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
夜已来临，北海上的寒雾也随之而来，城市将在寒夜中入睡了。现在整天几乎没有白昼。
瓦拉斯沿着灯光连接亮起的橱窗走着，同时试图从罗伦刚才给他看的那份报告中理出有用的材料。至于谋杀的起因不是盗窃，他“吃这行饭的人”——按准确的字义来说——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不过，为什么想像凶手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呢？说那射击致命一枪者并不是那个指点穿过花园和房子的通道的人，这种设想也不能进一步解决问题。还有，关于草坪上脚印的论证，也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要是其中有一人已经走到小径的砖砌沿边上，另一个可以跟着走或者更恰当的做法是走在前头，因为据说只有他一个人认得路。这样，这两个在夜里光临的不速之客走动的方式看来才更合乎道理。不管怎样，走在草坪上是没有必要的；要是有人这样干，肯定是别有原因——或者是根本没有任何原因。
瓦拉斯感到，从早上以来累积的疲劳使两条腿开始麻木起来。他一向没有习惯走这样多的路。这一来一回，从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总的算起来恐怕有很多公里，这些路程绝大部分都是步行的。从警察局出来，他经过了宪章街、省政府和牧女街朝着科伦特街走去。过了牧女街，他发现自己在三条路盼交叉口上，一条是他刚走过的，其余两条在他的正前方，三条路形成一个直角。他记起自己有两次走过这个地方：第一次他没有走错路，第二次他走错了；但是他想不起这两条路中哪一条是第一次走的——两条路都非常相像。
他从左边那条街走去，循着路形拐了几个弯以后，就到了法院广场上——他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走到这个地方——正对着的就是警察局。
罗伦正好从局里走出来，又一次见到一刻钟以前才走掉的瓦拉斯，他显得有点惊讶。不过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提出要用自己的汽车把密探送到科伦特街的医院去，因为他正好要到那一带去。
两分钟以后，瓦拉斯在揿这条街11号的门铃，还是见过面的那位女护士来开门——就是她，今早举止轻率地硬要把他留住，虽然医生不在家。从她的微笑，瓦拉斯看出她认得自己。“全都是一样货色！”他对护士说，有话要和医生“本人”讲；他再三强调事情紧急，并且拿出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内政部调查局。
他被引进一问颇为阴暗的类似客厅兼图书馆的房间里等候。既然没有人请他坐下，他就在摆满精装书籍的书架前踱来踱去，漫不经心地在走过时看看书名。有一架书全都是有关瘟疫的著作——历史方面的书和医学方面的书同样多。
一个女人从这客厅走过去，接着又有两个妇人和一个神色仓促戴眼镜的男人走过。女护士后来又走进来——好像已经把他忘记了——问他等着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是在等候茹亚尔医生。
“医生刚走掉，您没看见他？”
很难相信护士不是在取笑他。叫人怎能猜得到刚才看到的就是茹亚尔医生，他并不认识这位医生。为什么她不按照他的要求，通知医生他的来访呢？
“请您不要生气，先生；我以为医生出去之前跟您谈过话了。我向他说过，您在等着他。他刚才是因为有急诊外出，连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医生因为下午有很多工作要做，问您是不是能够四点半钟准时在火车站的大厅里等他——就是从电话问到酒吧间这一段地方；这是今天能见到他唯一的办法，他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回到这里来了。我看见医生走进客厅的时候，还以为他亲自和您约好的。”
那矮小的医生在走过的时候，曾经偷偷地仔细打量他。“这个地区有一些古怪的医生。”
瓦拉斯见赴约前还有时间，便跑到批发商马尔萨家里去。但是，他揿了门铃没有人应。这关系不大，因为罗伦已经把跟这位自认为已被判了死刑的人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他了，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够亲自看看到底这人是否神经正常。罗伦把马尔萨看作是一个神经错乱病患者，这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所表现的态度，至少可以部分地证明这看法是对的。不过，在某些方面，瓦拉斯不像警察局局长那样肯定马尔萨的种种担心害怕全是捕风捉影的；就在今天晚上，又一个新的受害者要遭到谋杀，这件事完全是在意料中的了。
从马尔萨家的大楼下来后，瓦拉斯问看门人是否知道这位房客什么时候回来。据回答，马尔萨先生剐带了全家坐汽车走了。要几天后才回来；他无疑是接到一个近亲逝世的消息，所以，这不幸的人手忙脚乱。
这位商人居住的地方是在城南，离木材出口商集中的地区不远。瓦拉斯就从这个地方出发走向火车站。他先是走过柏林街和法院广场，接着他沿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运河走去，这条运河的另一边，是一排排的旧房子，几百年来，由于河水的侵蚀，这些房子的狭窄的山墙都已朝运河前倾，样子看来岌岌可危。
