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古典政治学。政治学的前身能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希罗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后来柏拉图开始分析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将原本以文学和历史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来，应用至哲学上。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历史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发展了以比较方式研究政治，萌生了日后的比较政治理论，被誉为政治学之父。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认为是政治学的创始作。在当时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对历史的学习、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运作的情况为方向。而西塞罗更是对国家（Respublica）概念进行了界定，设计出了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并发展了自然法思想。
第二，神学政治学。中世纪时期，欧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学尚未成为一独立学科，对于政治问题都倾向由宗教教义来解释，当时的政治学，隶属于神学。但教会和朝廷间对政治的研究仍相当广泛，以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为当时的政治研究代表。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一书综合了当时基督教的哲学和政治传统，重新定义了宗教与政治间的领域界线。托马斯·阿奎那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且论证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在中东和其他的伊斯兰地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的《鲁拜诗集》以及菲尔多西所著的《国王的史诗》里都提供了对政治的分析，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的伊斯兰学者如阿维森纳也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经验主义，写下许多针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论。而在古代中国，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礼乐、兵刑、职官等典章制度，与现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第三，理性主义政治学。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人们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树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针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参与者做直接的观察，其著作《君主论》，教导君主其只顾后果不顾过程的政治手段，内容与基督教教义冲突甚大。《君主论》的完成，被视为政治学由基督教中完全分离的一个里程碑。后来在启蒙时代里，学术领域的扩张进一步的拓广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超过了原本只是针对决策基准的研究。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他在《共和六书》中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动**，有必要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的政治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但是他的主权理论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自由竞争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时代，以边沁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而托克维尔成为揭示这一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思想家。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包括三阶段，第一阶段，15世纪至16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形成时期。马基雅维里被马克思称为新时代第一个政治思想家。布丹的代表作《共和六论》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权学说。以莫尔和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各自代表作《乌托邦》、《太阳城》，揭开了近代无产阶级政治学说史的第一页。第二阶段，17世纪至18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繁荣时期，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理论及其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理论、分权制衡学说贯穿始终。 第三阶段，18世纪至19世纪末，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和变革阶段。以孔斯坦、边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则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必然性，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观念同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的革命思想相抗衡。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四，科学主义政治学。19世纪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包括了历史主义者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以及进化论社会学的斯宾塞、梅因、滕尼斯等。随着政治研究日益成为一门科学，研究者更加注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约翰·密尔、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人是其典型代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大卫·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倡导行为主义革命，促使学术领域里针对个人和团体的科学研究从原本有系统而严厉地学科里逐渐游离。同时政治学的分析领域也朝向更深层和复杂的部分，也使政治学与其他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和统计学。政治行为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倚赖以科学的方法做学术研究，如量化研究、方法学等，根基在对政治走向的经验证实和推断的假设前提下，并归纳针对人类与团体的政治行为解释。
20世纪，当代西方政治学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政治理论方向，在17—19世纪西方政治理论延续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案；另一个方向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政治学家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一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流。
近代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硁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政变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余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
这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此外，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学体系。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实践问题。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解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7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7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7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
1952年取消政治学系科。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1960年重新建立政治学学科。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年一起取消的。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1964年政治学进一步发展。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成了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1957年以后，政治学学科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陷入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学科建设重新走上了正常道路。
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
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
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
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理论的博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