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不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为国家安全呕心沥血，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的需要，先后提出了“军事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国家安全同样因环境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国家安全是客观的，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则是主观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安全方面，主观的看法要符合客观的实际。国家安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安全就是指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即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持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广义的国家安全除包括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外，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
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家安全的战略是不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也就不同。时代背景决定了在毛泽东的军事安全观理念下和在邓小平的综合安全观理念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各自不同的。当然，它更不同于江泽民、胡锦涛的新安全观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那么在新国家安全观理念下，我国应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呢？
我国的新安全观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一，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文化等多项安全因素。“我们应该树立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安全为关键，融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于一体的新国家安全观。”[1]在新安全观下，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前提是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国家定位。那就是：我国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大国。这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国家安全系统的每一组成部分都还可以根据问题研究的需要进行细化，直到达到研究的目的为止。例如，经济安全可以细化为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等。
一、军事安全
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家安全的保障。美国等西方大国由于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基本上不存在军事威胁。我国是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强大的国防是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建立军事同盟，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美国的真实意图绝不想让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只允许我国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发展，甚至把中国看作一个潜在的敌人。其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从未停止过，再加上外国势力插手干预，使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再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军事安全必须面对的外部压力，同时，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军事变革也对中国的军事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后，中国是一个沿海国家，由于传统的重陆地、轻海洋安全观念思想的影响，导致中国今天仍然是海洋权益损失最大的国家，这和西方“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的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一些新的领域也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例如太空。因此，虽然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深知世界并不安宁，我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并不乐观，再加上我国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也比较复杂，军事安全对我国国家安全始终至关重要。要实现我国的军事安全，关键是军事变革的自主创新能力、军事理论创新能力以及军事制度的创新机制。同时，还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虽然我国重视军事安全，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但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始终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努力为世界的和平和地区的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其目标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二、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这种趋势不断加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不十分完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处境并不十分乐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虽然面临着机遇，但在许多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何根据我国的实际，在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的过程中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是一个必须面对而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保护民族经济
经济全球化在表面上是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超越了国界而渐渐发展为全球经济的过程。但这种超越国界的趋势并没有淡化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反却加剧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利益的较量。竞争的焦点主要是民族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有不同的利益存在。江泽民曾经指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国家，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国界里工作和生活，每个国家就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同时，各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各国追求的根本利益。没有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各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根本谈不上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只有拥有坚定的国家经济利益观念，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我国的民族经济，才能摆脱在历史上曾经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同时，我们一定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利益消亡的错误观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存在；另一种是无论世界经济如何发展，民族经济利益是永恒的错误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和国家也便不存在了。同时，我们看到片面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不顾及其他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本国经济利益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招致更大的经济损失。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给一些国家造成的深刻影响，已经说明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经济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二）保护国内市场和资源
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外资，才能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想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要想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必须对外开放。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好我国国内市场和资源。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西方国家比，我们很多地方不占优势，一味地迎合经济全球化，不适度地保护国内市场和资源，就不能维护我国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国家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冲击。另外国有企业没有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也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中能打开局面。同时，由于以前我们对资源的错误理解，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稀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极大浪费，给经济的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因此，为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我们必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三）警惕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各国家相互依存度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旦哪个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全球范围内将呈现多米诺效应，各国经济由于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而发生剧烈变化。如1997年发生在泰国的汇率危机而引起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以及日本和韩国，进而由地区性的经济危机立即蔓延到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地区，最后几乎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的极大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不言而喻。中国握有一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一笔财富，却让美国人分享了一大部分。这是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本国利益，就会在世界经济链条中丧失主动，国家经济安全就难以维护。2009年5月26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说道：“中国人出人意料地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胆怯参与者摇身一变成为不耐烦的敲桌子者……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美元一旦贬值，中国政府势必会亏钱。所以中国想方设法减少美元贬值风险。最牢靠的办法是停止买入太多美国国债，但这将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加剧出口困难。所以中国千方百计寻找能走出美元陷阱不会推高人民币的法子……他希望更多地通过人民币结算……但想以此逃离美元陷阱，就有些可笑了……这就好比老虎机边的赌徒，绝望地增加赌注，使损失愈加惨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学家们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苗头、新动向和新问题，帮助党和政府提高金融调控水平，实现我国金融业在国际国内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人类步入21世纪，知识经济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先后制定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战略。知识经济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比如美国、日本，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80%左右，而我国仅为39%。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与科技的重要性的日益突出。我国一定要走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改革创新体制，培养高科技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
