司所需的毕业生了，学校的教育不是按需提供的，没做到因人施教。换句话说，我们失败是因为高等教育与市场的步调不一致。另一方面，有些人会说，高等教育的失败之处正是迎合市场，它向市场需求和需要屈服了，高等教育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公共使命，教育质量不再是最受重视的东西了。为了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我们需要满足军事需求和工业通讯系统的需求，生产出能够服务于这些需求的教育，但这样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益事业，无益于公益事业的发展。为了理解这种现象，理解高等教育危机，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高等教育的历史。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1596年，当时的法国数学家皮特·拉姆斯首次使用了课程这个词，他想出的理解教育的新方式被沿用至今。这种教育理解方式表明了，教育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和刺激国家建设。要怎样确保这一点？拉姆斯认为，以工作室为基础的旧式参与性终生教育，不是交流知识的最佳方式。最佳方式是所谓的跑道方法、课程方法，但是课程这个词最初是指驾车竞赛跑道。拉姆斯的意思是，知识是一种可计量和可交付的商品，如何用最佳的方式把这种商品提供给人们，如何用高效的方式，把这些知识和技能提供给人们，将结构性课程的步骤标准化，并且预设结果。你可以预测到学生们的成就，你可以预先确定目标。每个人都要定义课堂目标，一学期的课程目标，还有学生们的学习成果，他提出的模型被沿用至今。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在过去3个世纪里，这种高等教育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资本收益、合理控制了人口增长率、区分了就业市场、人们得以在社会上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人们被灌输了选择性的观点。好极了。但我们不再身处于现代世界了，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世界。现在有一种结构性差异在扩散，全球正在经历一种过渡，从以前的积累论过渡到现在的循环论，这是经过网络调解的结果。马里奥·卡斯泰尔谈到了网络社会，或者说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这种网络组织，社会网络有什么独特之处？上网做广播节目，上网搜索信息，网络的运作方式很独特。网络的发展是一个非线性负函数，也是一个非线性正函数。它加速了互动，放大了差异，一旦我们进入这个网络结构化的世界，我们就进入了加速商品和服务的世界，人们都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网络促进了整合，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成了组织。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同一张信用卡，但是网络也促进了分裂。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等人提出的自反型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现象。他们说我们已经触及了全球顶点，因为各国的经济都互相连接、互相依赖，各国的政治都互相连接、互相依赖。这已经成了一种复杂的大规模现象，所以我们不再能外化持续性增长的成本了。这种成本包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文化成本、我们不再能外化这种成本了，因为已经无人处于网络外面了，我们属于网络，并且组成了网络。
根据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增长是可以持续实现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与不可预测的风险，威胁和隐患挂钩，而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我们可以拿数年前的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来举例，福岛核电厂熔化了，人们给核电厂投保了吗？没有，你没法给核电厂投保。因为大灾难一旦发生，没有哪家保险公司能承受得起。就拿气候变化来说，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和美国东南部，那会造成20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这种保险不太可能有。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生产钻头，钻进墨西哥湾地下1英里，深入地壳，勘探石油，给经济提供动力，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哪怕我们知道那些石油钻塔可能被飓风破坏。美国遭受了袭击。结果是什么呢？6年前，墨西哥湾的石油钻塔因为风暴而倒塌，从得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整个海滨的渔业和旅游业都遭受了无法恢复的打击，英国石油公司的工作完成了，但人们的生活不复从前。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工业灾难，都不能说明我们的体系失败了。应该说，这说明了我们的科技和工业制度符合一直以来的定义，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塑造了它们。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再是能够用科技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从伦理上解决这些困难。当我们现有的体系和方法，不再能被我们用来实现目标，问题就会出现。我们会想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混合动力汽车，制定出减少气体排放的解决方案，这些困难却不能如此解决。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过于自信，困难就会出现。要想解决困难，只能制定出更好和更透明的解决方案，付出新的努力。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给出新的伦理解决方案。那么它们对教育有什么影响？这些全球困难要求人们对价值观、意图和实践方法做出跨文化评估，人们需要互相协调，在价值观上达成一致。高校和大学可以充当文化生态环境，我们可以从交付知识变成培养知识生态，视跨学科研究为全球常态。我们可以加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投资，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些知识，来评估价值观体系。我们可以实行公平的教育，不再学习文化，而是向文化学习、跟文化学习、为文化学习。我们的重心不再是理解事情的含义和做法，而是我们是否要做那些事情。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将知识与智慧相结合。
希望我们能在21世纪的大学中推广这样的教育，持续重新构想，公平分享全球共同繁荣的含义和意义，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投身于这份事业，造福未来的世世代代。
（作者系夏威夷火鲁奴奴东西方中心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