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驰
惊闻何先生故世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与这对老夫妇交往中的往事都渐渐浮上心来。何先生的学问，自有其著作在，见仁见智，往昔评论者即不在少数。他的经历与生平大事，近来的回忆文章也涉及颇多，与其锦上添花，莫如拾遗补阙，因而想写写与这对老夫妇交往中一些记忆深刻的小事。
我最初认识何兹全先生是在1978年，当时正准备参加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他是最早在专业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专家。当我研究生毕业时，何先生是我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见证了我从史学门外汉踏入研究之门的过程。到我参与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工作后，又曾代表学会去看望他这位年高德劭的学会顾问，可谓是公私兼顾。30几年间，与何先生的来往不很多，但零星加起来亦不算少，有几件事印象很深，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6年我初中毕业，正逢“**”，后在上山下乡大潮中到山西插队，1975年返京分到街道医院工作。1977年高考时觉得自己年龄已大，未报名参加。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看到不限学历，遂有些心动，因原来读《纲鉴易知录》时颇喜读江左风流一段，就选择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作为专业方向。报名后回到单位（当时我在厂桥医院西四口腔门诊部学习），同事们问起我所报考的专业，我正解释时，同事王美插嘴说：“我的姨父也是研究历史的，在北师大。”当听到何先生名字时，我很高兴，因我刚刚在研究生招生目录上看到何先生也是这一专业的导师，故对王美提出有些问题想向何先生当面请教。王美打电话后回来讲，姨父本来不想见，但看她面子答应见，可是只能回答问题，不能谈有关考试的事。我想王美可能未讲清，以至何先生误会我是报考他的学生，故有此顾虑，就让她再去电话，说明我报考的是社科院历史所。据说何先生知道我不是报考北师大的，就讲随时欢迎我们去。
次日下班后，王美陪我一起骑车到师大何先生的寓所。我将自己读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记在纸上，拿出来逐一向何先生请教。尽管是初次拜谒这一领域的权威，但感觉是面对一个宽容和蔼的长辈，并不觉得拘束，遂将自己对当时历史研究中某些提法的疑虑和想法也一并说了出来。那次谈了哪些问题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告辞时，何先生貌似随意地对郭老师说：从他提的这些问题看，我觉得够个研究生的水平了。
当时我以初中毕业的学历去考研究生，在周围颇引起一些非议，因只是业余爱好，与历史界素无接触，自己其实心中也没有底。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和同样招收学生的导师，何先生这无意中说出来的话，是对我这种非分之举的一种肯定，坚定了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
1986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烟台召开第二届年会，何先生与老伴一同与会。开会时围在何先生身边说话的人很多，我未凑上去。那天上午到蓬莱参观，我吃完早饭下楼，路过何先生的房间，看到门开着，就进去问候两位老人。当知道他们也去蓬莱时，我提议下去，边走边说，郭老师讲：“不用着急，他们会上来喊何先生的。”坐下说了会话，没人上来，但觉得楼道里已经安静下来，我们三人就下楼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刚出楼门口，就见到傅克辉（王仲荦先生的学生，这次会议的会务都是王先生的几个学生操持）一脸轻松地走过来，笑着问：“何先生去哪里？”当得知我们去蓬莱时，傅克辉的笑容一下凝结在脸上（我只在外国小说中看到过类似的描写，此时方始体会出描写的传神），停了片刻才苦笑着说：“车已经走了。”何先生说：“坐哪辆车都没关系。”傅克辉一脸无奈地讲：“三辆车都走了，我刚刚送走的。”不过他反应很快，马上提出可以用小车送何先生去，何先生问其他老先生是乘什么车去的（当时与会的还有几位70岁以上的老先生），知道他们都是乘坐大车去的，何先生就坚决拒绝乘坐小车。傅克辉再三解释这是会议包租的车辆，即使不用也要付钱，但何先生态度十分坚决，他也无可奈何。最后两位老人则表示不去蓬莱，只到附近转转，傅克辉还要忙着安排后面的日程，不能陪同，只好再三嘱托我千万注意安全。
我没有去过蓬莱，听说不去，自然有些失望，但想能陪老两口在海边转转，也是难得的机会。可刚出宾馆门口，郭老师就问我是否有公交车到蓬莱，原来他们还是打算去，但又不愿特殊，故想自己乘车去。看地图在离宾馆不远处即有一个车站，可到蓬莱。我们走到那里，等了半天，才被路人告知此车已经停运，必须到市里长途车站才有到蓬莱的车。我们从长途车站乘车到达蓬莱时，已近中午，恰逢会议的大队人马已经从景点返回到车旁，准备返回。看到何先生，纷纷上前打招呼，且颇感诧异。
陈琳国等三位弟子赶快上前认错，讲他们起晚了，被人叫起，匆忙上车，未看到先生，还以为在另一辆车上，直到下车后方始知道把先生和师母给丢了。大家知道事情原委后都说要等何先生看完后一起走，何先生自然是不愿耽误大家的时间，争执半天，最后达成协议，两辆车坐满人先走，留一辆等何先生看完后一起返回。那三位弟子加上几位年轻的同行陪我们上山，但何先生终究不愿让那么多的人久等，未走到一半，就说从这里已经能看到上面了，不要再向上走了，咱们返回吧！大家拗不过老两口，在那里照了两张合影，就原路返回了。
