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充分考虑世情、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国家利益是由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所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是中国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中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为它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没有国家安全利益的保障，就没有国家安宁稳定的生存环境。国际政治视角的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主要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安全利益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且还包括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是指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广义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包括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而且还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文化安全利益，同时还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国家的信息安全利益、国家的生态安全利益、国家的农业安全利益等等。
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是客观的，但人们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知则是主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思想，是我们研究、分析国家安全利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安全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的安全最初来自于自然界，之后来自于社会内部，最后来自于国际社会。“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1]
国家利益组成部分的排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中生死攸关的利益。当国家安全利益有了一定保障的时候，国家安全利益在国家利益运行的过程中有时并非是第一位的，这个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的其他方面。例如，改革开放后，我们利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不是我们不重视国家的安全利益，而是认为我国的安全利益目前没有更大的威胁。但无论如何，国家安全利益是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基础。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生存的前提，一个国家没有生存的空间，或者有了生存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不安全的，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安全与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没有了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保障。乱世无发展，古今概莫能外。即使取得了发展成果，也会因为没有安全的保障而丧失殆尽。同时，国家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有利于国家的安全。
在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这一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历代领导集体从不含糊，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了我国国家安全利益观，使之成为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以及他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坚定立场，无不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认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4]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顺利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江泽民和胡锦涛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利益做出了新的判断。江泽民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最高利益。”[5]同时，他还认为：“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引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6]胡锦涛继承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的国家安全利益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7]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完整表述，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障。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利益，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但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从不含糊。只是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毛泽东高度重视以国家的军事安全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利益观；邓小平强调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利益观；江泽民强调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安全为基础的综合的国家安全利益观；胡锦涛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国家安全利益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和内在要求，国家利益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有新的内容，国家安全利益观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出现新的内容。世纪之交，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一，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文化等多项安全因素。“我们应该树立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安全为关键，融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于一体的新国家安全观。”[8]但无论如何变化，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前提和保障。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是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基础和本源，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一项长期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利益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0]国家的经济利益影响并制约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1]虽然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不得不面对当时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不得不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不得不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刁难。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以苏联为鉴戒，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利益，但这不等于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反，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改变了对世界形势的总体看法，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他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2]“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得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1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以国家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观。
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国家经济利益观，同时，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上进行了创新。江泽民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关起门来谈论国家利益，显然已不合时宜。“随着国家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上相互依存和优势互补也越发明显。任何国家不能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脱离世界大市场。”[14]因此，江泽民从国际、国内和科技等多方面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认为在和平有了一定保障的情况下，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重心。“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因素。”[15]胡锦涛更加重视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他主张世界各国经济朝着均衡、共赢、普惠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问题；主张世界各国加强互信，扩大开放，建立公平规范的多边或双边贸易体制；主张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继续牢牢抓住经济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他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16]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战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是当代中国国家的经济利益观，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为之进行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维护和拓展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看作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经济社会的统筹和可持续性发展；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经济利益观的演进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国家经济利益观有了正确、全面和科学的理解。在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方法上，我们正在从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到现代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空间上，我们改变了过去主要从国内的视角考虑国家经济利益，开始从全球的视角考虑国家的经济利益。
当代中国国家经济利益观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是中国国家经济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利益的统一。一个国家如果不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就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制于人。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并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既要坚持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又要倡导经济发展的全面开放。经济全球化背景的本身就要求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只有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才能实现我国的经济利益。合作、互利、共赢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利益诉求的明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又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利益观的主要内容。“所谓国家政治利益，就是表现为居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谋求巩固、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力求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理论、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17]它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公民的人权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社会上的责任等等。国家政治利益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赢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各项国家利益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又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这是世界各国最核心的政治利益，也是当代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利益。人权问题是国家利益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人民的人权利益是该国政治利益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的人权利益状况也不尽相同，实现人权利益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的人权利益主要体现在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个方面。
稳定是首要的国家政治利益，因为它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一定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8]稳定主要是指思想稳定、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国家的政治利益。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以国家的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他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社会的稳定、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在国内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稳定，坚持民族团结，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上表现为，不断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展对外政治交流。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画线的政治利益观，江泽民说：“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19]胡锦涛在追求国家政治利益方面，表现得更加务实，他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人民生活远不富裕。”[20]我们在国际社会中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对称的政治利益，同时主张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在世界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政治利益在国际上的表现主要是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提升文化软实力，维护和拓展国家文化利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发展者。外来文化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我们要保护中华文化，并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文化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利益，当今世界文化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其最高目标是是实现本国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影响力”。[21]文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软实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它对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来说，“软实力”的提升可以减少在国家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从而营造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平外交政策的感召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亲和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它蕴含着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与方式。
“一个国家人民团结一致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实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国内四分五裂、缺乏政治认同的情况下，在外交中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实施外交战略。因而利用文化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来团结国人，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提供坚实的基础。”[22]中国人民文化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来自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的外交政策，来自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时候所采取的对外战略，那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国家的文化利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并把其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之中。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进行着和平的劳动，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个根本的事实就决定了我国在外交上的和平政策。”同年，我们党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指导原则。这些政策和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文化利益观也是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必须维护我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营养和心理认同，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之后，在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同时，他也时刻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国家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拿原子弹、氢弹，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3]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正确主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要求，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重视国家的文化利益。江泽民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24]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5]同时，他还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影响。2002年，江泽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城演讲时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26]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7]在国家间的文化交往中，他说：“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8]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但向世人表明中国走和平道路的理念，而且还向世人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设想。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指出：“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9]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有关国家文化利益的论述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所阐述的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充分表明我国历代领导集体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文化利益的高度重视。
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但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而且奠定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思想信念。同时，也是对世界上一些国家抛出的“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抛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除了别有用心之外，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就让一些国家有些担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缺乏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国有别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向世人展示清楚，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也是文化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以上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的政治利益、国家的文化利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方式有所不同，对国家利益内容的排序也有所不同，这是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的。但事实上，作为构成国家利益系统中每一个方面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前提，是最高利益。国家政治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支撑与保证，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组成国家利益系统的各部分利益是缺一不可的。他们之间既相互影响又不能互相代替，任何只强调一方面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方面利益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甚至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当国家的领导阶级在一段时间内强调某种国家利益，应该是在其他国家利益方面得到满足，至少是没有其他方面利益威胁并与所强调的这方面利益没有矛盾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笔者还认为，组成国家利益的各部分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诉求。所以我们要以动态的眼光分析和研究国家利益的内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的本质要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35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江泽民文选》，第3卷，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江泽民文选》，第3卷，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 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6）。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5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江泽民文选》，第1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 《江泽民文选》，第1卷，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07-02。
[17] 杨玲玲：《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29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江泽民文选》，第3卷，5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3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1] 赵刚、肖欢：《国家软实力》，2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22] 张冀：《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12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 《江泽民文选》，第3卷，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5] 《江泽民文选》，第3卷，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 《江泽民文选》，第3卷，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8]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6-04-24。
[2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9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