（五）处理好几种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所在。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我国要想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合理运行，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政府和市场二者是不能代替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但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不完善，以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又要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参与的力量有时较大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政府干预过多的弊病将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根据国内市场的成熟度、国家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市场和政府的组合方式，充分享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魅力，使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其次，要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进行改革和开放。同时还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让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但在实践中，往往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改革与开放二者差距过大，不协调的情况，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如原苏联改革的速度明显快于对外开放的速度，结果改革的路也走到了尽头。再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的一些国家，开放的速度明显快于改革，当问题出现时，由于国内改革的步伐远远没有跟上开放的速度，所以问题出现时，就超越了这些国家的承受能力。我国要吸取世界上这些国家的教训，谨慎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特别要加强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力度，以改革保障开放，以开放促进发展，从而形成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
最后，要处理好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与让渡之间的关系。[2]维护国家主权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3]但主权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为了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有时我们可以让渡一部分主权，把它转化为“主权共享”的部分。我们既要反对传统的绝对主权论，也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抛出的“主权过时论”等错误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灵活机动地处理好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三、政治安全
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应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维护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地位，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各国内部事务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和维护。”[4]
政治安全是相对于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而言的。政治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国表现为：对外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对内保持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稳定。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中，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党的领导的权威性和执政地位的稳定性。
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维护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要靠自己的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大大增强。同时，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也会大大增强，对中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5]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6]这种科学性体现在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现在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管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7]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四）保持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没有稳定就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稳定，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国家的政治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国内政局不稳，还能在世界舞台上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
（五）惩治腐败。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我们要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把工作做到实处，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四、科技安全
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是国家安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国家科技安全是指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不受侵害与威胁的状态。”[9]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历程。农业经济时代，科技水平还很低，其作用也仅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还谈不上科技安全；工业经济时代到来，科技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实现了经济领域内资本的快速增值，同时，科技也被运用到军事领域，从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就是国家安全中的传统安全因素，但还没有成为国家安全中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是科技安全兴起的时代动因，因为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科技已渗透到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因此，各国都把发展科技作为提升国家实力和强化国家安全的途径和手段。由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融入国际社会以后，科技安全的处境不容乐观。首先，西方国家利用科技优势，推行“技术霸权主义”，以技术“转让”和技术讹诈为手段，获取经济实惠和政治资本，以技术垄断为手腕，限制我国发展。其次，科技也使人类陷入了高科技战争的潜在危险，给我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建设和平稳定的环境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其次，信息安全的挑战不容忽视。我国信息技术相对落后，要防止网上黑客、网上病毒、网上战争、网上恐怖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最后，科技人才的流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出国深造的高科技人才，出国不归；二是跨国公司以高薪吸引我国高科技人才。人才流失往往不仅仅是人才本身，同时对我国的科技安全也是隐患。我国正面临着科技安全的人才安全困境。面对以上种种情况，我们要有一种清醒的定位。在国际上，倡导科技人道主义和科技伦理道德，“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本身”。[10]在维护和拓展科技安全方面，我们要树立科技安全的正确理念；我们要认清我国科技安全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出正确的科技安全战略；我们要鼓励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我们要实施积极的人才政策和人才战略，为我国的科技安全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五、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指的是“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11]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新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稀缺性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及生产生活废物向大自然的过度排放，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人类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因此，生态安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一直以来美好的愿望。“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本主义。”[12]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各国对生态安全给予高度重视，但问题依然严重，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和气候异常、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深林面积锐减、生物物种的灭绝、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等等。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安全观。以人为本不是单个国家的人，而是全人类；以人为本不单单是今天的人，而是明天的人，后天的人。首先，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对生态安全的认识与生态安全的客观规律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次，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摒弃传统的工业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传统的工业发展观片面追求GDP增长，把GDP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传统的工业发展观建立在自然资源不会枯竭，“资源无价、产品高价”的错误思想上。最后，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生态安全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合作程度。我们要以双边环境外交为重点，以区域环境外交为平台，积极参与全球多边环境外交，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维护了我国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
六、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的概念和理论是由欧洲巴瑞·步赞等学者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来的，主要是由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推动的。社会安全是一个年轻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到现在才短短20年的时间。我国政府从2003年“非典”开始关注社会安全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是由于世纪之交传统安全威胁逐渐退居次席，也由于社会转型，其他形式的冲突时有发生。原来认为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就可以保障社会安全的观念已不合时宜。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一，它们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主张，表明党和政府对社会安全的重视已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3]社会安全是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而说的，如果政治安全的主体是统治阶级，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市场主体，那么社会安全的主体就是社会成员（不包括个体因个人因素而导致的个人安全威胁）。目前，妨碍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贫富差距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起步较晚而又比较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转型带来的失业和就业压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领域内的信用危机等等。为保障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安全的重要性；我们要尽快建立社会安全的管理体系和管理策略；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社会安全意识；我们也要在社会安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内涵的领域逐步扩大。安全威胁的每一个领域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对安全领域的每一项挑战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确保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14]
[1] 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6）。
[2] 让渡：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和合作更加紧密，而且世界经济还面临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就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自愿的、独立决策的前提下，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无疑是合理的、可行的。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主权不会造成损害和削弱。国家主权的让渡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主权让渡并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是各国对主权的分享。对主权让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利益。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刘跃进：《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2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1]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1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郑杭生：《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14]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