瓦拉斯进入火车站大厅时，一眼就看见一个有镀镍的柜台小店，一个系着白围裙的男孩子在卖夹肉面包和汽水。右面五公尺的地方有一个电话间——单独一间。他开始闲踱，经常朝大挂钟看一眼。医生迟迟未到。
在这等候火车开行的大厅里，到处是人群朝四面八方急行。瓦拉斯没有离开护士讲的那个地点一步，生怕在人群如此拥挤的情况下，医生来到，自己没有看见。
瓦拉斯开始担心起来。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他到医院去以后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越来越清晰起来。肯定是一场误会。那护士没有把医生转托的事办好，不是在这上面就是在那上面出岔——也许两面全出岔。
得打电话到科伦特街去问个明白。可是在近旁这个玻璃电话间里没有电话簿，瓦拉斯只好跑去向卖汽水的问哪儿可以查电话号码。这小商人正忙着递汽水瓶和数钱，只是朝大厅一个地方一指了事。瓦拉斯在那个地方攒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个卖报的小铺子。看来肯定是那个卖汽水的人没有弄清他要找的是什么。不过瓦拉斯还是走进那斗大的小书店中。那里当然不会有电话簿的影子。在画报和彩色封面的惊险小说中，还摆着一些文具用品；瓦拉斯提出要看看一些橡皮块。
就在这时侯，茹亚尔医生推门进来。原来他是在大厅的另一端等着，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酒吧间和一整排电话间。
医生没有能够向他提供什么撕的情况。瓦拉斯出于谨慎起见，不愿意提到有人搞阴谋的事。茹亚尔也不过是重复早上已经和警察局局长所说的一套。
瓦拉斯自然在车站广场搭乘前一天晚上把他带到测量员街附近的那路电车。他仍然在同一个停车站下车。他现在沿着环形大道走去，循着这条路他可以到达那砖砌的小楼房和联盟咖啡馆里的简陋的房间。一夜又过去了。比起昨天循着同一条路来到时，他仍然一无进展。
瓦拉斯走到测量员街转角上那座石砌的大楼房里面。在看门人的诘问之下，他将不得不出示自己那粉红色的身份证，而且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今早假说巴克斯太太是他的母亲的老朋友，是一桩小小的欺骗。
从快活而肥胖的看门人接待他的态度上，瓦拉斯看出自己已被认出来。当他说明来意时，看门人微微地笑了笑，直截了当地说：
“今早我就已经知道您是警察局的。”
这位大汉接着说，有一位侦缉员已经来向他调查过，他当时推说什么也不知道。瓦拉斯于是提出看门人曾说看到做出吓人手势的那个青年。这时大汉双手朝天高举。
“吓人！”他重复这个词。
他正感到那位侦缉员对这个青年太重视而他却认为远不……瓦拉斯现在看到——像他所预期的那样——警察局局长罗伦怀疑他那位下属不合时宜的“热劲”是有道理的。看门人并没有说年轻人和教授见面时发生了争吵，而是说有时“提高了嗓门”。他也没有说过这青年学生看样子经常是醉醺醺的。对，他看见这年轻人在走过时曾对一个同学用手指指小楼房，不过并没有说这种动作含有威胁的意思；他只是提到“指手画脚”——像所有这种年纪的男孩子，在兴奋或激动的时候都会有的动作。最后，看门人还说，过去教授也曾经接待大学里的学生来访的，虽然，老实说，次数不多。
咖啡馆里暖和宜人，虽然空气浑浊——烟味、人呼吸的气息和白酒散发出来的酒气。座上顾客很多——有五六个人又笑又闹。瓦拉斯回到这个地方来，像是找到避难所一样。他希望和什么人已约好在这里见面；他愿意连续几个钟头等待下去，逃遁在这无聊的争论喧闹声中——坐在这张稍微远离人群的桌旁喝着掺热糖水的烈酒……
“敬礼！”醉鬼说。
“你好。”
“你让我久等了。”醉鬼说。
瓦拉斯转过身去。在这个地方也找不到一张可以安安静静坐下远离人群的桌子。
他不想上楼到房间里去，他记得那里是阴森森的，现在大概是冰凉凉的。他向柜台走去，那里有三个人用胳臂肘支在台面上站着。
“怎么样，”醉鬼在他背后大叫，“你不来坐坐吗？”
三个人同时朝他转过身来，无拘无束地仔细打量他。一个穿着沾了油污的机工连衣裤，其他两人身着海蓝色的粗羊毛大领的厚厚的工作上衣。瓦拉斯想起自己那一身资产阶级的衣着会泄露他是干警察那一行的。费比乌斯要是他的话。会一开始就把自己打扮成水手。
……费比乌斯进场。他穿着蓝色的宽大的水手罩衣，扭动着屁股走路一记起想象中的船身上下晃动。
“今天捕不到几条鱼，”他冲着大伙说，“大海里的鲱鱼大概全都做了罐头……”
那三个人带着既惊讶又怀疑的心情打量他。两个站在火炉前面正在起劲地谈话的人，也停下来看他。老板拿着揩布在柜台上抹了一把。
“怎么样，你来吧。”醉鬼在周围一片沉静中说。“人家要你猜一个谜语。”
那个机工、两个水手以及两个在炉旁的人全都重新继续原来的活动。
“请给我来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瓦拉斯对老板说。
接着他走去坐在头一张桌子上，免得看见醉鬼。
“总是客气待人。”醉鬼说。
“我能够沿着一条与运河构成斜角的线走，”有人说，“而同时又是在一条直线上前进。对，是这样！”
老板再一次给胳臂肘支在柜台上的三位顾客斟了一轮酒。火炉旁的两人继续争论，他们的分歧是在“斜线”这个词上，双方都尽量提高声音，以此证明自己有理。
“你让我说话吗？”
“你不是一直在说个不停吗？”
“你没懂我说的。我说的是，我能够直线地走，同时又沿着一个斜线方向——与运河构成斜角的方向。”
对方想了一想，接着平静地说：
“这样走，你就要掉到运河里去了。”
“那么，你是拒绝回答问题吗？”
“安东，你听着，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还是抱着原来的看法：要是你斜着走，你就会沿着直线走啦！管它是和运河或是和别的什么东西构成斜角也罢。”
