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代表, 20世纪世界文学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一度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其伟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学成才, 二是极富人道主义情怀。
一、自学成才的人道主义作家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木工, 母亲是染坊老板的女儿。高尔基3岁丧父, 随母亲寄居小市民习气浓厚的外祖父家。10岁丧母, 外祖父也破产。1878年秋, 年仅10岁的小彼什科夫开始走向“人间”, 独立谋生, 曾捡过破烂, 当过学徒、杂工等, 受尽欺凌与虐待, 饱尝生活的辛酸和苦难。1884年, 他心怀上大学的念头来到喀山, 但由于正规教育知识不够, 未能如愿, 但底层社会却成了他真正的大学, 他在喀山当过码头搬运工、面包工人、杂货店伙计、守夜人等, 还参加了持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秘密学习小组。1888—1889年、1891—1892年, 为了了解俄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 他两次漫游俄国大地、长途跋涉, 到处流浪, 艰苦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 旅途见闻开阔了他的眼界, 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素材, 激发了他从事创作的强烈欲望。由于与革命者往来密切, 并在工人、农民中宣传革命, 他受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监视。
高尔基从小就有强烈的读书愿望, 但因为家庭贫困, 仅上过两年小学。他在学校时, 成绩很好, 获得过最优秀奖。为了养家糊口, 他四处奔波, 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但他始终没忘记过读书, 他常常冒着危险找书看。为了躲避老板的监视和禁止, 他收集主人烛盘里的残油, 用罐头做成油灯, 深夜躲在贮藏室、板棚等处偷偷读书。实在找不到油灯, 他就在月光下看书。他后来曾说:“书籍使我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所传染的人”, “书本开拓了我的智慧和心灵, 它帮助我从腐烂的泥潭里站起来, 要是没有书本, 我将会喝够愚蠢和庸俗的脏水, 并淹死在那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 高尔基发奋自学, 从而具备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渊博的学识, 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就是说, 他主要依靠刻苦自学、勤奋用功、漫游俄罗斯和在社会“大学”中学习而获得丰富的知识, 成为后来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的。
1892年9月, 他在第比利斯的《高加索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 首次使用了笔名“高尔基”, 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895年, 经著名作家柯罗连科(高尔基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为我做了许多事, 给了我许多指示, 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介绍, 高尔基到《萨马拉报》工作, 并开始专业创作生涯。1898年, 《特写与短篇小说集》第一、二卷出版, 轰动了俄国文坛, 并很快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高尔基一下子成为闻名全欧的大作家。同年, 与契诃夫开始书信往来, 接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99年, 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问世, 高尔基的创作走向成熟。但不久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被捕, 流放到南俄。20世纪初, 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成为反对沙皇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文化主将之一。从1900年起, 他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 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1901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传单揭露沙皇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暴行, 号召推翻专制制度, 同年发表的散文诗《海燕之歌》, 充满革命**, 被认为是“革命的宣言书”; 这一年他还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 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1902年, 他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沙皇却无理地宣布无效, 引发已被选为通讯院士的契诃夫、柯罗连科拒绝接受这一称号作为抗议。1905年, 他更积极地投身革命活动, 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他的住宅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据点, 他还为革命者提供资金和武器, 并同列宁相识。革命失败后, 为给革命组织筹措经费, 他四处奔波, 到西欧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演讲。1906—1913年, 他侨居意大利卡普里岛[1], 创作了不少作品, 其中包括自传体三部曲之一《童年》。
1914年高尔基回到俄国, 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和创作。十月革命后, 由于作家的巨大名气, 也由于他和列宁的深厚而伟大的友谊, 苏维埃政府委托他担任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创办了一些大型报纸杂志, 主持出版了一系列丛书, 组织和领导文学社团活动, 团结国内外各种文艺队伍, 培养和扶持青年作家。(这是高尔基一生中最大的优点之一, 安年科夫指出:“高尔基的最大乐趣是能够发现、支持、举荐新的文学人才……高尔基从未放弃发现年轻的天才, 关注支持新一代作家, 一直到自己最后的时日从未放弃过。不仅如此, 他从不想培养他们适应自己的文学品位和文学视角:高尔基总是力争帮助他们显露自己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时期他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充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 证明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道主义作家。
