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他曾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过古典文学、修辞学、拉丁语和法语等。由于家道中落，他后来中途辍学，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1582年，18岁的莎士比亚娶了比他大8岁的安妮·赫索威。3年后，他只身离开家乡来到伦敦，先是在剧院门口给人看管马匹，在剧场里当清洁工，随后在剧院担任临时演员。1590年，莎士比亚开始戏剧创作，并与当时的“大学才子派”剧作家有交往。他的戏剧才华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所编写的剧本不断获得成功。以后，他还成了伦敦环球剧场的股东之一。从1597年起，他的剧本开始出版，并十分走俏。从此，莎士比亚成了著名的戏剧家。在完成了39个剧本、两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的写作之后，大约在1612年，莎士比亚离开伦敦，回到故乡斯特拉福。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去世，享年52岁。
莎士比亚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90—1600）为历史剧、诗歌和喜剧创作时期。青年时期的莎士比亚怀抱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对社会、人生以及人类前景的态度是乐观的，因此创作的基调也是浪漫、激越、明朗的。
莎士比亚一生写过10部历史剧，其中9部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的历史剧大多取材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反映英国自13世纪至16世纪三百多年的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势的历史，表达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人文主义政治理想，体现出悲剧性与喜剧性融混的艺术风格。
《理查三世》（1592）是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该剧塑造了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暴君理查三世的形象，表达了对专制暴君的谴责。《亨利四世》（上、下，1596—1597）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代表作。剧中的亨利四世是一位有才干的君王，但完美、理想的君王却是亨利五世。虽然，亨利五世在做太子时不务正业，常常在市井与没落贵族福斯塔夫以及一些流氓无赖鬼混，但在内战爆发后却能勇敢地奔赴战场，为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即位以后，他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稍后的《亨利五世》（1598—1599）中，作者进一步写亨利五世团结民众，外御强邻，内止纷争，把国家引上和平统一的正道。亨利五世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关于开明君王的政治理想。首先，他不像乃父亨利四世那样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而是通过合法的继承权登上国王的宝座，拥有着毋庸置疑的道义合法性。其次，其治国才能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个人品德更是远在父亲之上。他虔信上帝，胸襟开阔，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处事公正严明，所以，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都对他奉若天人，敬若神明。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能够把庄重典雅的宫廷生活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融为一体，场景广阔，色彩纷呈，具有史诗般宏伟的构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让基督之爱和宗教理性的灵光净化世态人心，扼制权力诱发出来的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总体看来，莎士比亚对亨利五世的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在强权相争、贪欲攻心的社会中，仅有道德的感召力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莎士比亚却说：“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权时，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后把它赢到手。”（第二幕第六场）莎士比亚希望人间的君王有上帝与耶稣的秉性，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具有这种秉性，而后者具有。在他看来，理想的君王应是人间的上帝。这与其说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不如说表达了他关于“人”的理想。
莎士比亚的诗歌和喜剧主要表现友谊与爱情的主题，洋溢着青春与生命的气息，充满反封建、反禁欲主义的色彩，表达了一种近代式的爱情观念：把男女之爱作为美的情感加以描写，把中世纪宗教伦理观念禁锢下的**上升为审美对象。莎士比亚通过诗歌和喜剧塑造了一系列温柔、美丽、机智、热情、高雅等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
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1593）描写了爱神维纳斯追求美貌猎手阿都尼斯的故事，表现了爱与美相统一的主题，显示了女性之爱的不可抗拒，但又不显得粗俗和过于外露。另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描写了热烈的爱，也歌颂了妇女的忠贞，热情与节制得到了统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颂友谊与爱情，且往往让爱情与友谊之花开放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土壤之中，尽显其美丽高洁。爱情与友谊相伴，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和基督教式的宽厚与博爱交相辉映，如此在崇高情感支撑下成为美丽情感的自然爱欲，既闪现着理智和仁慈的光辉，又透射出自然人性的美。莎翁的十四行诗在结构与韵律方面继承了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传统，并为这一诗体形式的革新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完成了10部喜剧。对青春**几乎难以遏止的“肯定”与“歌颂”四处飞迸流溢，使得这些喜剧一改一般喜剧惯有的“嘲讽”基调，成了一种抒情性的浪漫剧。《仲夏夜之梦》（1595）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该剧肯定了爱的力量，把神话世界与现实矛盾相结合，具有强烈的幻想性和抒情性。《威尼斯商人》（1596）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代表作。