穿着灰色工作罩衫和戴着药剂师无边帽的汉子估计，在自己过硬的道理前面，对方将哑口无言。可是对方耸耸肩膀表示不屑与他再争辩下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笨蛋！”
说完他朝着那些水手转身过去。但是，这些人只顾跟自己圈子里的人说话，还夹着用土话喊叫或是放声大笑，安东走到瓦拉斯正在喝酒的桌子旁，希望他来评评理。
“先生，您听见了吗？瞧这位自以为是有学识的人。却不承认一条线可以同时是斜线又是直线。”
“噢！”
“您，您承认吗？”
“不，不！”瓦拉斯赶紧回答。
“怎么，不？一条斜线，就是一条……”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刚才是说，我不能同意有人居然不承认这种说法。”
“那就对啦……对啦。”
安东对这种他认为过于圆滑的表达，似乎不是完全满意。他仍然抓住争论的人不放，他说：
“卖草药的，你看怎样？”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草药商平静地回答。
“这位先生赞成我的看法！”
“他可没有这样说过。”
安东越来越激动。
“请您向他解释一下，‘斜’是什么意思？”他大声向瓦拉斯说。
“斜，”瓦拉斯含糊地重复这个字眼……“这可以有几种意思。”
“我也这样想。”草药商赞同地说。
“总之，”安东再也忍耐不住，喊叫起来，“一条线对另一条是斜的，这肯定有某种意义！”
瓦拉斯努力作出确切的回答：
“这意味着，”他说，“两条直线形成一个角度，一个可以从0到90度不同的角度。”
草药商兴高采烈起来。
“这正是我说过的，”他最后作结论似地说。“要是形成一个角度，那就不是笔直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笨蛋。”安东说。
“可是我呢，我知道一个更有意思的谜语……我可以……”
醉鬼从坐着的桌旁站了起来，打算加入这场对话。但是他站不稳，因此就在瓦拉斯旁边坐下来。为了免得口齿不清，他慢慢地说：
“说说看，是什么动物在早晨杀父……”
“再加上这糊涂虫，那可就到顶了啦！”安东大声说。“我打赌，你连什么是斜线也不知道。”
“我看你那样子就有点斜门口，”醉鬼温和地说。“这个谜语，是我提出来的。我有一个谜语是特地为我的老朋友准备的……”
两个有争论的人向柜台走去，希望各自找到新的支持者。瓦拉斯转身背向醉鬼，可是他继续说下去，声音显得兴高采烈而又专心一致。
“是什么动物早上杀父，中午**母，晚上瞎掉眼睛的？”
在柜台旁，这场争论把所有的顾客都卷进去了。五个人一起说话，因此瓦拉斯只能听到只言片语。
“怎么样？”醉鬼死缠不放，“你猜不着吗？其实并不难猜：早上杀父，中午瞎眼……不对……是早上瞎眼，中午**母，晚上杀父。怎么样？是什么动物？”
恰巧这时候老板到来，把空杯子拿走。
“今晚我还要住原来的房间。”瓦拉斯对他说。
“然后是他付账请客。”醉鬼加上一句。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人理睬。
“怎么样？你耳朵聋了吗？”醉鬼说，“喂，朋友！是中午耳聋，晚上瞎眼吗？”
“别老缠他了。”老板说。
“而且是早上跛脚。”醉鬼突然神色庄重地把话说完。
“我告诉你，别缠着他。”
“行呀，我没做坏事，不过是叫人猜谜语罢了。”
老板用揩布在桌上抹一把。
“你老拿你这些谜语来烦死人。”
瓦拉斯走了出来。不是有什么明确的事情要做，而是这个说谜语的醉鬼使他不得不离开那小咖啡馆。
虽然是黑夜寒冷，而且疲惫不堪，他宁可出来走走。他想把一天来从各处收集到的材料组织起来。经过小楼房的花园铁栅前的时候，他抬眼望望那空无人住的房子。在街的另一面，巴克斯太太的窗子仍有亮光。
“喂！你不等候我吗？喂！朋友！”
醉鬼跟踪而来。
“喂，前面这个人！喂！”
瓦拉斯加快脚步。
“等一等，喂！”
高高兴兴的声音逐渐消失了。
“慢点，别那么赶忙！……喂！……别跑得那么快……喂！……喂！……喂！……”
2
右手四指的背对着左手四指的正面，八只短而胖的手指相互轻轻擦来擦去。
左手大拇指抚摩右手大拇指，开始时是轻轻的，后来逐渐用力。现在其余的手指调换了位置，左手四指的背用劲地擦着右手四指的正面。这些手指一会儿相互叠起，一会儿彼此交叉或扭转；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渐渐失去规律性，不久就变为混乱一圈，最后在指骨和手掌忙乱的动作中再也无法看清了。
“进来！”罗伦说。
他双手摊平摆在桌上，手指岔得很开。传达人员传来一封信。
“局长先生，有人把这信从传达室的门底下偷偷塞了进来，上面写着特急和私人信件。”
罗伦接过这人递给他的黄色信封。信封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模糊不清：私人信件。警察局局长先生亲启。特急。
“看门人没有看到是什么人拿来的信吗？”
“局长先生，他没有办法见到，这封信是他在传达室门底下发现的。也许已经放在那里有一刻钟了，也许时间更长一些。”
“好吧，谢谢您。”
传达人员走后，罗伦摸一摸信封，里面似乎有一个相当硬的卡片。他拿到电灯底下照一照，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现象，于是他决定用裁纸小刀把信拆开。
里面是一张带画的明信片，画上是一所仿路易十三时代建筑式样的小房子，坐落在一条郊区阴沉沉的长街和一条大概是运河旁的宽阔大道构成的一个转角上。明信片的另一面只有一句话——仍然是用铅笔写的：“今晚七点半钟碰头。”是女人的手迹，底下没有签名。
警察局局长每天都会收到类似的东西——匿名信、谩骂信、恐吓信、揭发信——经常是写得一塌糊涂，往往是文盲或疯子寄来的。这封信引人注意的内容是它的简短明确。碰头地点没有写明，可能就是图片上的那个街道的转角——不管怎样，总可以设想是这样。罗伦要是认得这个地方，他也许会按照信上写的时间派一两名警察到那里去。要是进行大规模搜查而结果——即使收获大的话——也不过是抓到某一条渔船私运五公斤鼻烟上岸，那可就太不值得了。