一是他目睹新政府的一些过火、过左政策, 在他任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俄国社会的良心”发表文学政论, 试图纠正政府的过左政策和激进革命者的过火行为(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不合时宜的思想》[2]), 由此, 导致1918年夏列宁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
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及与列宁的关系, 帮助、救济甚至拯救即将饿死或被杀死的知识分子和人才。他致信列宁:“应当懂得当政客知识分子和作为国家的理智力量、科研力量的代表之间的区别。”懂得后者是“国家的优秀的大脑”, 并创立与主持了世界文学出版社(1918—1924), 让不少学者、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乃至艺术家有了正式编制, 能拿到一份较高的工资, 使自己和家人免于冻死饿死。1920年, 他首先于1月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了“改善学者日常生活委员会”, 并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确定了将1800名学者作为改善的对象; 当可怕的饥荒袭击俄罗斯时, 他又负责成立了“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 极力救济。著名俄国音乐家夏里亚宾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证实:“不知有多少人经他的请求才得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可是个大好人。”扎米亚京也谈道:“我知道, 在俄罗斯, 特别是在彼得堡, 许多人都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作为一个人的高尔基。不止十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多亏有他。大家清楚地记得, 高尔基和列宁有着亲密的友谊, 他和其他革命首领也非常熟悉。于是, 当革命转变为恐怖时, 高尔基就成了受理上诉的最高一级, 最后的希望, 被捕者的妻子和母亲都去找他。他写信, 打电话骂人, 在最严重的时刻亲自去莫斯科, 去找列宁。不止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的说情以失败而告终。”诗人、作家霍达谢维奇后来也写道:“到这儿来的人是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关‘艺术家之家’、‘作家之家’、‘学者之家’和‘世界文学’的; 有关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和学者的; 还有涉及工人、水手、艺术家、画家、投机商、过去的朝臣、上流社会妇女的。人们求他帮助被控有罪的人; 通过他的斡旋, 人们得到了食物配额、住房、衣服、药品、食用油、火车票、委任令、烟草、纸张、墨水、老人用的假牙、新生儿喝的牛奶, 总之, 一切没有门路就无法弄到的东西。”特罗亚更具体地指出, 高尔基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保护博物馆、艺术品和名胜古迹, 他还尽力设法帮助那些在苏维埃制度下处境悲惨的知识分子, 满怀热情地尽力拯救那些受到怀疑的作家、教师、艺术家和技术人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快要饿死了。他尽力为他们弄来面包, 还挑选演员、歌唱家、音乐家, 让他们到“工人俱乐部”和“红卫兵俱乐部”演出, 换取一些粮食。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 但在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中, 还是约有100名饿死了。
高尔基不断烦扰列宁和苏维埃政府, 使得他自己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仇恨他, 监视他, 并多次派人搜查他的住宅, 就连列宁也一再要高尔基到国外去“疗养”, 甚至宣称:“如果你不走,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而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 就在这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政府却不让真正需要出国的人出国, 如1921年诗人勃洛克重病, 急需去芬兰治病, 高尔基一再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勃洛克去芬兰治病, 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 即8月25日, 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 尽管根本没有证据, 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因此, 1921年10月8日, 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 10月16日他离开苏联去了欧洲。巴辛斯基指出:“勃洛克的病故、古米廖夫的被枪杀(因高尔基为他跑到莫斯科去找人, 他被提前杀害了)、季诺维也夫的无耻(多次派人搜查高尔基的住宅)和列宁认为高尔基所忙的一切都是‘小事’和‘无谓奔忙’的执拗看法, 导致高尔基离开了俄国。”
高尔基出国后有两年多侨居德国柏林等地(1921年10月至1924年3月), 1924年3月底, 侨居意大利的索伦托。侨居国外的7年里, 高尔基一方面关注国内的形势, 另一方面致力于文学事业, 创作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1928年5月, 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 但他只是在苏联度夏, 每年秋天还回索伦托。1933年回苏联定居, 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试图适当化解斯大林过火的政策, 并积极指点、帮助青年作家, 创作相对较少。回国后, 高尔基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控下生活的, 甚至到后来想去意大利旅游, 都得不到批准, 以致他不禁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 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1934年5月, 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 这是对高尔基晚年的一个沉重打击。
