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教育价值和认识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相互关联构成整体，共同发生作用。文学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它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总是带有主观倾向地选择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并融入他个人的情感观和价值观，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而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其影响，获得特有的文学教育效果。
首先是文学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鸣，净化人的灵魂，影响人的生活世界，为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供帮助。优秀的文学作品能滋润人的心灵，提高读者的思想境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使读者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感，读者能从中判断是非爱憎，美丑善恶。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15]美国著名聋盲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影响了整个世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聋盲人心灵中无比自由的世界，以此告诫人们应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凯勒被认为是20世纪最富感召力的作家之一，美国《时代周刊》把她列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可见，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主人公孙氏两兄弟立即被视作千万青年人的楷模，他们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贫穷和命运的不公平对待，他们的故事鼓舞了有着无数类似境遇的年轻人，使其在平凡的生活里努力奋斗，获得不凡的人生价值。
其次是文学能激励读者改造社会现实，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文学对现实生活具有干预作用。文学是读者的精神武器，读者一旦掌握，它就能悄无声息地转化成一种物质力量。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有这种激发人心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就享有促成变革的名誉，比如哈丽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本畅销书，它促成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这场革命又引发了美国的内战。”[16]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文学往往成为进行思想斗争的重要武器。古典名著《水浒传》真实形象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大家争相传阅，许多个人和组织都从书中汲取斗争的经验教训，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清末民间的许多秘密反清组织等，他们的斗争智慧皆受此启发。
但是，文学教育有时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起巨大的轰动，许多青年人仿效主人公维特的生活，甚至最后也自杀。当文学直接介入现实后，文学的审美性就会大打折扣，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层出不穷，文学是否具有政治正确性不应成为评判它是否有价值的标尺。文学教育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它对社会历史影响的总体表现。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书”的《金瓶梅》，里面有许多**裸的色情描写，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但作者在书的序言中提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警戒世人而非劝说世人过这样的生活，它从反面予人以教育，通过拷问人心道德引起人们的反思，所以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将它纳入“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如今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早已认可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因为它某一方面的消极影响而全盘否定其文学价值。
文学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学不直接对社会现实发生作用，而是间接的、通过人这一特殊中介得以完成。“艺术家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接受者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裸的宣传可能引起接受者的猜疑和警惕。”[17]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之读小说者，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扬，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文学对读者思想感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逐步影响读者人生观、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不可急功近利，单纯地为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而一味试图去道德说教，反而会适得其反。文学通过作用于人心再去影响社会，其教育作用虽然并非立竿见影，但它通过感染人、影响人来实现，是长期熏陶的结果，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坚持不懈。
二是文学教育的价值总是有限的，不能片面夸大。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在于它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内涵，能够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从中受到启发，解读出文学新意。我们经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尽的《红楼梦》”，都体现了不朽的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但是，从文学教育的价值来看，文学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它只是一种教育手段，并非万能，因为人在社会实践中获取的东西往往更有价值和丰盛。如果一味地夸大文学的教育作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就会出现像“**”时期那样单一的文学形态，这对于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也不能追求到文学教育的真正价值。
三是文学教育与作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审美教育作用主要取决于作品意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倾向，作家对生活越投入、认识越深刻，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就越大。一个作家思想高尚、情感纯粹、境界开阔，他的作品的教育价值就越有效和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18]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家若自身的思想素养不高，没有对社会人性的深刻体验，很难写出征服人心的作品，对读者的情感熏陶和审美教育也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