何况还得弄清楚这小小的犯法行为是否事实上已得到办理可能是发现案件的侦缉人员认可。警察局局长很清楚有许多小宗的走私买卖是得到警察徇情照顾的，这些人只要分得一份微薄的利益也就万事大吉了。只有在处理重大的违法案件时，才能要求他们执法如山。一旦遭到最严重的犯罪案件时，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那就很难说了……譬如说，要是有类似瓦拉斯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政治组织请求他们……幸亏是没有发生这种问题。
警察局局长拿下电话听筒，要求接通首都。他想打听清楚，以便采取对策。现在只有中央部门能提供情况——要是那里有时间做尸体解剖的话。
不久电话就接通了，但是人家让他好几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去，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曾经在那封指示警察局放行尸体的信上签字的办公厅主任告诉他该去找法医处，但那里的人似乎一无所知。一个个地方连续打电话，最后打到警察总监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个人——不确知是谁——同意听取他提出的问题：“那颗杀死丹尼尔·杜邦的子弹是在多远的距离发射的？”
“请等一下，不要放下电话。”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中间还被各种声音打断——他最后才得到回答。
“子弹直径7.65毫米，是从正面发射的，距离约四公尺。”
这个回答完全不能为案件解决任何问题，除了得到一个经验教训。
后来罗伦又一次接待瓦拉斯的来访。
这位密探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又再回到这里来，好像是因为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好。他谈了商人马尔萨的逃走，跟茹亚尔医生的会面，对从前的杜邦夫人的访问。警察局局长觉得茹亚尔的行径有可疑之处，过去每次和这位医生打交道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至于那位已离了婚的夫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无所知的。瓦拉斯描述了文具店布置的那个奇怪的橱窗并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明信片，和不久前传达人员拿进来的一样，这使警察局局长大吃一惊。
罗伦跑到自己办公室里把那张无名氏寄来的明信片找来。完全一模一样。他叫瓦拉斯看看写在背面的那句话。
3
场景的地点是一座庞贝[1]式的城市，是在一个长方形的广场上，背后深处是一座神庙（或者是一个戏台或类似的建筑物），其余四周都是一些式样不同、体积较小的纪念性建筑物，宽阔的石板路把它们一座座地隔开。这个景象，瓦拉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想像出来的。他现在——有时是在广场中心，有时是站在石阶上，很长的石阶上——对着一些人物讲话；这些人物本来具有鲜明的特点，易于区别，但是他现在却无法加以区分。他扮演的角色性质明确，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也许是代表官方。他的记忆突然问变得非常明晰；一刹那间，整个场面变得异常简洁。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场景呢？这时他正好听见自己在说：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吗？”
一切立即消逝无踪，人群、台阶、神庙、长方形广场和它周围的纪念性建筑物。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现在代之出现的是一个深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可爱的脸庞——维克多·雨果街文具店的女店主——和嗓音深沉的嘻嘻笑的回声。不过，这次脸上的表情是庄重的。
瓦拉斯和他的母亲曾经走到最后到了这一段堵死了的运河，阳光下的低矮的房屋在绿色的河水中反映出古旧的阳台。他们母子在这城市寻找的不是一位女亲戚，而是一位男的。这位亲戚，他可以说是以前并不认识。这一天他也没有见到这个人。原来这人是他的父亲。他怎么连父亲也忘记了呢？
瓦拉斯漫无目标地在城里四处游**。黑夜既潮湿又寒冷。整整一天，天空都是昏黄、低沉、烟雾漾潆——这是将要下雪的天气，但是雪并没有下，现在到处弥漫着十一月的浓雾。今年冬天到来得早。
街角的灯光照射出发红的光圈，亮度仅够使行人不致迷失道路。在过街时得非常当心，否则会踢到行人道的边沿。
初到这城市的陌生人走到商店较多的地区，会对橱窗暗淡的灯光感到奇怪。无疑是因为光是出售大米和粗用黑皂的商店不需要吸引顾客。在这个外省地方，很少卖时髦装饰品的商店。
瓦拉斯走进一家灰尘遍布、堆满货物的铺子里，这儿好像不是零售商品的地方，更多地像是一家货栈。在店堂底部有一个系着围裙的人正在钉木箱。他停止敲打，想弄清瓦拉斯到底要买哪一种橡皮块。瓦拉斯说明时，他屡屡点头，好像了解情况。接着他不声不响朝铺子的另一边走去；他不得不搬开堆在过道上大量的物品，然后才能走到目的地。他逐一打开又关上好几个抽屉，想了一想，爬上一道叠梯，又重新再找一遍——照样没有找到。