1936年6月18日, 68岁的高尔基与世长辞。关于他的死, 至今仍有多种说法, 确切原因还是一个谜。第一种说法, 是因病死亡, 这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俄国的巴辛斯基、我国的汪介之均持这种看法。第二种说法, 是苏联官方的说法,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 是一桩罪恶的谋杀, 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 由布哈林、雅戈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 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第三种说法, 是斯大林毒死的, 俄国的巴拉诺夫等坚持这种观点。
二、文学创作:反思国民性、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
从1892年至1936年, 高尔基的创作道路长达40多年, 但关于其创作分期, 国内外仍有不同看法, 这里只谈最为重要的四分法与三分法两种。
国内外最为常见的是四分法, 这是苏联时期学者季莫菲耶夫在其《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中提出来的, 并且赢得了中俄众多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 高尔基的创作道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892—1899), 主要是90年代的创作, 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 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小市民的自私保守, 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反抗压迫剥削、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要求, 艺术特点是:风格多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并相互渗透), 主题鲜明(歌颂光明、反抗黑暗、坚持斗争、改革现状, 是此时期总的鲜明主题), 对比强烈(美丑对比、善恶对比、安于现状与敢于反抗的对比等); 第二时期(1899—1907), 第一次革命前后的创作, 在这些年间, 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系日益密切, 并将自己的创作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第三时期(1908—1917), 即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 包括“反动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创作, 以写人民生活为主, 也批判顽固、落后、保守、自私的小市民习气; 第四时期(1917—1936), 十月革命后的创作, 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回忆录、论文, 既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丑恶, 更歌颂新社会的新气象。但这种分期, 依据的是外在的政治运动, 而非作家文学发展的真正内在轨迹。
我国资深高尔基专家汪介之对此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根据高尔基自身艺术发展的轨迹, 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很有见地。我们认为, 高尔基文学创作除了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外, 还有一条最基本的红线, 那就是:反思国民性、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因此, 下面将以汪介之的三个阶段为基础, 结合这一基本红线, 来勾勒高尔基的整个创作发展道路。
早期创作(1892—1907):1892年, 在《高加索报》上用笔名高尔基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此后, 高尔基源源不断地发表更好的作品。90年代, 他共创作了中短篇小说、特写、故事、散文、随笔、诗歌等700多篇。1898年, 第一个作品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问世, 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世纪初, 更是创作了《海燕之歌》《三人》《母亲》《底层》等大量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
高尔基的早期作品, 具有两种色彩和风格, 一种是浪漫主义的, 一种是现实主义的, 其显著特点是浪漫主义作品与现实主义作品并存互渗。
浪漫主义作品主要追求生活自由与人格独立、渴望自由解放, 歌颂英雄的献身精神, 反映劳动人民反抗专制高压统治。《马卡尔·楚德拉》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说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左巴尔和拉达倾心相爱, 但为了生活自由和人格独立, 最后不惜牺牲了宝贵的爱情和生命, 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伊则吉尔老婆子》(1894)、《鹰之歌》(1895)、《海燕之歌》(1901), 则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伊则吉尔老婆子》包括三个部分:两个民间传说和一个生活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腊拉的传说, 他是雄鹰和少女所生的儿子, 长期离群索居, 养成了孤傲、自私的性格, 为了“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 不愿拿一点给别人”, 残忍地杀死了一个拒绝其爱情的姑娘, 人们因此惩罚他永远过孤独的生活, 最后变成了一个空虚、黑暗的影子, 在草原上随风飘**。通过这个民间传说, 作者谴责了个人主义的狂妄、孤独、残暴与自私自利。第二个故事描写伊则吉尔的一生, 她年轻时美丽健壮, 热爱生活, 向往自由, 本来可以有所作为。但她只追求个人享乐, 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 结果虚度年华, 年老时成了“一副**裸的骷髅”, 也差不多是影子了。通过她的故事, 作者批判了个人主义的危害性——虚度年华、无所作为。第三个故事是关于英雄丹柯的传说。古时候, 有一族人住在辽阔的草原上, 后来, 一些异族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 并且要把他们赶进浓密的森林。丹柯是一个勇敢、正直的青年, 他挺身而出, 自告奋勇地领着大家走出森林。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当大雷雨来临时, 森林里漆黑一片, 恐怖异常。在这危急的时刻, 为给人们在黑暗的森林中照亮前进的道路, 丹柯毅然掏出了自己胸膛里燃烧着的心, 把它高高举在头上。人们走出了森林, 得救了, 丹柯却骄傲地含着微笑死去了。丹柯是浪漫主义的理想英雄, 是高尔基早期创作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通过他, 作者歌颂了正直勇敢、为集体为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主义。
