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國，對中國人來說，地理上的歐洲音樂似乎不再遙遠。然而旅遊地圖是很能騙人的。特別是19世紀以後，隨著政治民族主義同浪漫主義思潮及所謂民族樂派運動一起蔓延，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以前的歐洲幾乎不可辨認。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地理坐標、以現代民族語言為道說工具，隻能使歐洲音樂麵目全非。
其實，神聖羅馬帝國漫長的解體仍然在進行，隻不過已經從奧地利、普魯士分離，延伸到巴爾幹半島、捷克與斯洛伐克等的分離，但是在純粹的傾聽裏，“老歐洲”仍然生機勃勃——就是那個高度同一性的、前民族國家的歐洲仍然健在，甚至成為大公教會分崩離析後，回到過去的唯一精神紐帶。因此從古典音樂認識歐洲，是通往前現代的歐洲的一條思想幽徑。
現代人很難意識到，盡管德沃夏克被認為是捷克三傑，甚至被稱為捷克民族樂派的領軍人物，但他的真實身份是奧地利上議院終身議員，就像當時的德意誌大都會布拉格一樣，以德語為母語。是奧地利帝國的助學金，一再幫助這位徹頭徹尾的奧地利公民長大成才——因為當時還根本不存在捷克這個國家。捷克人有理由控訴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但是對斯洛伐克人而言，捷克民族國家卻是一場噩夢（《消失的歐羅巴半島——沉思德沃夏克》）。
我們同樣不易發現，貝多芬的法語像德語一樣好。因為“萊茵河南岸”的法蘭西思想對他的一生創作至關重要。貝多芬祖孫三代都服務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科隆-波恩大選侯，在德意誌諸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貝多芬屬於天主教的南方人。而在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家鄉創建了波恩大學後，貝多芬成為哲學係在冊的一名好學生。貝多芬是“人民皇帝”約瑟夫那短暫的貴族改革運動之子，與身處仆役階層的海頓、莫紮特不同，也與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勃拉姆斯不同，貝多芬的朋友們皇室貴胄眾多，貝多芬很多時候看不起老百姓。貝多芬更多的是一個自由派，而非現代人理解的民主派（《萊茵之子與日耳曼啟蒙運動——貝多芬藝術思想別傳》）。
音樂史上，亨德爾與巴赫並稱巴洛克音樂的雙子星，亨德爾和巴赫一樣是德國新教徒，但亨德爾是國際旅行家，在羅馬、那不勒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遊學並流連忘返。然而德國人不甚喜歡這位意大利清唱劇大師。作為漢諾威宮廷樂長，亨德爾請假一年去了英格蘭。因為深受安妮女王和英格蘭人喜歡，亨德爾竟毀棄了同漢諾威大選侯的合同。不料1714年，安妮女王駕崩。根據《1701嗣位法》，漢諾威大選侯繼承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王位，是為英王喬治一世。斯圖亞特王室對英國的統治正式終結，改由漢諾威王朝統治。亨德爾與老主人一起終老英國（《新教倫理，資本主義，大英帝國——亨德爾〈彌賽亞〉世俗精神探源》）。因此，我們不能以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國籍概念理解歐洲古典音樂。就像德沃夏克是真正的奧地利公民一樣，被視為意大利獨立運動重要人物的威爾第屬於法國籍，他出生的意大利北方當時屬於法蘭西版圖（《更加南方的思想——威爾第二百周年報告》）。事實上，法蘭西思想對威爾第影響極深。長久以來，威爾第堅持認為法國才是實現意大利統一的力量。
西班牙的知識分子音樂，在歐洲成熟最晚，而且是由經濟發達、比較開放、傾向獨立的北方人加泰隆尼亞人發起的。作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同教育、文學、藝術一起發展的加泰隆尼亞音樂民族運動，本來目標當然是追求加泰隆尼亞獨立（《加泰隆尼亞之夢——紀念卡薩爾斯》），然而事實表明，這在音樂上行不通——阿爾貝尼斯、格拉納多斯、法利亞等音樂家都發現，伊比利亞半島音樂的精髓在南方的安達盧西亞——這隻能從文化上表明，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安達盧西亞，五月萬歲——音樂裏的西班牙》）。