他回到顾客那里；他再没有这种货色了。不久以前他还有这种存货——是战前留下的一批货物；大概是全部都卖光——要不然是有人搁到别处去了。“这里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都找不到。”
瓦拉斯重新进入黑夜中。
为什么不再到那孤零零的小楼房去看看？
正像警察局局长提醒他注意的一样，茹亚尔医生的行为并不完全光明磊落——但是也弄不清他可能扮演什么样的秘密角色。这矮小的医生在走过客厅兼图书室的时候，虽然仔细打量了瓦拉斯，却装作戴着近视眼镜没有看到他，其实他是故意走过去看他的。半个钟头以后，他们两人谈起话来了。在谈话中，瓦拉斯好几次因茹亚尔医生说话的方式而感到惊讶：他的样子像在想着另一件事，有时甚至从嘴里说出来。罗伦肯定“他心里有鬼”。
也许商人马尔萨也不是真的像表面看来那样神经错乱。无论怎么说，躲藏起来，对他来讲，还是比较谨慎可取的一着。奇怪的是，医生在他的叙述中一点也投有提到受伤的杜邦到达医院时，马尔萨是在科伦特街的；相反地，他老是说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从旁帮忙。但是，按照警察局局长的说法，这位商人不可能是全部凭空捏造那份报告中有关教授死前情况的细节。要是茹亚尔从这种或那种途径知道今晚会轮到马尔萨被暗杀的话，掩盖昨晚这位商人在他的医院里出现的事，的确对他十分有利。到现在他还不知道马尔萨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局。
看来在邮局信箱发现的那封气压传送快信是和这件事有关的——瓦拉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看法。这封信是写给凶手的，要他负责执行第二件谋杀案——就是今晚要下手干的——（根据假定），而且就发生在这座城市里。那位侦缉员的推断——瓦拉斯曾在罗伦的办公室里看过他写的报告——有一点是确切无误的：行刺丹尼尔·杜邦的有两个同谋犯，一个是收信人安德烈·VS，另一个是信中所提到的用字首G代表的那个人。今晚可能是安德烈·VS单独行动。马尔萨的确有理由害怕在劫数难逃的时刻到来之前，谋杀者早已埋伏在那里了——这可以从信中看到的“整个下午”这几个字里得到证实。
现在还剩下那封神秘莫测悄悄塞进警察局传达室门底下的信。至于说那些阴谋刺杀者有意让警察局知道他们动手的地点和时间，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毫不隐瞒他们的罪行并且尽量大造声势（内政都和总统府已经收到这个组织的头头发出的信件）是符合他们行动的纲领的，但是，那名信片可能泄露情况，促使他们的计划失败——除非是，从今以后他们自认为强大到什么人都不怕。人们几乎会被搞得去猜想警察局局长在耍两面派——这种想法，从另一方面看来，难以成立。
比较符合真相的话，那就得承认罗伦所完全肯定可靠的一件事：来自马尔萨本人的提醒和注意。这位商人在离城出走之前，可能试图尽最后的努力，说服警察局派人去监视被杀害的杜邦的住宅。
那位矮小医生可疑的行径、马尔萨的恐惧不安、气压传送快信中各种暗示……从这些迹象所能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是很有限的。对这一点，瓦拉斯是清楚的。他特别注意到那张塞进警察局门下的明信片对自己的影响——虽然这张明信片并不能名正言顺地引用，以构成那勉强拼凑的论据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毕竟没有别的可做，只有按信上所说的前去赴约。目前既然没有其他线索可寻，跟踪这一条也无妨。瓦拉斯的口袋里还有小楼房的一把钥匙——开那玻璃小后门的——是史密斯太太交给他的。既然马尔萨已经逃掉，他可以放手去干：他要亲自扮演那位商人的角色，看看是否真会出现怪事，有什么人来把他杀死。他暗自庆幸身上带着手枪。
“的确，事情很难预料。”罗伦带着揶揄的口气说。
瓦拉斯走到花园的铁栅门前。
正好是七点。
房子四周一片漆黑。街上阒无一人。瓦拉斯不慌不忙地把大门推开。
进门以后，他小心地把大门推到底，不再关上，以便留下他曾穿过这道门的一个痕迹。
马路上可能还有迟归的行人，不要无谓地弄出声音来引起人家的注意。为了避免踩在小径上的沙砾发出沙沙的响声，瓦拉斯在草地上走着——这比小径砖砌的边沿要好走些。他从右边绕到房子后面。在黑夜里，只能辨出两边有花坛的发白的小径和修剪整齐的卫矛树顶。
现在后门上的玻璃有一块遮板挡着。插进钥匙，门很容易就打开了。瓦拉斯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行径颇像一个小偷：他没有把门全部打开再走进去，而是轻轻地推开一条缝就钻到里面。他抽出钥匙后，把门悄悄地重新关上。
整幢房子里寂静无声。
右边是厨房，后部到底往左是饭厅。瓦拉斯已经熟悉门路，无需灯光来指引了。可是他还是按亮了手电筒，跟着狭长的光束后面前进。门厅中铺地的石板是黑白相间的，有的呈四方形，有的呈菱形。一长条石榴红镶边的灰色地毯铺在楼梯上。
在电筒光束的照射下，看到一幅颜色深沉的油画，看来是相当古老的作品，画的是一个噩梦似的夜晚，暴风雨的可怕的雷电击中了一座倒塌的荒塔下面，横卧着两个人。一个穿着皇袍，皇冠在他身旁的草丛里闪闪发光；另一个是平民。他们同样都是刚刚被雷电击毙的。
瓦拉斯正要扭动书房门的把手时，忽然停住了：要是凶手真的已埋伏在这扇门的背后，一个堂堂的密探就这样掉进陷阱，岂不愚蠢！既然他是应约前来的，那就应当一本正经地干。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自己的手枪时，想起了从早上起一直带在身上的第二支手枪——杜邦那件失灵的武器。如果他要保卫自己生命的话，这支枪对他毫无用处。不过，他并不担心会把这两支抢搞错。