总之，文学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学的审美功能总是伴随和制约着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若文学缺乏艺术感染力，它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就会无从施展；而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借助文学审美找到最终的归宿，使其不偏离真正的文学属性。但是，这三者的社会作用并不是并驾齐驱的，总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些价值使得文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作家郭沫若曾充满诗意地赞美过文学的价值：“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笛，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19]说不尽的文学魅力，虏获了无数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叩问灵魂的知识追求者们的芳心。
原典选读
一、豪泽尔论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每一种艺术都旨在唤起观众、听众或读者的感情或行动。为达此目的，艺术作品不仅需要依靠诱人的语言、声音或线条结构，而且需要感情和形式以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作者的服务对象：某个统治者、君主、社区、阶级、国家、教会、政党等等。
艺术实现自己目的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为明白地表现自己倾向性的宣传，一为隐含着某种思想的感染。若是宣传，那么艺术家总是知道自己的目的的，作品的接受者的态度也不外乎赞成或反对。若是用感染的方法，那么艺术家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接受者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裸的宣传可能引起接受者的猜疑和警惕，而隐含着思想的感染手法，就像让人服用有毒的鸦片剂一样，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作用的。
用作宣传的艺术品常避开狭义上的美学因素，而在感染性的作品中，思想和政治主题则与整个美学结构融为一体。弗吉尔、但丁、卢梭、伏尔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属于第一种类型，即所谓宣传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的作品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所谓感染型。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艺术家，其思想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的手法。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了艺术作品思想倾向的不可避免性，而且特别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艺术家的明显的无动于衷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理解。艺术的倾向性来自其社会性，它总是为着和向着某人说话，总是站在某个社会立场上反映现实的。
由于艺术创造经常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由于艺术决不仅仅是为了反映，而总是同时又为了劝说，所以艺术的宣传性是无可非议的。艺术的宣传性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早得多，决不能认为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戏剧是最早的宣传例子。事实上，古希腊的悲剧已经涉及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并从那时的统治者的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雅典的戏剧与剧院是城邦最重要的宣传媒介。那时悲剧作家可以享受国家的养老金，城邦对符合统治阶级政策和利益的戏剧付给报酬。那些悲剧，作为“传递讯息的戏剧”，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反映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冲突。尽管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戏剧不能算作在舞台上反映社会冲突的最早例子，但是就集中描写阶级斗争而言却是前所未有的。古希腊的悲剧里贵族与民主政治先驱者的斗争，伊里莎白时代戏剧中封建贵族与新的中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来反映的；而这时，戏里已经用明白的语言宣称：诚实的自由民决不能同寄生虫统治的社会和平共处了。
作为表现思想的艺术仍不失宣传的性质，尽管不是进行直接的宣传。社会中可以获得和享受艺术的那部分人通过赞助和施舍，影响艺术家的地位，艺术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这个社会特权阶层的思想、反映它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并在为实现它的目标、支持可以维持它统治的制度的过程中，成了它的喉舌。
艺术作品宣传手段的价值早为人知。不管艺术家的意图是好的还是坏的，艺术作品总有着自己的实际目标。围绕着作品要实现的实际目标，介入了艺术家的主观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就是思想反映现实的过程。思想能否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是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的概念与心理分析学的所谓对真理的歪曲和“理性化”概念有类似之处，宣传与对事实的反映和解释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对真理有意识、有目的的控制。而作为对现实反映的思想则至多是自我欺骗，而永远不可能构成谎言或人的欺骗行为。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思想时仍然说到欺骗，即所谓“虚假意识”，那么他们说的是某一特定社会阶级观察现实所得出的虚假图画。当思想的概念剔除了所有谎言的痕迹的时候，说谎者并不是虚假地在“思想”，而是正常地在“思想”——他仅仅是要欺骗别人而已。
不管思想动机是怎样构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没有偏见的意识。有时必须对真理作一些扭曲，因为和盘托出事实真相可能会造成危险或有害的结果，但正如个人不必对一切都予以理性化，社会团体某些对社会无害的动机也不必在思想上套上伪装。对现实的反映和解释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是“客观的”，因为它们与特定团体的利益既不一致又不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学和科学理论可以是客观的，可以符合抽象真理的标准。但此类理论的领域是相当狭窄的，而对它们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确定仍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
如果某一意识结构对某社会团体是有用的，那么就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思想，假若这种意识结构对另一团体结构成了威胁，那么就会遭到反对。思想并非全部来自某一团体的经济基础和实际利益——尽管互相都有联系——因此，思想的概念并非完全可以融合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科学理论和艺术创造并不单单是思想结构；它们可能含有思想、与思想有关，或建立在思想之中的，但它们还包含着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