那時候的歐洲，貨幣種類林立但遠比現在的“歐盟”更統一。自稱“德國人”的奧地利人莫紮特，公認是最偉大的意大利歌劇作曲家。《費加羅的婚禮》、《唐喬萬尼》、《女人心》是意大利詩人達·蓬特和莫紮特攜手創作的最完美的歌劇，羅西尼、威爾第都隻能退居次席。莫紮特居住的維也納，意大利音樂家和劇作家占主導地位，其中包括莫紮特的對頭薩列裏。作為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的老師、宮廷音樂家，薩列裏毒死莫紮特這樣的低層平民，實際上是無法想象的，但文化勢力強大的意大利人，確實給許多維也納人造成巨大壓力——而意大利當時隻是大半在奧地利統治下的曆史地理名詞（《莫紮特就是我們的地平線》）。
瓦格納最重要的思想來源和人生偶像，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頭、無政府主義時兩位教父蒲魯東和巴枯寧。瓦格納的文學觀念同法國浪漫主義特別是頹廢派文學密不可分。而以真正的創作抵製瓦格納“樂劇”的印象派音樂大師德彪西，最重要的思想來源是俄羅斯音樂大師穆索爾斯基，因為德彪西長期在俄羅斯給一位貴婦人的女兒當家教。在此期間，德彪西成為最早感受穆索爾斯基強勁音樂力量的藝術家——這個貴婦人就是梅克夫人，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物質和精神支撐，她與柴科夫斯基的突然絕交，也促使了老柴的棄世。
巴赫實至名歸地被稱為“巴洛克音樂之父”，他去世之年甚至被公認為巴洛克音樂的終結。然而從思想史上來說，巴洛克藝術乃是在整個藝術思想領域，對德意誌宗教改革運動的全麵反撲。而巴赫家族對馬丁·路德改革的信念極為堅定，他們為堅持信仰而舉家流亡，而巴赫被宗教改革史稱為“三百年來唯一真正理解馬丁·路德的人”。馬丁·路德作詞譜曲的《上帝是我堅固堡壘》，被馬克思、恩格斯稱為宗教改革運動的《馬賽曲》。巴赫重新譜寫的音樂，使第二次創世記般的宗教改革運動，至今仍然栩栩如生。但巴赫事實上成為南方天主教精神的巴洛克運動的一員，因為音樂是無法劃分宗教陣營的。
即使有一天，色彩和線條都能分成敵我，在旋律的世界劃分敵友依然不可能。對抗的民族、交戰的國家、格鬥的士兵，仍然可以、而且常無意識地哼著對方民族的曲調。在歐洲古典音樂中，劃分新教與天主教是不可能的，劃分希臘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也是不可能的，區別猶太人、阿拉伯人同樣是不可能的。天主教的格裏高利聖詠，依然來源於希臘聖詠。而整個基督教會音樂傳統，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就是猶太人的會堂音樂《駛往拜占庭：聖樂凡蹤2000年》）。最終我們隻能承認：從音樂上講，歐洲和小亞細亞、北非同樣是無法分割的。西班牙音樂生命力最頑強的一部分，就是阿拉伯色彩強烈的安達盧西亞音樂。近800年的穆斯林傳統滲入安達盧西亞的音樂就像滲入安達盧西亞的餐飲一樣。吉他和弗拉明戈、響板和搖鈴，常常使我們仿佛身處中東。而且那些被天主教從西班牙驅逐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又把安達盧西亞音樂帶到世界各地。在耶路撒冷，我們會見到最好的弗拉明戈表演藝術家。在摩洛哥村莊民間音樂中，我們甚至可以重返16世紀前的安達盧西亞（《錫安，是否我不該回來找你》）。
書中20來篇文章，主題、人物、風格各異，但大都圍繞同一個認識：音樂是巴比倫通天塔倒塌後，最後一支反對分裂人類的精神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貝多芬始終是“樂聖”。《第九交響曲“合唱”》末樂章《歡樂頌》，最好地表現了康德、席勒意義上的世界理想，是對“一切人類皆兄弟”的最好最高的闡釋。貝多芬比席勒更有力量，因為他用的工具是音樂。音樂可以幫我們進入昨日以前的歐洲——那個因為宗教改革、文藝複興、啟蒙運動而洋溢青春氣息，魯莽、輕信、樂觀，但什麽異見也不加驅逐的歐洲。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隻是“那一個”歐洲的廢墟而已。每一首樂曲，都是這巨大廢墟上的一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