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代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至今，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仍是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仍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特别关注。其最为基本的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就本质而言，身份认同就是来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等问题。在后工业化时代探讨身份认同问题，大众传播媒介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人们生活在媒介无处不在的世界，各类图像、符号和话语充斥于人们的生活，在当代身份认同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媒介不断建构人们的世界，人们内心的不安与焦虑也因为媒介的使用而不断地增加。因此，就现实意义看，媒介批评理论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究竟兴起于何时？克里斯·贝克尔在《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指出，由于政治斗争、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推动，“身份”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而乔纳森·弗雷德曼在《文化身份和全球化进程》中则认为，西方对文化身份政治的关注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从7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更早）兴起的文化政治从建立在普遍进步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全面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政治。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1]国内学者周宪简要勾勒了国际身份认同研究的状况：“从经典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到拉康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认同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其理论局限在只关注个体认同问题，局限于个体主体性的探讨，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尤其是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种新的、变化的、非中心化的主体观，是对传统的、固定不变的、笛卡儿式主体观念的有力颠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同问题作为焦点问题被凸显出来，它不仅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而且广泛延伸到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诸多领域，其中霍尔的认同理论特别有影响。”[2]
哲学研究层面将身份认同结构分为客观的“我”与主观的“我”两部分。客观的“我”是指行动者站在他人立场上对自己形成的认识，而这个他人的立场与视角则是通过文化形成的。行动者将这种视角内化，并由此判断、评价并监控自己的行动。大多数人都希望并需要维持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建构稳定的、有效的、客观的“我”。这种愿望与需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的行动。同时，当人们批评他人行动不当或违反某些社会行为规范的时候，也是在诉诸身份认同；而受批评的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批评、道歉并且改正，也是因为他们内化了别人的视角，希望在自己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只有客观的“我”还不足以解释有关行动者身份认同的所有问题。例如，在整个生命旅程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即客观的“我”的一种体现）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行动者身上却会保持某些特性，会超越这些变化而始终如一。它们监控行动者构建客观的“我”，对自我进行判断并且对判断的结果负责。另外，有些时候，我们的行动甚至会令自己感到惊讶，这些行动通过我们自身得以实现，但是却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社会身份，也不是预先设定的。所有上述情况都可以用主观的“我”来解释。
一方面，主观的“我”是每一个个体独特性的源泉，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学习与发展，那么这些特性与潜能很有可能得以发掘，而这个展露过程就被称为“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主观的“我”在形成客观的“我”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从普通他人的角度监控与调适个体的行动，是一个可以依据一般性的社会规则行动的道德实践主体。这种道德实践性是个体独特性的反面，对其也是一种制约。可以说，此时主观的“我”是人们自主行动的依据与原则，并且这个“我”也在不断成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学习如何在社会道德原则与规范允许的情况下自主地行动，而这个道德意识与行动自主性发展的过程就被称为“自我规约”。
按照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看法，身份认同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是坚实而又稳定的，从出生到死亡，人自身就被限制与固定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固定的社会分工进一步稳固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每个人又都从属于各自的家族、血统中，因此，身份认同从不会受到个人与外界的质疑。然而，现代的身份认同则变得更加多变而不稳定，更加具有个性化，这种变化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社会生活打破了原有一成不变的固定的社会结构，同时在各种大众媒介的介入下，人们从各自原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中被割裂开来，但与此同时，大众媒介向每个孤立的个体提供了一系列共同的图像与文本，孤立的人们被联系起来，一种新的共有的文化及集体记忆被拥有，从而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但是，即使是身份本身也是变化的。吉登斯就指出，身份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式。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会随着时空变化及情景差异而变化。此外，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人产生身份和认同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景中间，语言和文化实践构成形成身份的资源。
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阐释，约翰·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将认同解释为“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问题研究》的导言《是谁需要身份》中指出，“身份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上的，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霍尔将身份认同界定为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三种不同的概念。启蒙主体以核心的、统一的个体观念为基础，具有判断、自觉和行为的能力。社会学主体在自我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主体被文化和社会塑造、调节。后现代主体不仅没有固定的本质或者永恒的核心，而且还存在着矛盾的、暂时的身份认同，把人们拉向不同的方向。显然，霍尔是从主体的角度对身份认同进行界定的，把身份认同视为“话语实践为我们建构的主体立场点”。同时，霍尔从启蒙哲学后的现代知识话语入手，着重探讨现代和后现代主体身份认同的五大范式，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语言中心观以及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可见，霍尔的解释更多地集中于哲学、文化社会研究的视角界定身份认同之上。
有学者研究认为，心理学领域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自尊、个人主义有密切的关联。社会学理论从群体认同与文化建构的角度界定身份认同，如社会学家彼得·瓦恩里希认为，“个人身份认同是自我建构的总体，在此人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自我展开剖析和解释”。此外，性别认同和移民身份认同等研究不断展开。有学者将身份认同划分为四类：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题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第三，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第四，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3]由此可见，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在各个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延伸，它不仅是个人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这些经典哲学问题的追寻过程，也是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阐释。社会学家泰弗尔在关于社会身份认同的理论中提出，社会中的个体会自发地将自己归类到一个或更多的群组中去。按照泰弗尔的观点，社会认同的界定是与个体对从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这一群体认同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相关联的。正是由于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才需要一个社会身份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位置。[4]
有研究者总结归纳了对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的不同视角，[5]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同。Weeks J.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从本质上讲，认同给人一种存在感，它涉及个体的社会关系，包含你和他者的复杂牵连。Jenkin R.认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第二，个体认同。Tajfel和Turner 认为，个体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由此，个体认同使个体在时空上确立自己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第三，社会认同。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第四，种族身份认同。Sellers、Smith、Shelton、Rowley & Chavous等认为，种族身份认同是对关于种族意义和其重要性等方面产生的态度和信念。第五，角色身份认同。Ashforth认为，角色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自我在角色中的定义，它包括和角色有关的目标、价值观、信念、规范、时空和角色间相互作用模式的认知。第六，职业身份认同。Samia C.、Bernie W. & Bob H认为，职业身份认同是个人作为职业中的成员的自我定义，它和职业角色的制订有关。第七，身份认同。Deaux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群体的认知，这是自我概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使身份认同研究扩展到文化、日常生活和个体身份等领域，因此，个人身份认同就与种族、性别、性取向、历史、文化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话语等联系起来。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理论视角回答了身份认同的问题。
[1] 罗如春：《身份认同问题三论》，见钱中文主编：《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年卷），286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2] 周宪：《文学与认同》，载《文学评论》，2006（6）。
[3]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载《外国文学》，2004（3）。
[4] 黄熏：《媒介使用角度下的“洛丽塔”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研究》，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载《心理研究》，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