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来不会错读苦难，
这些古代的大师，何其准确地理解
它在人间的位置；它发生的同时
别人正在吃，在开窗，或是无聊地漫步……
—W. H.奥登，《美术馆》
1994年，一位名叫凯文·卡特的南非摄影家在苏丹拍摄到一张旷世罕见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饥饿女童在泥地上爬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即将饿毙倒地的情景。她那羸弱如纸的身躯再也支撑不起那颗显得过于硕大的头颅，而她身后约二十米的地方，一只食腐的秃鹫正等待她倒下的一刻。这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饥饿的苏丹》发表，震撼了全世界，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张照片为激发全世界的良知、为赈济饥饿非洲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此前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力量。但此后围绕它所产生的伦理争议，却使摄影家送了命。
据凯文·卡特说，他为了这个场景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他本来指望会出现兀鹰展翅的刹那，但最终没有等到。按说单纯作为新闻照片，这确是一个杰作，它所抓取的瞬间是一个职业新闻摄影家一生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它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效果又是任何语言所无法企及。但是仔细审视，在这张只有兀鹰和女孩两个角色的照片背后，还隐藏了“第三个角色”—那就是在这死亡画面前等待的这个人，这个摄影家。他和那个虎视眈眈等待死亡之食的兀鹰之间构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同类—它们都在等待自己的猎物。唯一不同的是，它是在等待食物，而他则是在等待自己的职业机会；它等来的是一顿禽兽的暴殄，而他获得的则是人类的奖赏和职业名声。因此，这张照片暗含了一个巨大的伦理拷问：这个看起来震撼良知警醒责任的杰作背后，创作者是否扮演了一个与兀鹰相似的角色？摄影家为什么不去赶跑这死神般的猛禽，或者投身救助女孩的现实之中？固然，由它所唤起的道德力量业已激发世界去救助了更多这样的孩子，但面对这一个、这个生命的现实和个体，摄影家却扮演了一个残忍的角色。凯文·卡特由此遭到了舆论的质疑和自己良心的谴责，三个月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居所中用一氧化碳自杀。
之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是试图引发一个相似的写作伦理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阿尔多诺那句著名的格言“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野蛮的”，也曾提出了类似的伦理问题，当人类犯下了这样永难宽恕的罪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哪样的人类，都再无资格和权利用诗歌的名义表达情感和思想，因为诗歌的精神和集中营的犯罪之间，无法想象是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人类身上共存的。所以奥斯维辛之后，如果还会有诗歌写作的话，要么只能是写“野蛮的诗”，要么这种诗人就是野蛮人，否则不合逻辑。阿尔多诺当然无法阻止，也不可能阻止诗歌的存在，但他所提出的巨大的道德拷问的命题，却令人无法回避和抗拒。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道德状况，必须对其写作和表达的资格有所担负和证实。对于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诗人和写作者都曾经认真思考过。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场写作的主体权利作出追问。而且，许久以来我们的写作所面对的，一直是社会或人性意义上的命题，对于这样的自然之灾，这样的一场“没有犯罪者”的悲剧和“屠杀”又如何看待，却属未曾准备。而国人在灾难面前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创作力，一时间涌现了数量如此之巨的“地震诗歌”，更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很显然，这场写作已经构成了一个景观，一个无法不认真面对的现象，如何来面对和评价这些诗歌，这场人数众多、情景壮观的写作？我感到了犹疑和困难。从现实的意义上，我当然应该赞赏和敬重一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表达悲伤和怜悯、表达哀思和爱心的写作者，但是当人们用不无过剩的热情来比赛产量的时候，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表达他们的怜悯和爱，甚至以伤痛者的角色表达感恩和“幸福”的时候，当有舆论将这同1976年的一场政治诗歌运动联系起来进行比拟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气味正在发生可疑的变化。
很显然，我们必须首先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即写作的一切潜命题、一切写作者的潜角色必须要得到拷问，得到检验。只有这样，我们从语言中所获得的，才不仅仅是虚拟的慷慨和廉价的赞美，不是替死者感恩、为孤残者代言“幸福”的虚假写作，不是将哀歌变为颂歌、借血泪和生命来构造丰功伟绩的偷换式、盗贼式写作。这样的写作在过去也许不是问题，但果真像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人类的重大灾难或悲剧不是以巨大的进步为补偿的”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国人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所获得的“补偿”，就是接近于真正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认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只是抽象的“人民”—的第一位的价值。人们的眼泪、悲恸、慷慨捐赠与救助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无疆大爱，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进步所产生的价值共识，而这个共识正是我们检验政府救助工作是否得力和到位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一切写作和文字表达的试金石。有的“写作”正是因为违反了这样一个价值共识而遭到了批评、反对乃至谴责和攻击。这表明，如果说话者的立场仍旧使用了过去那种公共利益大于个体价值、抽象事物大于生命价值的世界观的话，那么他的说法将因为悖逆和挑衅了这一价值共识和历史进步而遭到唾弃。