《鹰之歌》中, 鹰和蛇是两个象征性的形象。鹰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身负重伤, 但它并未悲观丧气, 而是感到自豪、幸福, 渴望新的斗争, 向往天空中自由翱翔的生活, 最后拼尽全力展开翅膀, 在搏击长空中壮烈牺牲。而蛇却习惯于在散发着腐朽气味的阴暗峡谷里爬行, 根本无法理解鹰的英勇壮举。它对鹰的咒骂、嘲笑, 恰好暴露了自己庸俗卑琐的嘴脸。蛇是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的象征。
丹柯和鹰的形象, 是高尔基早期创作中最早出现的英雄形象, 熔铸着作家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他们犹如俄罗斯大地的火花, 在人生的黑暗中燃烧起来, 在许多勇敢的心里点燃了对自由、对光明的狂热的渴望。
散文诗《海燕之歌》以象征和寓意的手法, 传达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 表现了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1901年2月高尔基在彼得堡参加了革命群众的游行活动, 目睹沙皇军警血腥镇压革命的暴行, 异常激愤, 他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和亲自经历, 写下了这篇反映革命斗争的战斗诗篇。为了避免沙皇政府的检查, 作者采用了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 表现出了革命人民与反动势力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丑恶嘴脸, 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精神, 热情欢呼着革命**的到来。在作品中, 自然现象是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 风、云、雷、电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 他们垂死挣扎, 疯狂镇压革命; 海鸥、海鸭、企鹅象征着害怕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安于现状、胆小怕事的小市民等社会阶层; 汹涌澎湃的大海象征着日益觉醒、蓬勃发展的革命群众革命力量; 暴风雨象征日益逼近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 海燕则是满怀豪情、坚定乐观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化身, 是作者歌颂的中心形象。《海燕之歌》是革命的檄文、战斗的颂歌, 它一经发表, 便不胫而走, 传遍全国, 成为革命的号召书。高尔基因此被称为“暴风雨中的海燕”, 并因此被捕, 后来, 又被流放到南俄。
高尔基早期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品, 还有叙事诗《少女与死神》(1892), 描写爱情、青春战胜了死神, 歌颂了爱情的力量和青春的力量。
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颇为显著的特色:在主题上, 热情歌颂酷爱生活和自由、渴望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甚至建功立业、决心为理想而奋斗甚至献身的英雄人物, 严厉鞭挞苟且偷安的市侩哲学和极端个人主义; 在艺术上, 没有复杂的情节, 只有性格鲜明的传奇式人物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人物性格单纯、鲜明, 没有复杂的矛盾或内心冲突, 每个形象都是某种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的高度体现, 但又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 洋溢着要求根本变革社会的战斗**, 常用象征手法。
现实主义作品在早期占有很大的比重, 作家对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进行艺术加工, 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 真实地表现了工人、农民、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等底层人物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 表达了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作家曾生活在流浪汉中间, 对流浪汉非常熟悉, 相当了解, 写出了流浪汉们的屈辱与挣扎, 苦闷与希求, 既未隐瞒他们的弱点和旧习, 又显示出他们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 因此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流浪汉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出色, 为他赢得了国内国外极大的声誉。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马尔华》(1897)、《沦落的人们》(1897)、《因为烦闷无聊》(1898)、《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 以及深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草原上》(1897)、《我的旅伴》(1894)等。
《叶美良·皮里雅依》的主人公叶美良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流浪汉,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一天晚上, 他潜伏在桥头准备抢劫一个商人, 却意外地遇到一个因失恋而想投河自杀的少女。于是, 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满怀同情地劝慰她, 帮助她恢复了生活的勇气。
《切尔卡什》则塑造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两个对立的形象。切尔卡什机智勇敢、讲义气、重人格, 加弗里拉则迷信、自私、胆小。他们两人合伙偷盗, 加弗里拉畏缩不前, 在瓜分赃款时却贪得无厌, 企图杀害同伙, 独占一切。切尔卡什虽然遭暗算受伤, 还是饶恕了他, 并把全部金钱轻蔑地扔给了他。切尔卡什认为, 尽管自己是“一个贼, 一个和一切亲属断了关系的流浪汉, 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
《马尔娃》中的女主人公马尔娃在性格上与切尔卡什十分相似, 她热爱大海, 向往着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 竭力保持妇女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她鄙视农民的自私, 乐于与流浪汉为伍, **不羁, 玩世不恭。
在流浪汉小说中, 高尔基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 肯定他们改变现实的合理要求, 赞赏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堕落腐化的资产阶级和自私保守的小市民, 歌颂他们重义轻财, 豪放不羁, 酷爱自由, 敢于反抗, 有着内在的改变生活的愿望; 另一方面也批评他们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鄙视劳动, 具有盲目的破坏性, 而且迷恋流浪汉生活。作家清醒地认识到, 流浪汉不是改变社会的力量, 充其量只是反抗现实的“临时英雄”。
