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诺死后，安冬妮四顾萧然，泪流满面，哭喊道：“汉诺，小汉诺，汤姆，父亲和所有别的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哎，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啊！”（612）这个“再也看不见他们了”的感伤，这个“多么残酷无情啊”的怅然，在小说的叙事中与其说是表达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还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束。作者通过对一个市民中产家族没落的描写，宣告了更为广泛的没落和终结，宣告了一个远远超出家族范围的文化和社会转折。托马斯·曼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看法》谈到《布》的创作时写道：
我们在时代的困境中研究窘迫的自我的最遥远的精神源头，研究其合法根基和最古老的精神传统，我们寻求辩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存在，我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为何不能、为何不希望把自己变成别的样子？……我是城里人，是中产市民，是德意志市民文化熏陶的子孙……我的祖先不是德国为了显示其城市联邦特征而派遣到全世界乃至远东地区那种纽伦堡工匠吗？我的祖辈在梅克伦堡地区做过市议员，后来迁居吕贝克。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撰写家族史，撰写一部演变成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城市编年史，一部富有德国特色的，可以跟早期市民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提并论的书，我才证明自己远非自己想象地那么不肖。[6]
作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市民之意识和感情，作者要回归的是先祖们神圣的市民精神，这份深情也是主人公安冬妮·布登勃洛克坚守其市民精神的思想基础。在作品中叙述了在德国社会发展中，作为中流砥柱的市民阶层的沉浮兴衰。小说里第一代的老约翰·布登勃洛克一生锐意进取，理性务实，表现了托马斯·曼所说的“市民性”，亦即体现了社会历史学上的“市民”阶层在其崛起阶段所展现出的崇尚奋斗、积极、富有责任感的品格，是布登勃洛克家族市民精神的典型代表。而他的大儿子约翰·布登勃洛克治家建业的观念出现了僵化，守成守旧；小儿子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更是不思开拓，只知道向家族索要钱款，其市民性精神在儿子们身上已开始衰变。第三代的布登勃洛克们则养尊处优，心里追求的是安适悠闲的生活，其“市民性”人格更是在明显表现出精神上的不强健，意志上的不坚韧。到了第四代的汉诺·布登勃洛克，其性格特征几乎就是“颓废”的代言人，先辈们拼搏时的那种坚忍顽强的精神毅力，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在他身上全都消失不见。布家四代人在市民精神上的没落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对传统“市民”精神在传承过程中渐行渐远的“颓废”心理分析。尼采认为，市民精神从理性到虔诚主义，到多愁善感的敏感，到意志薄弱的没落，其根本原因是原本的精神文化没有薪火相传，从上一代人的敢闯敢干的人生精神，衰变为下一代的宗教情绪，追求安逸，沉溺艺术世界。这一衰颓的过程不正是布家几代人故事吗？托马斯·曼在1950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做报告的演讲稿《我的时代》就坦承尼采这个“颓废”说是小说《布》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布家一代比一代人变得脆弱、懦弱、胆怯、梦幻、颓丧，就像《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的贾府：“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歌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因此，最后在家人去世，家族败落后，安冬妮追问着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托马斯·曼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面对家族的颓唐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读完全文再回头看，事实上，托马斯·曼在小说《布》中思索的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背后历史文化的变迁，探寻的是时代社会发展中遗失了“市民”精神文化的深层原因。作者除了以家族成员表面上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来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没落，还在布家人心理上的退缩和情志上的沉湎艺术来表现布登勃洛克一家运数终尽、不可逆转的命运。在小说中，主要以约翰、托马斯、克里斯蒂安和汉诺这四个人物面对颓废时，他们的选择来投射当时社会市民精神衰变的走向。书中的约翰·布登勃洛克，优柔寡断，谨小慎微。面对自家公司业务平稳得几乎停滞不前的时候，而竞争对手却蒸蒸日上，他不是积极寻求拯救的办法，而是听天由命，信仰基督，时常将“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这种一味祈求上帝的态度，是因循守旧的“市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把握的表征。而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为公司殚精竭虑，家族公司的责任让他未老先衰、萎靡不振，一头扎进叔本华的哲学中。他开始哭泣着，颤抖着，在叔本华生存和死亡哲学的烛照下，喊出“我要活”，要活在“所有那些曾经说过，正在说，和将来要说‘我’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更饱满、更有力、更愉快地说这个字的人身上”。（537）愿意祈死求生的他最终在一颗微不足道的牙齿上得到了解脱，“让他于死中得到生，让他挣脱他的疲惫不堪的个性枷锁得到拯救，让他从他象征性的担当并无畏而机智地扮演的一个从未使他的精神和世俗欲求得到满足，且成为他改变和完善自我的障碍的生活角色中得到解放”[7]。我们看到，布家人在面对家族命运出现危机时或麻木祈求上帝，或积极寻求死亡，其市民精神的衰败主要表现在心理素质的委顿上，而另一方面在审美情志上又被音乐艺术瓦解了传统的“市民”文化。典型的代表是克里斯蒂安和汉诺。克里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浪**滑稽，游手好闲，以怪诞和神经质的形象其时代的“颓废”人。他对戏剧、艺术却情有独钟，而且还颇有灵性，具有一定的“艺术家”才能。而汉诺·布登勃洛克从小受到母带来的音乐的涵濡滋养，沉溺于音乐世界，传统的市民精神**然无存。
由是观之，《布》可以说是叔本华哲学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投影。“这部市民阶层的编年史反映出了一个天真实际到精神领域、从商人气质到艺术气质的变化过程。这表明，没落同时也可以代表完善和提升，反映了一个当时到处都能体会到的普遍的世界发展过程。”[8]小说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落败透射出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时人们恰好生活在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经济繁荣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前者带来了飞速的扩张，后者宣布市民时代的终结。父辈奠定了基业，大家只是坐享其成，而且感受到邻近末日的疲惫不堪……”[9]人们虽然还没有经历后来的那两次世界大战，但由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早已摧毁了维系人们精神支柱的道德、伦理和文化准则。深陷其中的人们前途茫茫，普遍存在着一种彷徨、苦闷、忧郁、绝望的情绪，生活使他们心中许多东西都破灭了，对一切都怀疑起来，甚至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一切都昭示着历史变迁、社会转型后市民生活的裂变，精神文化的崩溃，同时也反映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那种颓废情绪和末日气氛。布家几代人对于此，或笃信上帝，或以死求生，或醉心于艺术，都在大时代的悲剧下消失了。面对家族和时代的巨变，安冬妮·布登勃洛克没有奴颜婢膝地听天由命。托马斯的猝死，克里斯蒂安进疯人院，侄儿汉诺的早夭，市民精神在这第三代、第四代的布登勃洛克身上已然消逝，但是这却并未使她也倒下，而是依然勇敢地维持着家族的命脉。她在这些不幸中反观自己和家族命运，家族公司的破产，亲人的死亡，终结了原来那个颓败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但是这终结中又让安冬妮获得重生，她依然高扬着市民精神在主持家务。小说的最后，安冬妮·布登勃洛克的嫂子转移财产，离开吕贝克，布家仅存的一点威望也没有了。但就是这样，勇敢的安冬妮还是决定，“只要她活在世上一天，只要别的人看得到她，她始终要把头抬得高高的”，她还是要求家族余下的孤寡老妇要坚持参加“家庭日”，要继续诵读金边记事簿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