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歌劇藝術比作一座寶庫，每個人發現它的途徑可能都不相同。有人生下來就被寶藏環抱，或者寶庫近在咫尺，有人是由高人帶進門的，也有人是不期闖入，起先甚至不知那是瑰寶，慢慢才琢磨出個中價值。我的情形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但依然算得上典型。
我最早接觸到西洋歌劇，大約是在1980年。我在杭州大學求學，某一天來了兩位杭城的專業歌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一位是省歌舞團的，另一位是市歌舞團的，都是女星。她倆在學校禮堂做了一個似乎不太正式的演出，應該是沒帶樂隊，用錄音伴奏。省團的唱了《飲酒歌》，市團的打扮得比較妖豔，唱“哈巴涅拉”時風情萬種。那時雖然對雙關仍不太敏感，但“愛情是一隻自由的小鳥”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香港版的漢化歌詞，但在剛剛允許歌唱愛情的年代，那詞顯得頗為出格。之後的十年裏，對歌劇的了解局限於少數經典曲子，除了上麵兩首，還有《阿依達》裏的“凱旋進行曲”，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在廣州中山大學讀研究生時，學生把控的校辦電台播了一個自己製作的廣播劇，在知青回城的情節點居然加插了這首“凱旋進行曲”，估計那哥兒們對歌劇的了解比我那時候高不了多少。1986年在北京短暫工作，碰上帕瓦羅蒂訪華，一票難求，京城文化界貌似人人都成了歌劇發燒友。我看了人民大會堂的演唱會，但無緣天橋劇場的全本《波西米亞人》。不過，那時的電台天天播歌劇介紹，帕瓦羅蒂、薩瑟蘭的大名是從電台熟悉的。幸虧當時住所沒有電視機，陰差陽錯聽了不少歌劇講解，雖不求甚解，但也算是童子功了。
快進至1989年夏秋，我寄居在好友莊迦勒、莊撒勒的舊金山住處。兄弟倆是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學小提琴的。撒勒向我介紹了卡拉斯，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在他的影響下，我開始聽卡拉斯的全本《卡門》，還有全本的《茶花女》，居然發現不少段落都會哼哼了，經典段落之間那些不熟悉的部分確實不容易消化，但至少完整的唱段比較容易抓住旋律，一旦旋律熟了，欣賞起來跟流行歌曲也就沒有本質區別了。那時我在舊金山市立圖書館工作，經常順道借些歌劇唱片回家，同一出《茶花女》，慢慢品出不同版本的微妙區別，比如貝弗利·希爾斯（Beverly Sills）的版本我怎麽也愛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