《二十六个和一个》描写在一个监狱般的地窖里, 二十六个面包工人像囚犯一样整天从事沉重、乏味的劳动, 只有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工每天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欢乐, 她是他们心中的太阳, 让他们变得纯洁、高尚。可是, 一个大兵出身的流浪汉却勾引了她, 糟蹋了他们视为神圣美好的东西, 二十六个工人只能用咒骂和嘲笑来发泄心中的愤恨。在《因为烦闷无聊》这个著名的短篇小说中, 作家更是以朴实、自然的艺术手法, 叙说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和其属下的职员, 因为烦闷无聊, 寻找开心, 便以恶作剧来嘲弄厨娘阿琳娜的爱情, 逼得这位软弱可怜的女人屈辱难忍, 自杀身亡。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故事, 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笼罩着整个俄国的浓厚而沉重的市侩习气。
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的问世, 标志着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小说力图通过“一幅现代生活的广阔而内容丰富的画面”, 来展示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 并通过主人公福马的悲剧性命运, 揭示旧俄“黑暗王国”的统治者们对本营垒内部的一颗正直灵魂的扼杀。主人公福马出身于商人暴发户家庭, 他的父亲伊格纳特在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了百万家财, 一心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父亲死后, 福马由教父、另一位工厂主马雅金负责监督培养, 他不断教育福马要懂得“左手拿蜜, 右手拿刀”的“生活策略”, 并像战场上指挥打战的统帅那样, 不择手段去经营事业, 以确立自己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然而, 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使福马感到, 资产阶级的肮脏事业与人类一切高尚感情不相容。他试图追求一种摆脱金钱桎梏的、自由的生活, 产生了“也要自己劳动”的强烈愿望, 并以个人孤立无援的反抗来表示叛逆, 最后这个完全正常的人竟被认为是危险人物而送进疯人院。契诃夫认为这篇小说中有些地方写得很妙, 如果高尔基在此基础上继续好好努力, 会成为一个大作家, 但也指出了这部小说乃至此后的高尔基作品的不足:“《福马·高尔杰耶夫》写得很平淡, 像一篇学位论文。所有的人物说起话来都是一个样子, 而且所有人的思考方式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人说话都不自然, 还很做作, 所有的人都有某种隐藏的想法; 说话时总是言而不尽, 好像还留着点什么东西; 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可他们就是有这么一种言而不尽的做派。”
20世纪初, 高尔基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 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人》(1900)以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生活道路为线索, 在更为复杂的矛盾中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 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于世纪之交一代青年生活与命运的思考, 对影响颇广的“忍耐哲学”作了有力的抨击。1905年革命前后(1900—1907)由于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高尔基在创作上也力求创造新的英雄人物, 写出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来。1901—1905年, 先后写出了剧本《小市民》(1901)、《底层》(1902)等作品。1906年初, 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 在那里用演讲为布尔什维克党募集经费, 同年在美国写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
《小市民》通过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父子两代的矛盾来展开戏剧冲突。别斯谢苗诺夫是老一代小市民的典型, 专横、自私、愚昧、保守, 他坚持现行的生活秩序不可改变, 竭力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其子彼得是个对社会和家庭有所不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曾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 但他只不过是“做过半小时公民的小市民”, 早就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 他开始追求庸俗无聊的安逸生活, 最终必然和旧制度旧思想妥协。作家通过父子两代小市民形象, 对因循守旧、愚昧保守、庸俗自私的小市民习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剧本中的火车司机尼尔是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 他热情、乐观、朝气蓬勃, 不能容忍寄生虫和小市民主宰社会, 响亮地喊出了“谁劳动, 谁就是主人”的口号, 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必须改变, 宣称“不变的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 并意识到“权利不是给的, 权利是争来的”。尼尔既反对老一代小市民的专横保守, 也厌恶年青一代小市民的庸俗自私, 他是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革命无产者形象, 也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首次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现的工人形象。
《底层》(1902)是高尔基对流浪汉世界将近20年观察的艺术总结, 真实地描写了聚集在一家洞穴似的地下室“夜店”里的一群流浪汉的悲惨生活:他们被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折磨得不像人了, 但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的人性。他们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着, 渴望能够恢复做人的权利。但残酷的现实却以接二连三的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梦想。锁匠克列士奇勤劳诚实, 整天埋头干活, 不甘心当流浪汉。他的妻子安娜身患重病, 无钱医治。妻子死后, 他被迫卖掉赖以维生的劳动工具, 就连重返正常生活的道路也被无情地切断。小偷贝贝尔希望能做个体面的人, 他为了保护心爱的姑娘娜达莎免受糟蹋, 失手打死了夜店老板, 于是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妓女娜思佳受尽欺凌与**, 一心向往纯真的爱情, 然而她的浪漫幻想只能使自己陷入无尽的哀愁与忧伤之中。失意潦倒的戏子盼望有个免费医院能治好他的酒精中毒, 以便重返舞台演出, 但这种医院是不存在的, 失望之余他只能上吊自杀。
