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讨论的，莫过于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1]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始起，70年间，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的焦点。与其他学术研究不同的是，社会史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一个世纪来的重大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社会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界分歧意见最多、争论最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但无论社会史研究的状况多么纷纭复杂，对社会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内容、方法多么不同，研究社会史的学者，都身处20世纪，亲身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濡染着时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都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虽然是发生在北伐战争的革命**之后，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相连，但若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却是肇端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因此，社会史是作为传统旧史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体现着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念。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两种观念在中国的生长，一方面自然与西学东渐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脱不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科学的观念，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的较长时间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民主的观念，则始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曾宣称：“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又批评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认为史书应该“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史学家不应该过分重视少数大人物，要有“民众意识”，等等。
应该说，梁启超在世纪初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抨击并不完全客观，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承认自己的四弊二病说“鲁莽疏阔”，但正是从这些有矫枉过正之嫌的偏激的指责中，我们才能感受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的真实意义，才能看到他所描摹的“新史学”的清晰轮廓。新史学对于“民众意识”的提倡，正是中国人理解的“民主”的开端，这种民主，要求人们从对精英政治的过分关注中走出来，换一种自上而下的眼光审视历史，将民众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以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之提倡，民主，或者说民众意识，便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无处不在的特色之一，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无一不是在实践着各种对于民众意识的理解。
新史学对于传统旧史学——亦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精英政治史——的反叛，使得民众意识大为发扬。但是在“破”的同时，新史学却没有解释，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作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不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那么，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新史学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是由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回答的。唯物史观是由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率先系统译介和论述的。李大钊在阐释唯物史观时，正是立足于新史学。与梁启超一样，李大钊也对传统旧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旧史中“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这里，我们依然可见醒目的民众意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李大钊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经济构造决定精神构造的原理，新史学应该“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这一主张对于后来具体的史学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
新史学与唯物史观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怎么说都不算过分。新史学要求史家将研究视野从精英政治转向社会和普通民众，唯物史观则指引史家从社会经济入手考察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唯物史观，随着中国学者对其理论理解的深入，更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众多的社会史研究者当中，何兹全先生对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坚持就有着极强的代表性。
何兹全先生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潮下出身的。从30年代初考入北大史学系算起，何先生已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躬耕70余年，亲历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以及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而成为世所瞩目的一代大师。考察何先生的社会史观，一定意义上就是在考察一个世纪的社会史研究情况。
在何先生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新史学与唯物史观对于传统精英政治史以及治史方式的反叛，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将辩证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何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有一件事需要大书特书，那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何先生看来，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其前后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影响的一个**。在这一**的冲击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上海出现的许多新书店，都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年轻的何先生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也是辩证唯物史观真诚忠实的信奉者和追随者。
何先生在许多地方、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因此在做学问上，要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先生所持的辩证法，“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时时记住：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只是历史长河和全面社会中的一点，必须从历史长河中和社会全面中去理解它，才能真正认识它的实质”[2]。先生坚持的唯物史观是“物是根；物之外，好多东西，在特定的实际条件下都会对历史起决定的作用”[3]，“唯物史观，完全承认人的思想、心态等对客观、对社会、对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一点也不轻视这种作用。唯物史观只是说归根到底，他的思想、心态都是认识了客观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就像认识了水性、水的运动规律而取得游泳术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一样，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先生对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坚持，是经过学习比较的，他认为“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做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先生还对20世纪80年代后辩证唯物史观这样一种最先进的史学理论却变得“不时兴”的现象进行了思考，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教条主义歪曲了唯物史观，二是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更倾向于去吸收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但无论如何，何先生坚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仍会有前途的”，“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仍然是最先进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辩证唯物史观，又会被人反思，过后，会复兴，为历史学家再接受”。
其二，坚持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体现出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它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形态及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论争；另一方面则“倡导关注民众和社会的变迁”，“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囊括了社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也形成了以后社会史研究中的两种风格、两条道路。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顾颉刚先生。前面提到，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以及随后的唯物史观派，都大力倡导打破传统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对民众的生活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由此带动了一场学者称之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而这一观念的实践者，正可以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通过辨正伪古史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颠覆性批判，从而在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史研究的路子，开启了现代民间文化研究。在这种研究实践中，顾颉刚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亲自到民间去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关注戏剧、地方社会仪式等，从而想要探究“民众的信仰的旨趣”。顾颉刚的这一社会史研究实践，对20世纪的社会史研究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后社会史研究者开始注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真正实现了对于民众的多角度的研究，而且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因为这种关注民众社会而产生的零碎、琐屑的弊端，使得研究者开始由“自上而下”的立场逐步向“自下而上”的立场调整，也即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国家政治、社会体制以及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试图由此深化对问题的看法和对历史的解释。
何先生对于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范围的演变，有简明的概括。先生认为，“大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社会史研究，都走这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新中国成立前走前一条路的，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学派；走后条路的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走前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但教条主义害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4]。尽管这两条道路，即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先生也认为两者应该是合一的，社会史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二者之中，何先生坚持认为应该有一个侧重点。针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大多侧重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趋向，先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做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面，可以广；主，不能丢！”
其三，坚持理论与史料并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