我觉得难得来一趟，半途而返未免太过遗憾，且老两口随大队回去，自不用我担心，就申请不随他们上车，自己看过后坐长途车回去。郭老师表示不放心，我再三保证一定注意安全，才得到他们的同意。当我乘车回到宾馆时，天色已晚，大多数人都吃完饭从餐厅出来，我赶快找到郭老师报到，她讲：“你回来我就放心了，要不就得让他们去找了。”
2001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大同召开第七届年会，何先生夫妇也参加了，而且年已九旬的何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随大家到云冈石窟参观。行前，郭老师讲某某靠不住，怕他东张西望而撂下何先生，要我陪护在何先生身边。因我已经到过云冈多次，当即表示肯定会一直陪着。参观到中途，郭老师要上洗手间，讲：“老头，在这等我。”何先生就原地不动地等候。当时是暑假期间，下午阳光正足，老先生恰站在石窟前，正是摄影的好地点，不断有人上前要求与他合影，何先生是来者不拒，一时间堪与石佛媲美，成为一道不变的背景。六七拨人过后，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将何先生请到荫凉处长椅上坐下。待郭老师回来后，我就讲：“再不把何先生请过来，在那边就成为模特了。”大家都为之一笑。
或许最初是由郭老师所宠爱的外甥女带去他们家的缘故，感觉老两口待我有如子侄，很不见外。21世纪初，一次我刚进门，郭老师就问是怎么来的，当时我尚未买车，是乘地铁换公交车，故很坦然地讲是坐车，她接着很不高兴地说：“开车？”我说是坐公交车，她才回嗔作喜地说：“公交车好，我出去都是坐公交车。”顺便指责那些有车的弟子们，并拿出自己在潘家园购买的各式小东西来炫耀。当时从北师大到潘家园要换两次车，单程也要一个多小时，加上逛市场还要消耗大量体力，很难想象一个家境相当不错的80多岁的老人往返都乘坐公交车，这固然表明老人身体状况很好，但也体现出老人对此问题的执着，不禁让我回想起当时在烟台两位老人坚持不坐小车的一幕。后来我也买车了，每次去时，都很怕老人会旧话重提，幸好她未再涉及此类话题。
不过，我也曾有让郭老师不高兴的时候，我的一本书出版后，送去请何先生教正。郭老师拿起来一翻，就大不满意地说：“光请何先生教正，合着没我什么事。”我一听话茬儿不对，赶紧承认错误。过了些天，我又送了一本，这次只写郭老师名字，并说：“这次和他（指何先生）没什么关系。”郭老师打开书看了看，才点点头不说话，而何先生则一直宽厚地笑而不语。
一次下午办事后到何先生家，而说话的时间较长，郭老师一定要留我吃饭，饭很简单，可饭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郭老师的一句话，“老头，洗碗”。我赶快站起来要去洗，但被郭老师拉住，讲你不熟，反而添乱。就见何先生慢条斯理地走进厨房，片刻水声响起，一会儿老先生回屋，大家接着说话。坦率说，我当时极为震惊，但事后再想，两位老人当时一直坚持未请保姆，那么分担家务事亦在情理之中，只是平常人们很难想象如此年高的史学权威也做这些琐事。
2006年春节，我到何先生家中拜年，开门的是何芳川先生，因与他不熟，故打过招呼后就进屋与何先生老两口说话。进屋时，听到厨房有响动，想来是何芳川的夫人在厨房忙着做饭。当时我心中还想这两代人团聚，虽人口不多，但也其乐融融。谁知年中就听到何芳川先生去世的噩耗，老年丧子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之一，而对这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失去所挚爱的独子，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有很长一段时候没敢去看他们，因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
后来通过张荣强知道老两口住院了，就抱了盆白色的蝴蝶兰送到医院，希望能给他们的住院生活增加点色彩与活力。找到他们所住的病房，从门口小窗看，屋内没人，就想先把花放进去。病房较大，分会客区与休息区，以布帘隔开。我将花放到会客区，听到休息区有轻微的鼾声，到帘子缝隙处看到里间两张病床并到一起，熟睡中的老两口各睡一床，但手却紧紧握在一起，当时心里颇为感动，想到的第一句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眼前这一幕不正是这句诗的现实版吗？而另一句则是聂绀弩《赠周婆》中的“五十年今超蜜月”，何先生夫妇结婚已有70年，岁月悠长，情感却历久弥深。当时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带相机，否则就可以将这感人的一刻记录下来。因那天还有事要办，在沙发上稍坐片刻，就轻轻退出，到走廊找到护士，告知蝴蝶兰的养法及喷壶的位置。遗憾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郭老师，却没有说一句话，以后再想听到她那痛快爽利的话语，已不可得。
人生一世，除少数人在关键时刻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外，大多数人的生活主要是由日常小事构成的。但一个人的形象也正是在些点滴小事中变得丰满起来，希望我的这些回忆能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这对老夫妇。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