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是一个至为奇怪的文本。在它问世将近四十年来，先是经历了被毁禁查封、作者被逮捕判刑的惊心动魄的厄运，随后则是被当作“与极左路线斗争的光辉范例”被平反昭雪广为宣传，随后是在主流报纸连载、正式出版并被搬上银幕，再随后就是归于平淡，销声匿迹，在所有的文学史叙述中都被敷衍地一带而过，语焉不详甚至干脆不被提起。在当代文学史上，像这样命运跌宕的一部小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说它是一个奇怪的文本，一方面，它是一个革命时期产生的“通俗言情小说”，却被放大成为了“反革命的政治文本”，随后又被放大为“反对极左路线的革命文本”。另一方面，一个从未有过特殊经验的普通知青作者，却写出了一部非常“玄乎”的小说，既涉及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又涉及至为神秘的中外核子科学家的生活，还写出了他们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同时，意外地，它还构成了一个特殊年代里中国人与西方文化、与强大且又妖魔化的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力量之间的某种“潜对话”，在传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蔑视的同时，也隐含了对“西方”和“美国”这一至为神秘的地域符号的曲折向往。这使其中“民族主义”的和“西向开放”的复杂情愫得以混合式地存在，潜伏于上述故事之中，为我们多年以后的解读留下了幽曲丰富的空间可能。
假如要追问上述因由，首先一点，便是它作为“传奇文本”的基本特征。这是小说史上最为普通和常见的一种套路—因为是“传奇”，所以许多叙述元素都是既定的：英雄、书生、美女、小人，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有意外和重逢，风暴或强人，最后须是由道德或正义之化身作为主导力量，使光明重现正义伸张，或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这些套路，无论是曹雪芹与鲁迅，还是巴赫金与普罗普，都做过十分专业和精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要说的是，即便在“革命”的时代，在横扫一切传统“四旧”“牛鬼蛇神”的时代，革命叙事中也潜藏了上述叙事的“集体无意识”，而且某种意义上还是这些东西支持了革命叙事本身的并不丰厚的“文学性”。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谈及《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小说时都已经讨论过了。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文学，是“封建主义”的、“革命”的或者是“反对专制”和某种“启蒙主义”的，它们在叙述的方法方面，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所有的传奇故事在叙述元素与人物构造方面，其资源和方法几乎都是一致的。
至于作者张扬以他平常的背景写出了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这一点，也并不奇怪。金庸先生并未经历什么江湖武林的生活，甚至也并不懂得半点“武功”，却写出了洋洋大观卷帙浩繁的《天龙八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施耐庵也并未有落草为寇混迹江湖的绿林生涯，但照样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水浒传》，把一百零八个好汉的事迹写得生动无比天下传扬。这都是因了两个字：“传奇”。传奇是有固定写法的—更准确地说是有“套路”的。张扬正是无意中借用并得益于这些套路。它按照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安排了它的叙事：男女主人公在偶然中（大海边、暴风雨）相遇—女性遇险，男性搭救（这里甚至有《青春之歌》一类革命叙事的影响痕迹，当初林道静遇到余永泽就是这样一个情境。这类革命小说同样是受到传统叙事的控制或支持的范例）；随后是“定情”和客观原因不得不分离（国家陷于内战之乱、父亲权威的竭力阻挠），丁洁琼去美国学习，苏冠兰留在国内，他们各自因为一时无法改变的原因而分离，天涯阻隔（都成为了杰出的科学家，但分属不同的世界与阵营）；终于冲破阻挠得以重逢，但为时已晚，男主人公已经身属他人（这里有“胀出传统”的安排，小说因为这一点而得以胀破终成眷属的俗套）；正当女主人公悲伤绝望意欲离开之际，主导力量出现，做出了超越性的安排，使男女主人公越出个人情感纠葛，得到为国家强盛之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最终归宿（周恩来的出现挽留了丁洁琼，使之为国家的核子科学做出了关键贡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传统叙事与革命叙事互相结合和妥协的产物，使小说越出旧套路而出现升华的是其革命叙事元素，而真正使小说的故事保有魅力和“文学性”的，则仍然毫无例外地是传统元素。
《第二次握手》的写作思想中有没有明显的“正面”意义？这一点确需要追问。在“重写文学史”运动发生以来，这类小说之所以被冷落和搁置，确有其思想贫乏方面的原因。它确实并未给我们带来太多新鲜的思想意识—即便是“历史地来看”也是如此。放在20世纪70年代，它的最大意义不过是张扬了“政治正确”的一方，将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归功于正统的政治力量。所以一当国家意识形态出现了变革进步，这类叙事中的正面意义马上便被矮化和变得无足轻重了。虽然它的故事中纠合了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陌生”意味的科学家的生活、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异国他乡的海外赤子、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异质力量，还有发生在中美不同背景中的科学家身上的异国恋情……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构成了有限的和暂时的“异端性因素”，它所隐含的“科学至上”“爱情神话”，与五四新文学所提供的民主、科学、人性等思想资源比起来，是那样稀薄和孱弱。
当然，如果我们从“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也许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但这需要放大我们的诠释。比如，小说在集权主义的年代中，敢于通过科学神话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活，来隐晦地取向西方和美国的陌生世界，使叙事获得巨大的吸引力与神秘感，这表明了一个久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情结：即对于“发达世界”或“西方”的“二元想象”—既作为魔鬼世界同时又作为理想世界的混合矛盾体，这样一个奇怪的情感态度，将这个年代中国人强烈的“现代化神话”嫁接在关于西方世界的想象之上，隐含了某种“现代性”意识。不过，这些东西在更早的经典的革命叙事中也早已暗藏，并非始自张扬。在《青春之歌》中，关于林道静的“血统”就有一个微妙的安排：她的“母本”是来自佃户的女儿，是劳动人民；但她的“父本”却是来自“剥削阶级”，是大地主和大官僚，这反映了作者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潜意识：真正高贵和“有教养”的出身，根本不可能是单一的“穷人世系”，而必须有富有的家庭背景。林道静的“青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首“歌”，与她生活的城市背景、知识分子圈子，还有小资与浪漫的感情生活、地下的和富有冒险意味的政治斗争之间，是无法分拆的共生关系，单纯以农村为场域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浪漫情调的。读者对于这部小说的喜爱，与它潜叙事中暗含着的“第三者插足”（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未婚而先行同居”（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城市化和西化的生活方式之间，是有至关重要的关系的。
因此，所谓异端其实是假的，被解释出来的，这正是后来人们逐渐放弃了它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本来叙述的原因，甚至人们对于某些在“文学性”上远不及它的极端文本，如《一只绣花鞋》《曼娜回忆录》的粗糙的手抄文本，纯粹娱乐和“诲**诲盗”的极端型例子，似乎都更愿意津津乐道。这是因为它确实缺少真正的思想价值并且被抬得过高的一个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第二次握手》绝对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和认真谈论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