构成剧本主干的, 是这群流浪汉所持有的不同人生态度的对立和矛盾。高尔基通过这些对立与矛盾, 向人们揭示了变革社会的不同途径和前景, 试图从人生哲学的高度去探讨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出路问题。游方僧鲁卡奉行安慰主义哲学。他同情人们的苦难, 但不相信人的力量能改变黑暗的现实。他以甜蜜的谎言来安慰人, 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人的神经, 以便使人暂时忘却苦难。鲁卡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的做法, 其结果只能使人们继续听任奴役。流浪汉沙金尖锐地揭穿了鲁卡安慰主义哲学的虚幻:“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 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 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实才是自由人的上帝!”他认为人们不仅要“喂饱肚子”, 而且还应当为更崇高的生活目的奋斗, 只有维持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才是生活的出路和真理。沙金尊重人, 赞美人, 维护人的尊严, 相信人的力量, 是和鲁卡相对立的形象, 他大声疾呼:“一切在于人, 一切为了人!只有人, 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字多么灿烂光辉啊!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人, 就是真理……人, 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剧本借流浪汉沙金之口, 表达了流浪汉们不同于小市民的人生哲学, 力求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 激发他们变革现实的信心和力量, 鼓舞他们去追求真理、反对鄙俗、向着崇高的人生目标奋进。在这个剧本里, 高尔基把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提到了首位, 创立了新型的社会政治哲学剧。
《底层》最能代表高尔基的戏剧风格, 在当时演出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并使作家在欧洲赢得了戏剧方面的极大的声誉, 是高尔基影响最大的剧作。从艺术上看, 该剧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 不追求带刺激性的效果, 主要通过饱含**和哲理的对话和独白展示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彼此之间的精神冲突, 语言生动凝练, 形象可感可闻, 充分显示出社会哲理剧的特点。巴辛斯基进而指出:“剧本《底层》是一部很令人惊奇的作品!它既是后来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发展的现代主义戏剧的开端, 同时又是现实主义戏剧的终结。”
《敌人》(一译《仇敌》, 1906)第一次描写了向资产阶级正面进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集体, 他们进行了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斗争, 塑造了共产党人辛佐夫的典型形象, 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 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
《母亲》的主人公母亲尼洛芙娜是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妻子。米哈伊尔在厂里是个熟练的工人, 力气最大, 但得的工钱却最少。由于贫困而引起的精神苦闷使他酗酒、打架、揍老婆。后来, 他因病死了。儿子巴威尔也是个钳工, 也开始走父亲的老路, 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总是“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但不久, 母亲发现儿子变了, 喜欢读书, 朴实柔和, 还主动帮她做家务, 并把书本上学来的道理试图说给母亲听。她的心慢慢亮堂了, 觉得儿子在理。每逢周末, 在他们家里, 常有年轻人秘密聚会。母亲很喜欢这些年轻的革命者, 特别是其中的霍霍尔和莎馨卡。霍霍尔帮助母亲提高觉悟, 并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尊敬她。巴威尔他们很快办起了报纸, 并常在厂里散发传单。不久, 宪兵来巴威尔家搜查, 并抓走了霍霍尔。
工厂经理要扣工人一戈比去填平沼地, 引起工人不满。老工人西佐夫和巴威尔商量, 准备发动一次罢工斗争。巴威尔向工人进行鼓动宣传。然后, 他又被工人推举为向厂方交涉的代表。但由于工人心不齐, 罢工失败了。晚上, 宪兵逮捕了巴威尔, 这时母亲的恐怖情绪已被憎恨代替了。巴威尔的同志叶戈尔告诉母亲说, 他们准备印一批传单到工厂去散发, 以便证明以前厂里的传单不是霍霍尔、巴威尔散发的, 促使他们早日被释放。母亲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她以替女商人玛利亚送货为名, 把传单带进了工厂, 散发到工人群众中, 迷惑了敌人。不久, 霍霍尔、巴威尔都被释放了。
“五一”工人大示威游行开始了。巴威尔、霍霍尔等高举红旗走在最前列, 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 高呼“劳动人民万岁”的口号。军警前来镇压, 刺刀在空中晃动。游行队伍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巴威尔高举红旗在前面开道, 他以坚定的声音, 号召人们“永远向前进”!警察越来越多, 队伍被冲散了。以巴威尔为首的几个工人被逮捕。母亲在敌人刺刀下向群众喊道:“我们亲骨肉的儿子, 在世界上到处去寻找真理。为了大家, 他们在寻找光明的日子。他们希望过真理和正义的生活……他们希望大家都有幸福。”她把游行的红旗从地上拾了起来, 暗暗藏在身上, 带回家去。
巴威尔被捕后, 母亲住在革命者索菲亚家里, 她主动要求做革命工作, 经常和索菲亚一起长途跋涉到农村去, 把禁书、传单带给农民。莎馨卡在城里一家纺织厂当教员, 母亲又把宣传品送到她那儿, 由她散发给工人群众。
法庭开庭审判巴威尔等被捕工人了。母亲来到法庭, 看见巴威尔和同志们个个慷慨激昂, 驳斥法庭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巴威尔庄严宣告:“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敌人, 我们认为:将人类只看作使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的社会, 是违反人道的……我们对于它的道德, 虚伪的伪善, 绝不妥协……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财产制度, 一切生产资料归于人民, 全部政权归于人民, 劳动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最后, 巴威尔以满怀信心的坚决语调结束演说:“我们工人是一定会胜利的”, 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