事实上也不可能搞错。杜邦的那一支放在他外套左面的口袋里，他初次把这支枪带到警察局去时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的；当这支枪从警察局化验室拿回来交给他时，也是放在这个口袋里的。他从来都没有同时使用过两支枪。不可能搞混的。
但是，为了更保险起见，他立即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检查了一下。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手枪。即使现在试一下死者的手枪也不用担心出事，因为它的机件已经失灵。他的手刚要把这支枪放回口袋里，脑子里就出现一个想法：没有必要继续把这个沉重的家伙放在身上增加累赘。于是他走进杜邦的卧室，把枪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原来的地方。今天早上他看见老女仆从那里把枪拿出来的。
走进杜邦的书房后，瓦拉斯揿了揿门边的电灯开关，天花板上的一盏灯随即亮起来。老女仆在离开这幢房子前，把百叶窗全都关了起来，因此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灯光。
瓦拉斯右手握着上了子弹的手枪，在小书房各处察看了一遍，显然没有人躲藏在里面，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老女仆大概已经把那位年轻的侦缉员提到过的那些弄乱的书籍重新叠好。教授只写了四个字的那页白纸也不见了；也许是搁到吸水纸的垫板中间或者放在某个抽屉里了。那块棱边突出和四角磨平的像玻璃一般发亮的熔岩放在墨水瓶和拍纸簿中间。只有椅子搁在离开书桌稍远一点，好像有人就要坐上去似的。
瓦拉斯站在椅子的靠背后面，眼睛盯着门口，这是等候那个刺客的适当位置，但那人是否会来还是个疑问。如果把灯关掉就更好，这样，在未被敌人发现之前，可以先看到他进来。
瓦拉斯从他的瞭望台上仔细看清了各件家具的位置。随后，他走到门旁，揿了揿开关，然后在黑暗中回到原来的地方。他把那只没有拿枪的手搁在自己面前的椅子靠背上，借以核实自己确已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4
人们所以没有找到凶手的踪迹，是因为丹尼尔·杜邦不是被人谋杀的；可是要说他是自杀的，又无足够的证据……罗伦双手越搓越快……要是杜邦并没有死呢？
警察局局长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个“伤口”显得如此古怪，为什么警察局局长牧有可能看到“死尸”，为什么茹亚尔医生的神色如此尴尬？杜邦没有死！只要稍为动动脑筋就清楚了。
当然，发生这桩案件的各种原因现在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但已经抓到案情的起点了：杜邦没有死。
罗伦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个号码：202—03。
“喂，是联盟咖啡馆吗？”
“是的。”一个几乎像是发自洞穴的深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要找瓦拉斯先生听电话。”
“瓦拉斯先生不在。”那声音厌烦地回答。
“您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那声音说，“我又不是他的奶妈。”
“我是警察局的。你们那里有一个叫瓦拉斯的住房吗？”
“有的，今天早上我已经到警察局去登记过了。”那声音说。
“不是谈这个问题。我是问这位先生是不是在你们店里，也许他在楼上房间里吧？”
“我叫人去看一看。”那声音勉强地回答。一分钟以后，对方略带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没有人！”
“好吧，我想找老板讲话。”
“我就是老板。”那声音说。
“啊，您就是！对一位侦缉员胡扯什么杜邦教授有一个所谓的儿子是您吗？”
“我什么都没有说过，”那声音反驳道。“我只讲过有时候有些青年人到店里来，各种年纪的都有——其中有些年轻得可以当杜邦的儿子……”
“您说过他有一个儿子吗？”
“我，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儿子！我什么都不知道。杜邦先生不是我们的顾客，即使是我们的顾客，也轮不到我去阻止他跟这里的那班婊子养几个孩子——请原谅，先生，”声音忽然变得温和起来，极力想使自己的态度客气一点，“侦缉员问过，平时是不是有青年人到我店里来；我说有的。超过十六岁的青年来，法律是允许的。后来他对我暗示，这个杜邦也许有一个儿子。为了迎合他，我就顺着他的意思讲了几句，我说，很可能这个年轻人某一天曾来过这里喝酒……”
“行啦，警察局以后再传讯您。不过，以后说话要当心。还有，讲话态度要客气点。瓦拉斯先生没有说过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沉默半晌。对方已把电话挂掉。警察局局长最后听到那声音说：“他只讲过今天晚上还在这里过夜。”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带着威胁神色的微笑……
“谢谢。我以后再打电话给您。”
罗伦放下电话筒，搓搓双手。他很想立即把自己的新发现告诉那个密探。他想象着当瓦拉斯在电话的另一端听见他宣布“杜邦没有死，杜邦在茹亚尔医生那里”的时候，会惊讶到什么程度，不禁眉飞色舞。
5
“汽车已经在下面等着。”茹亚尔说。
杜邦站起来，立即准备动身。