该剧通过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与高利贷者夏洛克之间为一磅肉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展现了正义、仁慈、慷慨、无私对贪婪、残暴、无私、狠毒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喜剧性情节，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深厚的友谊、真挚的爱情和以仁爱为本的人道精神，抨击了高利贷者的冷酷、自私与贪婪。《威尼斯商人》以“一磅肉”的故事为主线，以“三个匣子”的故事和夏洛克女儿的故事为副线，三条线索在“法庭”一场中会合，把剧情推向**。在整个剧本中，“法庭”一场戏的戏剧冲突较为完整，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特点是：巧设悬念，层层展开；先抑后扬，先悲后喜。整场戏写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峰回路转，多姿多彩。这是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生动性、丰富性的最好例证之一。《无事生非》（1598）、《皆大欢喜》（1599）和《第十二夜》（1600），均描写纯洁的爱情可以使人变得高尚无私，嘲讽了封建伦理观念和教会禁欲主义，也批判了贪婪自私的行为。《罗密欧与朱丽叶》（1591）是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写的悲喜剧，该剧热情赞美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展现了人文主义爱情理想与家族世仇、封建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
这一阶段的莎士比亚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然而，他并不一味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接受人智的引导，并沐浴上帝之爱的阳光雨露，从而去其粗俗乃至野蛮与疯狂，显得**而节制、浪漫又美丽。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基督教文化的节制忍耐，在剔除了教会禁欲主义的极端成分之后，显示出了人文之温情，成为一种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互补的文化养料。显然，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一开始就与基督教文化有亲缘关系。
第二阶段（1601—1607）是悲剧创作时期。悲剧代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莎士比亚青年时期的理想遭到了严酷现实的沉重打击，其对现实和人性的认识大大加深，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也出现了迷惘和悲观的倾向。莎翁的悲剧主要写人文主义理想与丑恶现象的矛盾以及理想的幻灭，其基调是现实的、悲愤的和沉郁的；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一方面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质疑与否定，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对文艺复兴个性解放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的深刻反思。
《哈姆莱特》（16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6）和《麦克白》（1606）被称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奥赛罗》写威尼斯城邦的军事统帅、摩尔人奥赛罗同其爱妻苔丝狄蒙娜的悲剧，他们能够冲破封建束缚，赢得爱情的胜利，却无力识别利己主义者的阴谋。该剧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被利己主义践踏的主题。奥赛罗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军人形象，他身上既有奇伟骁勇、正直豪迈、光明磊落的优良品格，也有轻信、嫉妒、偏狭、凶狠的特点。伊阿古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恶的化身。正是这个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人物，直接导致了急躁轻信的奥赛罗和天真善良的苔丝狄蒙娜的悲剧。
《李尔王》通过古代不列颠王李尔被两个女儿遗弃的故事，写出了时代的动**和社会的灾难，揭示了金钱权势对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描绘了原始积累时期罪恶丛生的社会图画。李尔是一个久居权位丧失理智因而刚愎自用、专制任性的封建君王，在经历了地位的激变和暴风雨般的思想斗争后，恢复了理性和人道思想，但无法挽救悲惨的时世。该剧表明了人文主义理想在严峻现实面前的脆弱无力，而主人公性格的转变则体现了作者对开明君主的呼唤。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中最为阴暗恐怖的一部。该剧讲述了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在野心的驱使下弑君篡位的故事，集中展示了野心与人的善良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麦克白从显赫一时的英雄堕落为人人痛恨的暴君的过程，正是野心对人的腐蚀与毒害的过程。通过麦克白的悲剧，莎士比亚一方面表达了其反对暴政的一贯思想，另一方面则表露出其对个人欲望极端膨胀的否定。该剧在艺术上以戏剧情节的紧凑、集中和悲剧气氛的阴沉、恐怖著称。
《雅典的泰门》（1605）也是莎士比亚的一部重要悲剧，该剧表现了金钱使人“异化”的主题，绝妙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货币的本质。
莎士比亚的悲剧往往通过英雄的毁灭，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揭示权势和金钱导致人普遍堕落的事实。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中描写了人欲横流的现实，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受践踏的惨剧，但他依然相信：虽然“残暴”可以践踏“仁厚”，但“仁厚”最终仍将是胜利者。正如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理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代表着人性的善和人类的正义，他们以自身的毁灭显示人类向善、趋善的力量，给人以自救的信心。