第二天, 革命者把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印成传单。母亲担当起到塔尼亚去送传单的任务。但在一个小车站上, 她被暗探发现了。她急中生智, 当众把箱子打开, 把传单散发给群众, 并高声向群众说道:“昨天审判了一批政治犯, 里面有个叫符拉索夫的, 是我的儿子!他在法庭上讲了话, 这就是他演说的稿子!……请你们相信母亲的心, 和她的白发,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们要向你们诸位传达真理, 所以昨天被判了罪!……这种真理……没人能反抗!……我们一辈子都在劳动里, 在污泥里, 在欺骗里, 一天一天地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是别人却利用我们的血汗来享乐, 坐享其成……我们的生活就是黑夜, 墨黑的黑夜!”“对啊!”这时宪兵冲进来了, 扑上去毒打她。母亲用手抓住门框, 两脚硬撑在地上, 高声地喊道:“复活了的心, 是不会被杀死的!”“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不能扑来的!”“诸位, 团结起来!”母亲被捕了。
《母亲》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业区的“五一”示威游行事件(工人领导人彼得·扎莫洛夫被捕后, 在法庭受审时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沙皇政府, 被判终生流放, 母亲安娜·扎莫洛娃在儿子的影响下, 也加入了革命行列)和1905年革命经验。小说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发展、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 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威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作家试图以这部作品从艺术上揭示人改变自身命运、改造社会环境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前景。贯穿小说始终的形象是母亲尼洛芙娜。小说着重描写了这位备受精神欺压、软弱柔顺的普通劳动妇女, 如何在时代的感召和先进分子的影响下逐步觉醒、投入社会斗争的过程, 意在鼓舞那些尚未摆脱各种心理重负的人们, 促进他们的精神觉醒。
《母亲》一度被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主人公巴威尔和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列宁称赞这部小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指出它对俄国工人“有很大的益处”, 十分有益于工人读者由“自发”走向“自觉”。但关于这一作品, 至今仍有不同意见。
一派是肯定的, 持肯定态度的不仅有苏联学者和众多中国学者, 还有西方学者, 如特罗亚就认为:“《母亲》取材于1902年发生在索尔莫沃工厂中的一系列事件, 高尔基选取他在下诺夫哥罗德居住时了解到的真实人物, 作为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和文盲女农民尼洛芙娜的原型。小说以异常有力的笔触展示了一些单纯而粗犷的人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认识过程。工人符拉索夫是逐步摆脱了逆来顺受的品性、接受思想启蒙并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他的母亲尼洛芙娜在明白劳动者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道理后, 不顾危险主动要求散发传单。而且, 这些劳动者不仅要求改善自身命运, 还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希望改变世界的面貌。”中国学者更是总结了小说的突出的艺术特点——在《母亲》中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描写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第一, 小说有较多的群众场面, 而且无论是揭示老一代工人的悲惨命运, 还是再现新一代工人的觉醒, 都力求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把握现实; 第二, 侧重从政治生活层面表现人们心灵的复活历程, 尤其是在描写母亲时, 心理描写占重要的地位, 并突出地建立起了尼洛芙娜的视点; 第三, 注意描写人际关系的变化,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崭新的关系; 第四, 小说没有回避斗争的严酷和艰巨, 但又洋溢着理想主义的**。
另一派是否定的。巴辛斯基认为:“《母亲》是高尔基艺术方面最差, 而从精神命运的观点来看又最神秘的作品之一。因此, 专家们在把《母亲》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某种崇拜物时犯下了双重错误。”韦建国更具体谈到, 近一个世纪以来, 在《母亲》的研究评价史上, 对其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的研究远远超过对其美学价值的艺术分析, 一些评论家不但拔高了小说的主题意义, 而且还断言《母亲》是高尔基创作“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 “创作的高峰”, “最重要”“最优秀的代表作”, 甚至还得出了在写出《母亲》之后高尔基就从创作顶峰跌落的错误结论。母亲尼洛芙娜及其儿子巴威尔是小说的主要人物, 尼洛芙娜是一个由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 巴威尔则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领导者的光辉形象。这两个形象充满理想色彩, 同时也表现出了个性不够鲜明的缺陷, 相比之下, 巴威尔身上的理想色彩更浓, 个性几乎湮灭在共性之中, 其性格发展好像运动场上的三级跳:“沼地的戈比”事件——“五一劳动节游行”——“法庭斗争”, 读者在每一跳之间看不出性格发展上的继承脉络与逻辑关系; 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刚刚读了几本革命书籍的青年, 而像是一个身负阶级解放重任的革命领袖。而且, 巴威尔没有养活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压力, 无论是被捕前还是出狱后, 他都可以自由地进出工厂, 随意上班或是旷工。工厂没有残酷的剥削场面, 监狱里没有严刑拷打, 法庭上法官听任他讲完革命道理, 喊尽革命口号。巴威尔的讲话口号多于革命道理的分析, 对未来理想的描绘大于对现实斗争的叙述, 是作家理想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母亲的性格发展较之巴威尔虽更具严谨的逻辑性, 也更贴近生活, 但也有明显不足:她的语言完全不像出自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家庭妇女之口, 而且和儿子所说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口号化、概念化的语言)。尼洛芙娜同样活动在作者从观念出发而描绘的环境之中, 她走遍工厂、农村、监狱, 处处向群众发表鼓动性的演说, 听众无一不被她的讲演所打动。她也从不为衣食和安全而发愁。母亲置身于其中的一些细节也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 她参与的狱中同志的越狱行动既顺利又简单, 如同儿戏一般。