思想的片面性和倾向性是与阶级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无法完全地消除错误的根源，就像我们无法脱离已扎了根的土壤一样。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的根扎得有多深。即使我们发现了错误，也无法完全地改正它，因为改正本身仍然不能超脱受地位制约的思想的限度。思想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一种流动的，富有伸缩性的形式，它可以适合各种条件。思想的产生是经济和社会在自身解放过程中矛盾斗争的结果。思想的有限自由和客观性说明它是无法逃避社会责任的。
思想不仅可能是一种错误、伪装或欺骗，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挑战、愿望和意志，是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在的反映和对将来的期待。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二、黄霖论文学的政教功用
政教功用论的生成具有多方面原因，详细对其进行论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一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的问题。从宏观方面看，主要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儒家的思想统治、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以及文学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等因素相关。下面即从这些方面略作分析。
第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政教功用论的产生与发展，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政教功用论具有强烈而明确的政治功利性和目的性，这种文学主张体现了统治者对文学的基本要求，它对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在各个朝代，政教功用论都与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如《尚书·尧典》所载帝舜要夔以诗乐教胄子，目的是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孔子要求学诗“事君”，政治目的十分明确。《毛诗序》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政教功用，要求通过诗歌而使家庭关系稳固、人伦关系淳厚、社会风俗正常，这完全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润色鸿业”的汉代大赋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格外赏爱，因为它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政治口味，加强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信心。刘勰《文心雕龙》中道—圣—文的逻辑结构体现着文为道服务的思想。宗经、征圣的文学态度体现着文学应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以儒家圣人著述为规范的正统观念，用这种正统文学观念要求文学，其作品必然合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并且，刘勰又要求文学“必在纬军国”，直接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服务。唐初魏征、李百药等人反对骈体华丽的无实之文，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与国家政权无所裨益，他们是出于统治者政治需要的考虑而起来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中唐时期，社会政治危机严重，白居易倡导诗歌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虽然其实际效果是揭露了社会黑暗，反映了人民疾苦，但白居易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韩愈倡导古文，恢复古道，也是要文学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稳定。王安石要求文学以实用为本，目的是为变法服务，也体现出了文学应服务于统治者政治需要的思想。明清时期的戏曲家提出戏曲要关“风化”，关“伦理”，是为了配合统治者更好地进行政治统治。小说家主张“劝善惩恶”，这种小说有利于社会的净化和稳定，也同样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由此可见，政教功用论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一致，后者为政教功用论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使它能得以顺利发展。
第二，儒家仁学的实用性、功利性以及作为统治思想的作用。政教功用论代表了儒家学派对文学功用的看法。儒家仁学具有重实用、重功利的特点，儒家要求作家应关注人生，关心社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政治，反对出世无为、冷漠社会。儒家这种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文学应对社会人生发生积极影响，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反对空洞无实的形式主义或冷漠社会人生的自我表现。因而，政教功用论与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政治态度完全一致。或者说，政教功用论实际是儒家重实用、重功利的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儒家学说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上升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为政教功用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使之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流行发展。在各朝各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为统治者现实服务的文学和文学观点总是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政教功用论是在儒学思想的直接浇溉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古代文人的仕宦意识及人生理想。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主导和支配着古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理想，具体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仕宦意识的浓重和人生理想以济世立功为上。对古代文人来说，建功立业、入世有为人生理想的实现，似乎与仕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仕宦意识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共同思想意识。他们对于社会政治抱有积极的参与态度，对于出仕做官有着特别热切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家往往就是政治家，像屈原、曹操、曹丕、谢灵运、萧统、萧纲、陈子昂、元稹、白居易、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当时的朝廷中担当着重要官职，有的甚至是帝王、宰相、重臣。这些作家都肩负着重大的社会政治责任，这种社会政治责任和他们担当的政治角色以及他们所处的地位等使他们必然把文学与政治功用联系起来，使文学成为完成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的有力工具。