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非非
“人生如白驹过隙”，犹记在北京师范大学为庆贺何兹全先生九十寿诞举行的大会上，何先生风趣地对台下众多年轻后辈说：“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怎么就九十岁了？”言犹在耳，转瞬间又是十载斗转星移，何师期颐寿诞将至。回首走过的这十年路程，可谓悲喜参半，可贺者何师史学论著终于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一生智识心血得以馈惠启迪后人；可哀者岁月风雨无情，与先生同愁共苦一生的郭师母驾鹤归西，八十载比翼情深，耄耋衰年折翅，每念及郭师母在世时师大小红楼何宅内其乐融融、一片欢声笑语，我辈弟子不胜唏嘘！
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我们在课堂上和书斋中见到的何先生永远是和蔼可亲、言辞平和、循循善诱的长者，从未见过他金刚怒目或与人发生口角冲突，先生谦称自己虽心地善良，但性格“比较软弱”。多年以来，何师对学生弟子谈治学研史、评介国内外社会思想流派、回忆20世纪初的国难民瘼，却从不提及自己。直到十年前读了何先生《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一书后，我们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青年时代曾经为国家为民众英勇机智战斗的何师性格中的另一面。何师人生经历的一个世纪，正是古老中国从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经历内外战火洗礼、跨越诸多苦难，迎来凤凰涅槃、脱胎换骨的一个世纪，何先生与那个时代众多青年知识分子读书人一道，投身于拯救民族与国家危亡的爱国大业中。1927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挥师北伐，时年16岁的何先生秘密加入家乡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革命理念、把宣传品捆在腰间运出城外，动员乡下土匪参加国民革命，扰乱军阀后方，国民党南华区分部的印章被何先生藏在自家堂屋门后的墙洞里，而何先生曾亲见被军阀杀害者的人头高挂在城门上。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的经历，70年后，在何师笔下，却平静得如同讲述他人经历的陈年旧事。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刚毅性格，绝不能完成这样危险的使命，我们终于明白，对学生弟子平头百姓，何师永远抱持慈祥平和的满怀爱善；对于压榨民众的军阀恶霸，何师也绝不缺少坚决抵抗斗争到底的英勇。
何先生幼年深得父母疼爱、家境小康，他出生入死投身国民革命的目的不为改变一己的生活境遇，而是出于对灾难深重祖国和民众的挚爱，何师的爱国，不是忠于哪个特定政权小团体或领袖个人，而是热爱生养他的这片山河土地和底层平民百姓，所以，他称赞家乡死里逃生的著名土匪头土判儿“是一条好汉”；为救国图强而秘密加入国民党，当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搞专制独裁时，他站到了主张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改组派一边，读《革命评论》，成为三民主义信徒；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中出现反思，由此引起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何师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为寻求真理读书研史。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期间，何师仍然不忘乡村贫苦民众，积极支持好友北师大教育系朱启贤创办面向乡村小学教师的普及刊物《教育短波》。何师在《八十五自述》中说：“我这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我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不会做官搞政治，没有那本领，但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这或是由于我是一个生于帝国主义侵略欺辱、军阀残暴横行的中国，而又早岁参加国民党有些政治活动的中国人的缘故。……无能而又爱国心不死，不忘政治。”何师所说的搞政治，不是常人眼中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不是群小结党营私搜括民财，他关心的政治首先是普通中国民众都有受教育享温饱的权利，特别是那些身处穷乡僻壤、终年劳苦目不识丁的种田人子女能有上学读书的权利。60年后，回首当年旧事，何师依然不忘向社会呼吁：“今天的乡村小学教师仍需要这样一份专门为他们编的刊物，深入浅出地供给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丰富他们的知识面，发挥他们在一方的知识分子的‘圣人’作用。”何师一生无论治学教书，始终不离为国家和底层民众做事的宗旨，淡泊名利、不迎时、不趋炎附势，不曲意阿世。
何师与郭师母日常生活非常简朴，二位老人辛勤操劳一生，到八十多岁高龄依然坚持不依靠他人、自己动手料理家务。多年来何师自己骑自行车到师大教工食堂买干粮，为此曾被一莽撞青年撞成脊椎压缩性骨折，在病榻上卧床数月，全赖师母悉心照料，方得痊愈。何师与郭师母二人的工资收入用来请人料理家务绰绰有余，但郭师母始终认为日常生活自己动手是做人本分，买菜做饭、清扫整理、侍弄花草，只要体力允许，绝不依靠他人。何师一生烟酒不沾，粗茶淡饭，主动帮师母料理家务，为在师大读书的孙女做饭，从不鄙视体力劳动。郭师母晚年的娱乐活动仅是每年春节期间约姊妹们打一次小牌，平日里二位老人在书房内相伴埋首著述，为后人留下许多历史记载。何师说仙槎（思源）大哥“能享福，有福他也会享，但他也能过穷日子，也能吃苦，他没有身份架子。穿西服、坐汽车、住洋房，他可以；脱掉西服、拉车拾粪、住草房吃窝头，他也可以。他做市长，可以做平民市长，他做宰相，也是个平民宰相”。而何师一生几乎没有“享福”的日子，总是自觉吃苦，平易近人，贩夫走卒、厨师司机皆以朋友礼遇待之，更没有一般旧时代知识分子鄙视劳动的恶习，身为大学教授却始终保持着淳朴平民本色。
何师与郭师母一生节俭度日，对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却从不吝热心，不仅资助身边的年轻后辈，有时郭师母在报纸上看到某地某人无钱治病上学，常常寄款救助，还叮嘱弟子们也捐款救人行善。何思源先生曾在何师与师母成家时赠予若干黄金，师母数十年颠沛流离，不论生活如何拮据，始终不曾动用，抗美援朝时，全部捐献国家。不料“**”中被“小将”们诬陷说是“特务活动经费”，何师为此受审查吃苦不少，但问起是否后悔将家产全部捐献，二位老人从无怨言。