他的打扮像出门旅行。但他只有一只手能够穿进他那件宽大的大衣的袖筒，另一只受伤的手弯着，吊在一根布带子上。医生替他把大衣遮住这只手，勉强扣上大衣的扣子。杜邦戴一顶阔边呢帽，把前额全都遮没。他甚至同意戴上黑眼镜以免人家把他认出来；可是在医院里仅找到一副医疗用的眼镜，一块镜片颜色很深，另一块却浅得多——这使教授看起来活像闹剧里的奸徒那样滑稽可笑。
既然马尔萨到了紧要关头就打退堂鼓，不肯照原先答应的那样帮忙，杜邦只好亲自到那幢小楼房里去取那些文件了。
茹亚尔事先作好了安排，使得他的朋友走出去时医院过道上没有一个人。杜邦顺利地走到了停在门口的大型黑色救护车上。他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样上下车都比较方便，可以节省时间。
司机穿着医院里的黑色制服，戴着漆布帽舌的平顶帽。实际上，他也许是罗雅一都泽的正式“保镖”吧。这人肩膀宽阔有力，举止很有分寸，脸上的表情冷酷而坚定，像电影里的杀人凶手。他可以说是一声不吭，仅把部长的信交给教授，证明他就是那个派来的人。医生把汽车门嘭地一声关上，他立即开动车子。
“首先到我家里去弯一下，”杜邦说，“我给您指路。”
“期右拐……再朝右走……朝左拐……绕过那座大楼……这里拐弯……右边第二条街……现在一直走……”
不久，他们就到了环形大道。杜邦要在测量员街的转角上停下。
“不要把车停在这儿，”杜邦对司机说，“我不想这趟回来引起人家注意。继续开车朝前走，或者停到离开这儿几百米的地方。三十分钟以后请准时开回来接我。”
“好的，先生，”那人说，“要我把车停好后陪您去吗？”
“没有必要，谢谢您。”
杜邦下了车，急步朝铁栅门走去。他听见车子开走，越走越远。这个汉子不是“保镖”，否则他会坚持跟在身边的。这个人的模样使教授刚才猜错了他的身份。杜邦不禁对自己这样富于幻想感到好笑。其实，这些出色的保镖到底存不存在，还是个大问题呢。
花园的大门没有关。门上的锁早在很久以前就扭坏了，用不着钥匙，不过门钩还是能够搭上的。老安娜变得粗心大意了——要不然就是她走后哪家的小孩子顽皮，把大门给推开了——可能是一个小孩或是一个过路的人干的。杜邦走上四级台阶，打算看看房子的前门到底有没有关好；他转动那粗大的铜把手，用力猛推，同时还用肩顶，因为他知道那门的转轴非常紧，由于想肯定门是否关好，同时由于对自己仅有的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所做出的不习惯的动作不大放心，他又推了两三次，但不敢弄得太响。事实上前门关得很好。
他曾把这道门的钥匙交给马尔萨，但这个大商人出走的时候，竟匆忙到连钥匙也不交回来。现在杜邦身上只有那扇嵌玻璃的后门上的钥匙，因此他不得不绕到房子后面去。在他脚下，小径上的沙砾在沉寂的夜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竟会信托这个胆小如鼠的马尔萨，的确是个失算。他为等这个人取文件来，整个下午紧张焦急。最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打电话到马尔萨家去，但没有人接。直到六点三刻他才接到一个不知从哪里寄出的通知：马尔萨说很抱歉，他有紧急事务不得不离开本城。这当然是托辞，他是因为害怕而逃掉的。
杜邦下意识地转动后门把手上的圆球，门自动打开了，原来没有上锁。
屋子里黑漆漆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教授把眼镜脱了下来，戴着这眼镜可真不舒服。他在门厅口停住脚步，想把情况先弄清楚……马尔萨毕竟还是来了吗？不可能，因为交给他的是前门的钥匙……还有老安娜呢，如果她没有走掉，这时候可能在厨房里……很难说……如果她还在，不管怎样，她会把过道或者楼梯上的灯开着的……
杜邦把厨房的门推开。一个人也没有。他把灯开亮，厨房里的一切都说明这幢房子里不像再有人住。百叶窗全都关得严紧。杜邦把门厅的灯也开亮了。他还顺便把客厅和饭厅的门推开。果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开始上楼。老安娜可能走时忘记锁上后门，近几个月来她总是丢三落四。
到了楼上，他走进女仆的房间，这房间里的一切都已收拾起来，显然长期准备不来居住了。
走到书房跟前的时候，教授屏住气息。昨天晚上凶手就在那里面等着他。
对！昨天晚上后门没上锁，因此那家伙不需要钥匙就进屋了；今天晚上那家伙是先把锁撬开再进屋的，可是杜邦并未看见锁有被撬开过的迹象。这一次，门要是没上锁，那一定是老安娜忘了……但是，用这样的推论不可能使自己安心；一个老手只要有一串各式各样的钥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一把普通的锁。肯定有人潜入到屋子里来了，正在书房里昨天晚上那个地方，等着把事情了结。
客观地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肯定事实并非如此。教授想到这里，心中怏怏不乐；这时候，他怨恨首都的人没有派一个真正的保镖给他。无论如何，他不能不带自己需要的文件就走掉。
马尔萨在电话里告诉他，警察局局长不愿相信这是一桩谋杀案，认为他是自杀身死的。杜邦这时转身过去，想把自己的手枪找来。昨天晚上，在离家到医院里去时，他把枪搁在床头柜上面……正要走进卧室时，他又停了下来，也许就在卧室里有人设下埋伏。
这种有点带者幻想性质的接踵而至的担心害怕，使得教授恼火起来。他不耐烦地抓住卧室的门把手，旋转了一下；不过，他并未立即把门推开，而是先猛地伸进手去把电灯揿亮，然后从稍微打开的门缝里探头进去，准备好一旦看见有什么动静，马上闪开……
卧室里没有人：在床后面，在带抽屉的大衣柜的角落里，都没有暴徒埋伏。杜邦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上还残留着担忧的神色，自己也觉得可笑。