因此，我首先要为那些带有“拷问”意味的写作叫好，因为只有对写作者自我的合法性抱有质疑和反思的写作，才更具有思考的价值和感人的力量。我们应该庆幸出现了这样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是它们挽救了这场写作，赋予了这场“诗歌运动”以合法性。如果要举出例证的话，我愿意以朵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作为例子，它对包括“写作”以及自我在内的一切灾难承受者之外的人与物、行为与表达的普遍质疑，恰好凸显了这写作的意义：“……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是轻浮的，在巨大的废墟旁/论功行赏的将军/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伸出的小手/……想想，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是多么的轻贱！/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是轻浮的！/……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悲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一切怜悯、救助和感人的至爱，都无法抵消万千生命和肉体毁灭这一悲剧，无法抵消死亡者的死亡、伤痛者的伤痛。谁也没有权力用别的什么东西和言辞，来覆盖冲抵这无边的悲伤，没有权力随意地叙述和书写任何有关的人与事、情或理，“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真正得体的表达也许就是“沉默”，但仅仅用沉默却同样也无法表达沉默。如果说这首诗中有一个言说的立场的话，那么它便是无限接近的“上帝的立场”了，对于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民族来说，读到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有理由感到欣慰。当年奥登在观看美术馆时，对古代画家们在灾难题材的绘画中所表现的伟大立场和道德力量的由衷赞美，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启示和佐证，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不朽的人性力量与价值光辉，离开了自我拷问和灵魂介入的言说是没有价值的。现在中国的诗人也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理解角度，它可以说见证了此次赈灾行动中民族精神与价值认知的飞升。
因此，对生命的理解和价值尊奉的程度，将是决定这场写作中文本价值的标尺。荷尔德林说，“人能够将自己置放到他人的处境中，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这正是人的需要”。如果不能以这样的理解和精神去关怀，任何“灾难写作”都将很难获得严肃的意义。它甚至不如为灾难的承受者们做哪怕一点点实事来的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去讴歌那些用身体而不是语言、用物质而不是情感去支援灾区的人，那些本身介入了救灾实践的人们，更有资格书写他们的体验和思想。地震以后，大量的媒体和出版人用了各种形式、以最快的速度赶制了各种版面和出版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们有可能发挥的作用，但面对上述伦理，它们的价值甚至动机也将首先面临质询和拷问。当我在5月末收到由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特刊《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惊异他竟然有如此迅疾如职业记者的意识和速度；我的第二反应是疑虑，难道在这举国悲恸的日子里真的还有必要、有那么多人有心情写下那么多的诗歌作品？但当我读了诗集的前言，得知他和他的同仁们为赈灾举行了巡回诗歌朗诵会，并为灾区募集了8万余元资金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到他有这个资格来编辑这样一本诗集，因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语言与修辞的工作，8万元对于这巨大的灾难、对于数百亿的捐款来说也许是微薄的，但他们却实现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担当，实践了他们的“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理想：“‘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精神就是敢于去担当，去照亮，去恢复人性的崇高。这一刻，诗歌是一个行动者……”是的，诗歌必须同时参与这爱的“行动”才具有合法性和价值。因此当我读到另一位诗人哑石的“诗歌日记”的时候也深深地认同他的说法：“周围的一些博导们，开始/抽着名烟，喝着茶，/（眼神中，不时闪过恐慌）/讨论天灾的哲学意义，国际影响……/他们都曾是我很好的朋友。/突然，我开始厌恶他们，说不出理由”—
我扭头离开他们，来到离学校最近的采血点，献200毫升血：
足足排了四个小时的队，
队伍中，大多是年轻人，甚至
有的看起来还是嘻嘻哈哈的，
（雨中，有一对恋人还站着接吻）
显然不严肃。我得承认，
今天，我真的、真的更喜欢他们。
我必须说，这首诗也让我充满感动，因为它使诗歌的表达获得了人格实践的支撑，行动见证了语言，鲜血介入了修辞。同样情境的还有林雪那样的亲历式写作，她的诗歌是写于灾区的现场，因此具有了“将自己置于他人处境”的见证力量，她的一首《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的苕西》中有这样的句子：“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从没有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滥用？/我愿意把破碎这个词最后再用一次/……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整的……”我们自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具有“现场”和亲历的实践，但无疑，这样的写作是最有感染力和可信度的。这看起来似乎苛刻，但自古以来诗歌的常理也是如此，最感人的诗歌必定是渗透了诗人生命见证和人格实践的诗歌，渗透了人生对文本的“介入”和践行的诗歌，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甚至项羽、岳飞、文天祥，他们的诗之所以有感人的力量，无不是因为他们的悲剧生命人格实践了他们的诗歌。虽然这悲剧各自不同，但“失败”、牺牲或者挫折，都是其感人力量的真正源泉，这是一个诗歌的定律。
对于那些最广泛意义上的“地震诗歌”写作，我只能说，它们的意义都需要检验—不是让批评家或者“质检员”来检验，而是要用每一个写作者自己的良知来检验，用其思想的状况和精神的现实来验证。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次民族**的释放，一次价值观的集体反思和蜕变，一次道德良知的奋起，一次哀情的诉说，甚至一次泪水的伟大奔涌……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用眼泪来洗刷这些年欲望的红尘和道德的锈蚀，太需要用泪水**涤我们钝化的良知和彼此隔膜的心灵了。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在意这场运动会不会留下长久传诵的诗歌作品，不在意诗歌会不会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获得“复兴”，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会像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说的那样，成为“激发神性和灵魂”的形式，成为唤起良知、推动社会进步的借力方式。如果我们必定要寻求“历史补偿”的话，那么好好守护由鲜血和生命代价唤起的“人本”价值，把这样一种价值贯穿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我们的日常规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我甚至认为，当我们不仅仅是对地震中人民的生命才那样珍惜尊重，不仅仅是对那些特殊的伤者才那样真情关怀、无私救助的时候，当我们对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生命都同样珍视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为地震付出的惨痛代价才算是没有白费，在苦难中获得的道德奋起和精神净化才不会成为一个很快破灭的泡影。
当然，作为一个观念的表达者，“我”说这番话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反躬自问：我怀疑和追问的资格何在？我言说的凭据和理由何在？我是否也试图用力所能及的付出，践行了我所推崇的价值？在此，请让我向那些勇敢和果断的志愿者，抗震救灾的实践者，竭尽绵薄之力去担当责任的普通人们，向那些为救助他人而付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努力使我们民族有资格一起持续这场思考和自审。
2008年7月14日深夜急就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