郭师母信佛，一不为求神保佑，二不为升官发财，尽管二位老人平生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歧视与迫害，他们仍然相信人间有大善大爱，坚信人类善良的本性终将战胜邪恶，“**”结束后，何师对那些参与审查批斗过自己的人从无恶语相加，更不曾打击报复。“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何师将古圣先哲的格言作为自己处世做人准则，身体力行一生。《晋书》记载名士阮籍能为青白眼，遇厌恶之辈以白眼，见喜爱之人则现青眼，释家以青色莲花“优钵罗”喻佛眼，何师与郭师母相濡以沫的契合点，正在于二位抱持相同的人生价值观，运命多舛往事千般，永远青眼向人，对人类及所有生灵的大慈大爱和悲悯之心始终不渝。
何师青年时代起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虽因生活时局所迫几断几续，平生用力最多者仍是史学事业。史著贵真实，无真实则无信史，不幸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历史著述恰恰是谎言渊薮。改朝换代则必“成王败寇”，投鼠忌器时不得不“为尊者讳”，官修“正史”散发的腐朽意识形态气息，往往令治史者不知不觉中丧失立场，堕落为当权者的吹鼓手。何师早年参加国民革命的经历使他对狭隘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惕，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开阔眼界，跟随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先生学习中国社会史，从此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术道路。何师在研究中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梳理分析历史现象，他九十三岁高龄时依然认为：“辩证唯物史观，现在好像有点落后，不迎时了，但我仍坚持它。我所持的辩证法，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客观历史是时时变化不居的，在发展着、变化着。辩证法是人类在几千年观察历史发展变化基础上逐渐认识到的客观变化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它是迄今人类对客观的最先进的认识。”“我所持的唯物史观是：物是根，物之外，好多东西，在特定的实际条件下会对历史起决定的作用。……我是物加心，物是‘根’，心是‘枝叶’。无根便无枝叶。……辩证唯物史观是有生命力的，我相信不久，它仍会‘迎时’起来。”何师在继承乾嘉传统考证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将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坐标中去考察，注重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突破王朝纪事的局限，力求勾勒时代与整体社会性质的全貌。何师坚持以“物”为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判断理论假说之当否，不屈从权贵轻易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即使在那个政治权势独霸历史学界的年代，不能公开平等讲道理，也不放弃最大限度地“摆事实”，不惧被正统学派目为“孤臣孽子”，坚守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之精神底线。何师说自己“不会应酬，不愿应酬，表面上笑嘻嘻很和善，骨子里人很任性固执，认定一个道理很难改变”。先生的固执是“择善而固执之”，用何师自己的话说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又要不以你心里已接受的真理排斥、拒绝接受新的真理”，何师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虚、虚心，永远不要自负、自满”。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先生从不放弃追求新知识，八十余高龄时，仍手捧大部头的英文原版书孜孜苦读，汲取世界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何师治魏晋南北朝史，一生操守承继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士大夫自省意识，求真之矛对史事亦对己身。先生在《八十五自述》中多次检讨自己，如“一年混了个高中毕业文凭”，在《教育短波》社的内斗中故意泄露名单，“不光明磊落，心术坏，是心灵上的羞辱，事虽小，一生鞭挞着我的灵魂”。中国社会，走捷径求生存，甚或钩心斗角倾轧异己乃常态，贾府门外的石头狮子也未必干净，何师却不愿随波逐流，敢于忏悔年轻时的过失。在归国后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何师毫无隐瞒地向组织交代了历史上与国民党的关系、与陶希圣的关系，到“**”时，“小将”们再也查不出别的问题。何师与郭师母一生襟怀坦**、从不弄机巧牟利害人，何师留学日本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年后因此辍学，而在“**”中，北师大校园的高音喇叭日日广播批判某某人的“罪行”，何师却从未因此惶恐失眠，每日倒头便睡。近年来常有人询问二老健康长寿的秘诀，如果有，可以总结为何氏长寿六字诀，那就是：“吃得糙、睡得好”，生活不慕奢华，真诚老实待人，做事无愧于心。
何师一生饱读文史，经历诸多挫折坎坷，对中国的人和事有一份独特了解，他说，“懂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更懂中国的事”，从热血青年到耄耋白首，何师百年生涯说到底是个中国式的老实人，这里的“老”，作一以贯之讲，“实”乃真实，老实不是迟钝憨愚，而是在谙熟世间百态之后老庄式的洒脱恬淡，老实也不是甘于受坏人恶势力欺诈，何师说：“人应该有点反抗精神，也应该学‘奸’一点，‘奸’是指智慧、聪明一点，你不诈人，也防人诈你。”从历史中学习智慧，识破恶势力的狡诈伎俩，不被愚弄，才有资格成为大写意义上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真正独立的人，这是何师对青年后辈的殷殷指教，也是先生自己为人行事的圭臬。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