他立即走到床头柜跟前。手枪不在大理石的柜面上。他在平时搁枪的抽屉里找到了它。今天肯定也像昨天一样用不上的，可是也很难说。昨晚上当他从饭厅上楼的时候，要是身上带着枪，那一定会使用的。他看清楚了枪上的保险是打开着的，就握着手枪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书房走去。必要时他只能用一只手射击——幸亏这是只右手。他首先把枪放在口袋里，将门推开一条小缝，揿亮天花板上的灯，然后迅速掏出手枪，用脚朝门猛地一踢。这一场小小的滑稽戏——可能就像他刚演过的那一出一样是白费工夫——使他不禁微笑起来。
他得抓紧时间，要不然汽车就会开到铁栅门前来了。当他伸手去抓门把手时，他看一看手上的表。还剩二十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好是七点半。
瓦拉斯听着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由于靠窗口很近，他听见一辆汽车停了下来，花园的栅门给打开了，沉重的脚步在小径沙砾上发出嚷嚷的声音。那人曾试图从台阶上的前门进来，但他没能把门推开。接着那人绕到房子后面。瓦拉斯知道这决不会是大商人马尔萨最后改变了主意来取死者的文件；既不会是马尔萨也不会是他——或者老女仆——派来的。这是一个没有房子钥匙的人。
嚓嚓响的脚步从窗下走过。那个人一直走到瓦拉斯刚才故意不锁上的后门跟前。那人推开门的时候，铰链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为了不让自己要杀害的人逃脱，那人从楼下跑到楼上，把路过的所有房间全都看遍。
现在瓦拉斯看到门框边上那道明亮的隙缝逐渐扩大，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瓦拉斯朝着刺客即将出现的地方瞄准，枪口对准着在明亮的门洞中显现出来的黑色剪影……
可是，那个人显然对这间黑踆踆的房间保持警惕。一只手伸向前，摸索到电灯开关上……
瓦拉斯在耀眼眩目的灯光下，仅看见一只手臂迅速地移动，把一支大号手枪的枪口朝下对准着他，这是开枪的动作……瓦拉斯在扑倒在地上的同时，手指扣动了扳机。
6
那个人立即朝前摔倒下去，右臂直伸，左臂弯着压在身下。他的一只手还紧紧抓住枪把，动也不动。
瓦拉斯站立起来。由于担心对方是装死，他谨慎地走向前去，手枪仍然瞄准对方，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走到那人身体的另一边，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对方可能扣动扳机射击。但那个人始终没有动，帽子还是低压在头上，右眼半开，左眼朝地，鼻子有一小部分贴在地毯上。露出的面部颜色灰白。他死掉了。
神经紧张得使瓦拉斯不再考虑到要小心谨慎了。他弯下身去碰一碰那个人的手腕，想试试他的脉搏。那只手松掉了沉重的手枪，软绵绵的，任凭人抓住，脉搏也再不跳动，这人肯定是死了。
瓦拉斯想，应该检查一下死者的口袋（要找到什么呢？）。只有大衣右边的口袋可以伸得进去。他伸进手去摸，掏出了一副黑眼镜，一块镜片颜色很深，另一块浅得多。
“您能够说出颜色深的镜片是右眼的还是左眼的吗？”
左边的镜片……在右面……在左面的……右镜片……
原来是左边的镜片颜色深。瓦拉斯把眼镜搁在地上后挺起身来。他不想继续搜查了。他更渴望的是坐一下，他感到精疲力竭了。
合法的自卫。他看见那个人向自己开枪，看见对方的手指在扳机上往后扣动。他感到自己开始作出反应到开枪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他可以肯定当时的反应不够迅速。
不过，他承认是自己先开枪。在开枪以前，他没有听到别的枪声，如果两枪正好是同时打响的话，那可以看到流弹在墙上或在书籍背后留下的痕迹。瓦拉斯掀起窗帘：窗玻璃也没有损坏。对方没来得及开枪。
当时他之所以会觉得时间很长，仅仅是由于心情紧张的缘故。
瓦拉斯把手掌按在自己的枪口上，显然还感觉到枪口是烫热的。他转身朝向尸体，弯下身去摸一摸丢在地上的那支枪，这枪是冷冰冰的。再仔细一看，瓦拉斯发现死者的大衣左袖是空的。他摸出了在大衣里面的那条手臂的形状。他的手臂吊在三角布上吗？“手臂曾受轻伤。”
必须通知罗伦。从此，这件事要由警察局来处理了。现在已经出现尸体，密探不能再继续采取单独行动了。
警察局局长现在大概不会在办公室里。瓦拉斯看一看自己的手表：七点三十五分。这时他记起手表是在七点三十分的时候停的。他把表凑近耳朵，听到轻微的嘀嗒声。大概是子弹爆炸的声浪使表重新走动的——或者是由于他扑倒在地上时碰着了表，使它受到震动。
他马上打电话到办公室去找警察局局长。要是他不在，肯定有人会说出在哪儿可以找到他。瓦拉斯刚才在卧室里看见一架电话机。
门是开着的，房间的灯是亮着的。床头柜的抽屉张大着口。手枪不在了。
瓦拉斯拿下话筒，拨号码124—24。“这是直线电话”。在另一端，电话铃刚响就立刻停了。
“喂！”一个声音说。
“喂，我是瓦拉斯，是……”
“哎哟！太好啦，我正要找您。我是罗伦。我发现一个情况——您绝对猜不到的！丹尼尔·杜邦！他根本没有死！您明自我的话吗？”警察局局长逐字逐句重复说，“丹尼尔·杜邦并没有死！”
谁说小楼房里的电话不通呢？
【选自［法］罗布-格里耶：《橡皮》，林秀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 罗马古城庞贝位于现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埋没地下，18世纪后才开始逐步被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