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琨奇
先生百年华诞在即，作为弟子，身虽不能常绕先生膝下，心却早已飞到先生身边。先生对我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与亲切关怀，就像一帧帧的电影镜头，清晰地重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弟子不才且不肖，深负先生的期望，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与祝贺。
一 何门受业
1982年，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先秦史硕士学位，学位论文的内容是先秦的土地制度，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问题成为论文写作的关键。在认真学习了诸家的学说后，十分服膺先生的魏晋之际封建说，遂萌生何门受业之志。1984年下半年，斗胆冒昧地上书先生，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呈上自己已发表的文章，不久即获先生赐函，鼓励我参加当年的入学考试。由于当时未有提前毕业的先例，故延宕至1985年上半年才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成为先生的博士弟子。先生本届就收了我一人，我深知先生对我的青睐，内心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先生当时的博士弟子除我而外尚有比我早半年入学的谢重光、林立平以及在职的陈琳国共四人。每周的星期一上午，我们都齐聚在红二楼先生的家中，听先生给我们讲课，内容是先生的治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专题研究，形式是先生讲大家讨论；此外，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我们参加魏晋南北朝史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参加人员为北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形式是按事先规定的次序，每次由一人准备一个专题研究的成果在会上宣讲，大家围绕着此专题讨论；平时我们在读书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问题均可直接向先生请教。先生的这种带研究生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浅，他使我不仅对先生的学术成就有较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先生的治学理论与方法有了更直接、更清晰的认识；先生不仅让我们对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有深入的了解，还让我们直接参加北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教研室的活动，让我们能开拓学术视野，吸收诸家之长。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能畅所欲言，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这对自己的学术水平的提高，作用极大。
先生在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十分民主而又宽松的学术氛围的同时，也给我们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次在教研室宣讲自己最新研究成果并向大家讨教的机会，但是大家事前都必须认真准备，拿出比较像样的文章来，经过大家的讨论，精心修改后就成为比较成熟的文章，可以公开发表了。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专题也各有不同，我确定的专题是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先生要求我能比较深入地探讨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全过程，并分析其原因，进而论证魏晋之际封建说。重光兄研究寺院经济、立平兄研究城市经济、琳国大师兄研究制度，先生根据我们各自的研究根基，提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与要求，是在精心打造一支学术团队，先生是希望我们能继承其衣钵，光大其所开创的学术领域。先生的这种培养后进与教学的方法是成功的，不仅北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教研室受益，我们这些弟子们更是终身受益。先生不仅是学术上的大师，他同样是培养人才与教学的大师，他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加以推广的。
二 沐浴师恩
先生在学术上是大师，但为人处世却十分谦和，慈祥的笑容常在脸上，不管什么人见到先生，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对我们这些弟子，先生则是当亲生的儿子来疼爱的。不仅在学问上指导，在生活方面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逢节日，先生总是将我们召集到一起，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学校的实习餐厅聚餐一次，平时也常常留下我们一起用餐。每次先生给我们授课，师母总是用茶、水果等招待我们，我们只要表示过意不去，师母总是戏称：“先生和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就只能为你们服务了！”欢声笑语总是**漾全屋，其乐也融融！
当时我在北京求学，我的妻子在扬州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既要承担教学与科研的任务，又要独力抚养儿子，以至患上了严重的室性早搏。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特请了北京的一位专治心脏病的名中医为我妻子诊治。一剂药服下后，病情就暂时得到缓解，以后就一直用这个方子服药，终至痊愈。为彻底解决我的困境，先生动了先将我的妻子调进北师大的念头。当时钱锺书先生的女儿钱瑗任外文系的副主任，经她亲自对我的妻子考核合格后，再由历史系和外文系共同打报告给北师大人事处，请调我的妻子至北师大外文系。北师大人事处破天荒地给扬州师范学院发出了商调函，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先生因我而为的结果。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自己不会办事，扬州师范学院竟然不同意放我妻子到北师大，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是惜才！这不仅使先生的一片苦心和努力付诸东流，也成为我们自己终生的遗憾！我们太不会办事了，我们对不起先生！但是先生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是没齿难忘的！
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先生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让我住进了红二楼的家中，说是要我看家，其实我知道先生是为了改善我的居住与学习环境，也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这一年中，我得以在红二楼中潜心读书与写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我的论文答辩会先生虽在美国不能参加，但先生让芳川大哥参与，会后由芳川大哥出面宴谢答辩委员会的诸位专家学者。
我毕业时先生还是赐给我留校的机会的，但因我妻子的病情实在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我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先生。临别时先生从他自己的手腕上摘下英格纳的手表送给我，先生对我的恩情天高地厚，我却深深地辜负了先生！命耶！运耶！
三 肺腑感言
我在先生门下时，史学界正是引进国外的系统论、控制论、社会史学派和计量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原来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反而不时髦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几乎无人提及，及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实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且成果斐然了。及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又不时髦了。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学说在学术界争论最为热闹的时候却不能畅申其说，等到他能畅申其说时，史学界又无人与他争论了。时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似乎不那么时髦，先生又在呼吁历史学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先生不赶时髦，也赶不上时髦，却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理论和方法，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历史，解决中国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正因为此，先生能客观地、冷静地研究问题，既无霸气亦无偏执地看待诸家的学说；先生不仅研究中国史，也研究世界史，先生总是以世界史的学术视野来观照中国史。也正因为此，先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是不能大红大紫的，历史学大红大紫的时候，往往就是社会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历史学家应该是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的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受人敬仰的。先生的学术成就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先生的学术思想是隽永的。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早得大名，新中国成立后却因政治的原因屡受压抑，但先生始终坚持研究不辍，老而弥坚。纵观先生的成就，有三个高峰期，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一是在“**”后，尤以“**”后的成就为最。由此可知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先生坚持献身学术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受人敬仰的真正的历史学家！
我在离别先生后到了南京师大，稍有成绩后就当上了系主任、院长，行政的工作当然会影响做学问。正当我干满两届准备卸去行政职务专心学术时，组织上又调我到民主党派工作。对此，先生是明确表示反对的。我的儿子考入北大生命科学院，先生曾对我说，如果我儿子上北大历史系，他会亲自去迎接。我知道先生对时下学界不能坚持学术而从政之风是反对的，对历史学的后继乏人深为忧虑，爱之深方能责之切，先生不仅是在批评我，更是对整个学界的关切！
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理想，又要具备先进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导思想与犀利的工具，还要具备长期积累的学术素养与执着坚持，方能成为大家。先生无疑是中国当代的史学大家，更是硕果仅存的健在的史学大家，故弥足珍贵。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民盟省委副主席、何兹全先生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