材料和理论或者说方法的关系，也是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各方都在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哪一派别，都有着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偏重，他们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一时间颇有些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倾向。但是从30年代中期起，许多史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方法、理论与材料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是缺一不可的。以社会史论战为例，当时论战各派对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形式曾经有一番热烈的争论，但是由于论战者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实证研究很少，掌握的史料也很有限，因此使得论战陷入了理论之争，很少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在对论战的反思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食货》的宗旨在于对史料进行“搜求”，这一点陶希圣先生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的很明确，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当时的许多学者，如胡适、傅斯年先生也都很注重史料，尤其是傅先生，更提出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颇有争议的论断，足见其对于史料的重视。
30年代后学者对于史料重要性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社会史论战中只重理论的偏颇，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陶希圣先生对于理论和材料关系问题的看法，就是辩证的，他认为“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
何先生的学术思想，受陶希圣、傅斯年两位先生的影响最深，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既注重史料，反对空论，又不轻视理论的指导意义。与他的两位老师不同的是，何先生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并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指导治学，从而能够始终用一种辩证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在何先生看来，“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何先生形成了自己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不过，何先生并不是泛泛地谈论材料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而是时刻关注着史学界的研究动态，针对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颇倾向，发表自己的主张。比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史学界从20年代末到现在争论、探讨了将近80年，仍没能取得共识，以至于大家对这一问题都有些厌倦和淡漠，何先生却仍然执着地思考着。在先生看来，历史分期问题难以取得共识，一方面是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阶段，停留在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形势等理论问题上，对中国历史实际没有足够的研究、没有深度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当年参加社会史论战各派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时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史料的搜求”，是对中国具体历史的深入研究。为此，先生提出了研究历史发展自然段的观点。在先生看来，“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先生提出要研究历史的“自然段”，就是要矫正历史分期问题研究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端，鲜明地提出要“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先生的精辟见解，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四，坚持关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关注民众生存状态。
前面说到，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要进行一番“史料的搜求”，而他所关注的“史料”，则主要偏向于社会经济方面，但看“食货”的刊名，即可以想见其宗旨。可以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有很多正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作为《食货》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何先生也一直致力于社会经济的研究。从1934年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起，何先生在数年之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文章，如《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等，成为当代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台湾的张永堂教授在评论何先生的治史特点时，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何先生自己也说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思考的”，足见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
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改变。40年代有《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50年代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60年代发表《周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80年代发表《两汉豪族发展的三时期》、《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可以看出，仍是在30年代就已经关注的问题上继续深入。何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止于经济，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剖析，进而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何先生从各个角度关注社会经济，正是试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中国社会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上引他在3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就使用了“中古”或“中古时代”，并且在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封建社会。如《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的“引言”中说道：“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一时期而言。”
对于分期问题的执着，使得何先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极大精力，并在研究的逐步深化中提出了“魏晋封建说”。50年代，当社会史论战再度兴起时，何先生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明确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70年代在长春社会史分期讨论会上，何先生做了题为“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由社会经济的变化来最终确立自己的“魏晋封建说”，使得先生的立论具有坚实的基础。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即是建立在数十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意在阐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着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何先生在具体的论述方法上突破了以往研究社会形态诸家将历史截断的方法，把汉魏社会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原始社会开始考察中国社会的长时段变化。宁可先生曾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需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探求中，还浸透着对于民众的深切关注。对于民众的关注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就一直在大力提倡着，疑古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更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孜孜以求民众的信仰旨趣。唯物史观派对于民众的关注，则突出表现为50年代以来对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和研究。这种关注虽然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也由此对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民众反叛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动**、秩序重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仍然有着某种积极的作用。
何先生对于民众的关注，既不同于顾颉刚，也不同于唯物史观派对于农民战争的偏爱，而是从社会阶层着眼，注意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分析、解释某个阶层的民众何以有这样的生活和遭遇，而这种分析和解释，正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何先生注意最多的民众阶层当属寺院的僧尼、领户以及客、士家等。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后来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大作中，先生对于寺院僧尼及领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先生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了僧尼阶层的出现是因为“寺院僧尼有免除对国家役调的特权，国家人口为逃避国家的役调及租课才投寺为僧尼”，而大族寺院领户阶层的出现，也是因为“战争的频仍，政治的腐败，国家领户租调役的负担，非常繁重”，人民因“负担不了国家租役调的剥削而逃入大族寺院领下的”，但是人民寻求寺院大族的庇护却是以部分的自由和人格的隶属为代价的。先生对于僧尼和领户这种社会阶层的重视和研究，是前无古人的。何先生还提出人口分割的理论来说明中古时期的社会特色，同时揭示国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对立，而对于国家与大族寺院对人口的争夺的描述，又向我们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在对兵制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生对于中古社会士兵这一阶层的深切同情。在《魏晋的中军》[5]、《魏晋南朝的兵制》[6]、《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7]等文章中，何先生不仅对于此一时期的兵制作了系统的研究，还为我们展示了士兵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命运。何先生关注民众，但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而是想找出决定民众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何先生关注的是民众的幸福与否及其原因，是更高层次上的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统观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将何先生的社会史研究实践置于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就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何先生的社会史观。先生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社会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能够对于其他史学理论进行甄别，反对盲从；先生同意社会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但反对研究陷入烦琐零碎的境地，坚持认为研究社会形态、结构及其规律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坚持认为应该从历史大势出发，始终关注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何先生既反对空论，又反对轻视理论，并将材料理论并重的风格贯穿于其全部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在具体的研究中，先生对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变化给予了持久关注和深入研究，对于普通民众阶层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并力图从历史社会中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因，找出影响民众生存状态的诸因素，从而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一点，也正是先生的社会史观中迥异于别人的鲜明特色之一。可以说，先生的社会史观是高远开阔、变动不拘的，自成一派风格。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生）
[1] 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
[2] 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课讲义的“前言”。
[3] 同上。
[4] 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课讲义的“前言”。
[5]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6]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7] 见《读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