有些著名作家虽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都有着积极从政的热情和沉浮仕途的经历，像司马迁、曹植、陶渊明、谢脁、鲍照、庾信、初唐四杰、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以及明清时期的小说家、戏曲家们，大都如此。其中不少作家都是在宦海失利后，才隐居山林田园的，像陶渊明、王维等，或者退出官场后而借助作品发泄牢骚不满以及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像鲍照、李白等。身居高位而远离政教进行创作的作家也有，像齐梁初唐的宫体作家、宋初的西昆诗人及明初的台阁作家等，但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总是遭到人们的批评，况且这些人只是极少数。在古代，真正对仕途毫无兴趣，或终生不仕的作家，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家都有着科举仕途的经历，尽管有的作家科举入仕很晚，且入仕后地位卑微，像贾岛、柳永那样，或始终未能由科举而入仕，像蒲松龄那样，但他们心灵深层的仕宦**是十分炽烈的。而一些在仕途失败最终弃官归田的作家，像陶渊明那样，仍心怀不忘现实政治。古代作家的仕宦意识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对政教功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第四，“立德”、“立功”价值观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价值观念，对后世文人的人生观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价值观的排列顺序已清楚地表明，“立言”虽也是人生不朽的重要方面，但同“立德”、“立功”相比，只能是次要的。“立德”是对道德人格价值的追求，“立功”是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并努力实现社会政治责任，“立言”是文化使命或文学创造。在中国古人看来，道德人格价值的追求高于一切。因为，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中，只有道德人格高尚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才有立身行事于世的资本。若道德人格不高，很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立身行事。“立功”是人生辉煌之事，能带来实际的功利效果，是人生能力和价值的体现。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于“德”于“功”有所成就。“立德”是常人之事，“立功”又以为当局所接受、为当局所使用为前提条件，若当局不接受，则无法“立功”。当“立功”无门时，而不得不去“立言”，像曹植、陆游那样。“立言”虽为个人之事，亦有极高的价值。“立德”要求人格道德价值的实现，“立功”要求功利价值的实现，二者是“立言”的基础，即是说，“立言”应能体现出道德人格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而文学创作是“立言”的一部分，因而，“立德”、“立功”的道德人格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也必然要求文学作品不能是脱离道德精神和政治功利的，而必须与道德精神、政治功利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立言”应能体现出“立德”、“立功”的价值要求。实际上，受“立德”、“立功”意识制约的中国古代文人，在“立德”、“立言”方面难以有所作为而不得不去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道德精神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的影响。陆游是突出的例证。陆游年轻时的理想不是作诗，而是“立功”救国，其《观大散关图有感》即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立功”无望，只好去当诗人，“书生本欲辈莘谓，蹭蹬乃去作诗人”。“立功”意识并未因“立功”理想破灭而消失，相反，在诗歌创作中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的诗歌作品是他“立功”理想的真正体现。古代文学家很少有人脱离道德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而进行文学创作的，“立言”受“立德”、“立功”意识的制约，“立德”、“立功”的价值观念给文学政教功用论以重要影响。
第五，文学本身的工具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工具。言志之诗，载道之文，劝善惩恶之小说，关乎风化伦理之戏曲，在社会上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这种功效本身说明文学具有工具的性质。古代文人也正是利用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而使文学为政教功用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夫使臣以诗表达政治态度，就是把诗当作交际工具来使用的。孔子把诗当作“事父”、“事君”的工具。汉代大赋的作用之一，也是被汉武帝当作娱乐消遣的工具。白居易、韩愈、王安石、高明、施耐庵、吴敬梓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文学为工具、为一定的功利目的而创作的。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使它为政教功用服务成为可能。反过来说，政教功用论的形成离不开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
（黄霖等：《原人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鄢晓霞选编：《梁启超散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1] 周乔建：《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2] 黄霖等：《原人论》，32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 [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23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4]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25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 [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115～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1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21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3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2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46～4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3]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4] [英]雪莱：《为诗辩护》，《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鲁迅全集》，第1卷，3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6]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4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7] [匈]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5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18]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9] 郭沫若：《郭沫若文集》，卷十，1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