第三阶段（1608—1612）是传奇剧时期，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晚期。莎士比亚一生都在思考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与途径。在其晚年，他更强调仁慈、宽恕、忍让对恶的感化作用。他认为，人既有难以抵挡的从恶的倾向，又有天然的向善的秉性；扼制邪恶并不是要毁灭造恶的人本身，而是要用善去消弭恶，使邪恶者弃恶从善。宽恕、博爱、道德感化成为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基本主题，传奇剧也因此在艺术上显现出了空灵和悠远的风格。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一共写了《辛白林》（1609—1610）、《冬天的故事》（1610—1611）和《暴风雨》（1611—1612）等四部传奇剧。在他早期喜剧的情节中，几个才智过人、道德崇高的人物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邪恶，建立人间乐园；而其晚期传奇剧则展示了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情境：善良的人们经过种种磨难，与邪恶势力艰苦抗争之后才能取胜，且这种胜利往往是经由善良者的道德感化，邪恶者弃恶从善，最终双方握手言和。一个个因嫉妒、贪欲、仇恨而分裂的家庭，在度过了严酷的冬季之后，最终在宽恕、悔悟的心境中破镜重圆，迎来了祥和欢乐的春天。在《辛白林》中，辛白林的固执、狭隘、刚愎自用、抱残守缺造成了年轻人的磨难，但在经过一系列的艰难曲折后，被道德感化了的辛白林精神得以升华，宽恕与和解战胜了渺小的仇恨、欺骗与纷争，最终迎来了和平欢乐的大团圆结局。在《冬天的故事》中，几乎丧失理性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因专横、武断、猜忌和残忍，使忠实的波力克希尼斯险遭杀身之祸，蒙受了16年的不白之冤。但波力克希尼斯宽厚仁慈，不记前仇，使里昂提斯回心转意，化解了多年的冤仇。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传奇剧的代表作，它以象征、寓言的手法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善恶问题，更加全面地表现了其道德理想。该剧写安东尼奥篡夺了兄长普洛斯彼罗的爵位，并勾结那不勒斯王将其父女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12年后，当他被一场暴风雨刮到荒岛之后，仍不忘争权夺利，唆使西巴斯辛去谋杀那不勒斯王，以图窃取权位。全剧描述了人在贪欲驱使下争权夺利的故事，这既是对当时人欲横流的现实的隐喻，也是对人性恶的方面的深刻解剖。作为善的力量的代表，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在被弟弟篡夺了权位并流落荒岛之后，依然心怀仁慈，对加害于他的恶人们充满同情：“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高尚的理性的安排”。他不记旧恨，既往不咎，宽恕了所有的人，包括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卑劣的兄弟安东尼奥，表现出了宽厚仁慈的胸怀。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一生带有总结性的作品，通过普洛斯彼罗这一形象表达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全剧不仅以他高贵的仁爱之心反照出低劣的灵魂，而且通过他对神秘的“魔法”的追求，隐喻了以人智的开启去消解愚昧与邪恶，使人的灵魂与精神得以提升，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理想。普洛斯彼罗孜孜不倦地追求魔法，并依靠魔法呼风唤雨、惩恶扬善，具有“超人”的威力。他的魔法，可以说是知识与科学的代名词。他说，“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人称道的一切事业”。他埋头于书籍之中，还说“书斋便是我庞大的公国”，甚至“比一个公国更宝贵”。在这种苦苦的追求中，他掌握了威力无比的法术，救善人于危难之际，惩恶者于作恶之时。说普洛斯彼罗对魔法的执迷意味着他对科学的崇尚，这似乎有些过于现代化，但将之看作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智的崇尚却并不为过，而且是合乎文艺复兴之时代精神的。追求知识，意味着开启人智、消除愚昧，同时，在莎士比亚看来又是消除邪恶。因为，愚昧使人陷于偏执、狭隘，且会诱使灵魂中的恶欲外现，而人智的开启则使人明辨是非，避免偏执、狭隘，甚至能抑制恶欲的冲动，使人变得宽厚仁慈。剧中的凯列班是魔鬼和妖巫所生的儿子。相对于普洛斯彼罗的知识与理性来说，他象征着人的愚昧和恶俗；相对于象征美与善的爱丽儿来讲，他是丑与恶的代表，是被当作低级元素的水和土。凯列班慑于主人普洛斯彼罗的法术之威力，也即人智与理性的威力，才不得不对他俯首称臣，但内心却暗骂普洛斯彼罗是“暴君”，总是怀恨于心，并伺机报复，然而终未成功。这一方面说明崇尚知识、开启人智是致使人性趋善、解决社会恶欲泛滥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又说明，邪恶对理性总是不甘屈服的，消除邪恶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凯列班“天性中的顽劣改不过来”，总是伺机报复，普洛斯彼罗对他的“一切好心的努力全然白费”，说明从根本上消除人的邪恶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由人所组成的这个世界总是与邪恶相伴的，也正因为如此，人才越发不可丧失人智与理性，否则，恶欲将泛滥成灾以致毁灭了人自己。由于人是上帝的造物，因而必然有“神性”，有仁慈宽厚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智，也因此，恶欲终将受到抑制并向理性“称臣”；人类之途尽管难免有艰辛曲折，但前景是美好的。所以，莎士比亚借剧中女主人公米兰达的口表达了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相类似的对人的赞美：“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其早年对人和世界的美好理想；因此，有人称该剧是莎士比亚的“诗的遗嘱”。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创作都在探索情感与理性、原欲与道德、个体与群体之间和谐发展的道路。他一方面倡导古希腊—罗马式人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汲取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主义的博爱思想和忏悔精神，用以解决由个性自由带来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实矛盾。莎士比亚在古希腊—罗马世俗人本意识与希伯来—基督教人本意识的双重选择中，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为一体。这种双重文化模式，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的基本价值指向。
对莎士比亚来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他则以其天才的笔触描绘出了这个宇宙。善于在善与恶的双重矛盾中真实地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正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莎士比亚使文学创作由以前的注重外部行为描写转向了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使得人物性格具有多面性，形象富有立体感。他在戏剧情节与结构的革新方面同样有非凡建树：多线索展开情节，结构既严整又极具开放性。在语言运用上，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出丰富性、生动性与个性化的特点：喜剧有喜剧的语言，形象生动，抒情性强，还充满着奇思妙想和机智风趣；悲剧有悲剧的语言，深沉凝重、华丽而又典雅、哲理性强；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语言，富于个性色彩。据统计，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一般拥有4000～5000个词汇，而他却拥有15000多个词汇。莎士比亚不愧是语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