的确, 客观、公正地看, 整部小说充满了概念化的人物和概念化的行动、言语, 如“没有精神地说”“带笑地说”“不自然地说”“阴郁地说”“沉思般地点点头”等, 空洞而没有形象性, 使整部作品显得颇为干巴、空洞, 而缺乏形象性。但在这部宣传阶级斗争的逻辑推理式的小说里, 高尔基尽管歌颂革命, 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争取独立和自由, 也反对过多使用暴力, 巴威尔对霍霍尔“杀人”的埋怨, 霍霍尔对自己没能阻止一桩凶杀的悔恨,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时期的特点及高尔基创作的特点, 汪介之有颇为全面而精当的总结: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后终于被一场凶猛的暴风雨洗涤的时期。人心**, 思想活跃, 社会动**, 一触即发。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渴望行动的气氛, 但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精神重负还难以一下子摆脱。就在这个时候, 高尔基从社会底层走出来, 以“粗鲁的”语言和不可阻挡的锐气, 喊出了他所熟知的这个社会层次的全部屈辱和挣扎, 苦闷与希求, 也显示出他们那隐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他为恶劣的社会环境压抑并扭曲人性、从而使人成为非人的残酷现实所震撼, 他以充满着哀号和噩梦、蜕化和堕落、复仇与抗争的生活图画来惊醒人们, 他也常常以闪现着亮色的理想图景来抚慰、温暖一颗颗因受伤而干涸的心。他期望能够激励人们起来推翻现存秩序, 争得做人的权利。“人应当成为人, 也能够成为人!”——这就是这个时期高尔基创作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绚丽夺目的童话故事, 还是出手不凡的流浪汉小说, 无论是轰动文坛的《海燕之歌》, 还是《三人》《福马·高尔杰耶夫》和那本“及时的书”《母亲》, 都共同显示出高尔基头16年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社会批判。他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 都是格调高昂, **充溢,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 尺幅之中, 常有千里之势, 起到了如茅盾所说的那种“开风气, 振人心”的艺术效应。
总之, 高尔基的早期创作, 风格多样, 色彩绚丽, **充溢,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 呈现出以力度与气势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总体美感特征, 而其基本思想倾向则是社会批判, 并以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为目的。
中期创作(1908—1924):1905年革命失败后, 高尔基长期侨居意大利, 他集中思考的, 是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是俄罗斯的命运与前途。1913年,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他热情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 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过分的暴力和血腥行动。这一历史巨变引起他深入、系统地思考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政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就是这一思索的成果。巴拉诺夫指出:“所有这些文章从头至尾都渗透着焦虑和痛苦。焦虑和痛苦的是革命对生活产生的破坏力会给精神文化、宝贵的社会财富和它的创造者——知识分子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革命后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 高尔基为拯救文化、保护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努力, 本人却常常处于痛苦的精神矛盾之中。1921年秋, 他再度离开俄罗斯, 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 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 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 发表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 完成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 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
在这个时期, 高尔基的重要作品有:《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忏悔》(1908)、《夏天》(1909)和“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1909—1910)、《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崇高的爱》(1912, 未完成)等中篇小说, 《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罗斯记游》(1912—1917)、《日记片断》(1924)、《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 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我的大学》(1922—1923)。在这个时期, 高尔基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上述作品中, 他从鞭挞专制黑暗势力(《没用人的一生》), 讴歌民众意识的觉醒(《夏天》), 到试图经由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 将他们的意志和情绪保持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所需要的高度上(《忏悔》), 进而发展到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 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 高尔基在这一时期共完成了六大系列作品, 即“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