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悲剧也可称为“病人悲剧”。
这类剧作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处于一种麻木愚昧的、懵懂茫然的，或畸形变态的人生态势中，他们对压抑、凌辱、剥削、欺骗自己的黑暗社会、邪恶势力虽有着本能的反感、厌恶，也有着改变自身环境的朦胧愿望，但是他们或者缺乏明智的理性认知而误入歧途，或者以反常乃至乖戾的举止行动作病态的冲撞，当然，其结果一样都是失败与毁灭。这种毁灭，可称之为“懵懂中的毁灭”。这类悲剧整体的审美价值在于：观众虽不能完全认同、支持他们的具体行为，却能宽容、理解、同情他们的现实境遇，因而对他们的失败或毁灭能产生一种深沉的“悲哀”，进而获得某种人生觉悟与社会反思。
像我国影片《阿Q正传》：贫苦农民阿Q处于封建宗法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着各种各样的欺凌侮辱、盘剥压榨，他也不满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但其身上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使他不可能作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反抗，于是或者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地病态地**，或者懵懵懂懂地也去“革命”，结果反而糊里糊涂地“革掉”了自己的脑袋。尤为可悲的，就是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画圈的时候，也仍未觉悟：不但不为自己的人生即将毁灭而悲哀，却只为自己不能画圆那个圈而充满遗憾！阿Q不是“坏人”，在他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发生各种程度冲撞的时候，观众虽不无摇头，却总还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此对他的终于被毁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便有了一种“悲哀”的感受，尤其再连及现实社会众生相，以至自身的性格深处与阿Q的某些病态的相同，就更有觉悟与反思的内容了。
这类悲剧，在国外相当多的影片中，又以另一种风格非常引人注目地体现出来，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映所谓“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苦闷的一代”以及“非常格”的乃至变态的极端行动或人生表现对束缚、压抑他们的社会作畸形、病态的冲击或抗争，而终于被无情毁灭的影片。如果说，阿Q们体现的是一种“非英雄”，那么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则大多属于一种“反英雄”。
我们且举日本影片《青春残酷物语》为例——
片中的男女主人公藤井和真琴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青年一代。当时，日本的封建家长制虽已开始解体，但由于经济飞速发展，使旧体制反而更加巩固。由于上一代青年所进行的斗争因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造成失败的影响，藤井们的心灵常常受到撞击，于是否定上一代青年的经验，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迎战社会。他们对社会存有强烈的不满，却又不知谁是敌人，便玩世不恭，甚至以犯罪的形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真琴与藤井在共同面对丑恶的社会现实中，偶然相识，从此成为恋人。但他们看不到光明的出路，只有以放纵自己的方式，寻求暂时的欢乐。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同居，除了一套行李外没有任何家具。他们用卖掉衣物的钱去海边兜风、喝酒，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真琴的相貌勾引阔佬，待其上钩后，藤井假意赶到营救，借此敲诈阔佬的钱来供自己挥霍。藤井为了赚钱，不得不给阔太太当情人，但他因人格受到侮辱而烦恼。为了享受青春的权利，他只有靠敲诈阔佬来取乐，终于走向犯罪的道路。在阔太太政枝金钱的**威下，他们几乎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他们只能茫然地相互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干什么好呢？”处于一种不知所措之中。
最后，在代表社会主宰力量的警方与代表黑社会势力的流氓团伙的双重逼压迫害下，分别惨不忍睹地死在街头……
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藤井与真琴来到海边，藤井要亲吻真琴，真琴挣扎后打了他一个耳光。藤井紧接着狠狠地打了真琴两个耳光，并把她推到水里。真琴不会水，几乎要淹死，但藤井依然不拉她上来，几次把她踢下去，直到真琴屈服、认错。藤井这种粗暴野蛮的举动，几乎令人难以理解！而实际上，则是编导者通过这种变态的举动，有意表现这一代青年不可名状的焦躁心理。事后，平静下来的藤井才对真琴道歉：“对不起，我有些烦躁，但不完全是对你。”真琴问：“是对谁？”他的回答则是：“对周围的一切！”影片结尾的镜头发人深思：作者以超时空的手法，表现了藤井与真琴在恶势力包围中的挣扎和毁灭。最后将分别惨死在两处的两人尸体通过叠化合成，摆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其表述现实社会的残酷之寓意，是十分强烈的！
再看一部内涵近似的美国影片《出租汽车司机》——
主人公特拉维斯经历了那场可耻的越南战争。回国后，他身着工装裤、足蹬牛仔靴，像个十足的西部牛仔，而内心深处却是受20世纪60年代文化熏陶、思想混乱、内心孤独的个人。他想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去适应社会，去寻找或加入一个群体中，但总不能如愿以偿，为摆脱孤独，他整夜开车，而所到之处在他看来尽是些垃圾，整个纽约就像地狱一般发出恶臭，令他恶心、头痛。
后来他在“帕斯坦总统竞选总部”看到一位穿白色衣服的金发女郎，像天使般超凡脱俗。他怦然心动，怀着美好的诚心与爱意去追求她。然而，她所体现的那种虚伪的“高尚”拒绝了他所体现的本质的“平俗”。他的头痛病越来越厉害了。
当他看到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女孩被黑社会势力逼迫卖**时，决心救助那雏妓脱离苦海，而对方却自认为目前处境十分美妙，甚至把特拉维斯的所想所为看作精神失常。
面对美国社会缩影的纽约，面对冷漠与邪恶，他感到幻想的破灭和绝望，他只有以自己的方式去作漫无目的的发泄与抗争。他买了四支不同口径的手枪，从此开始近乎病态地发狂般地锻炼身体、练习枪法，并以正竞选总统的帕斯坦作为整个社会垃圾的代表、当成自己的射击靶子。他穿上军服，剃了一个印第安式平顶阴阳头，衣服内藏满了手枪匕首，来到帕斯坦讲演的地方准备行刺。但被保镖发现，只好匆匆退走。
他又寻找别的铲除垃圾的途径。他来到强迫女孩卖**的地方，将枪对准了代表另一类垃圾的皮条客、看门老头、黑手党徒，与之进行你死我活的枪战，他杀死了所仇视的那些东西之后，却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只因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才活了下来。
当他因此举“阴错阳差”地被社会传媒捧成“为救女孩、勇斗歹徒的英雄”，那位金发女郎又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却冷冷地说了声“再见”，始终拒绝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
影片选中特拉维斯这个特定的人物，通过他的特殊经历，表述了一代青年对现存社会体制的痛恨和反抗情绪。他们本想以自己的真诚与质朴进入这个社会，但虚伪的社会无情地拒绝了他们。于是他们怀着无比的愤恨，开始茫然而变态地报复。特拉维斯的报复实际上还是失败了，当他最终把手枪对准自己脑袋扣动扳机想与社会彻底决裂时，偏偏枪膛里没有子弹。这时出现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镜头：他放下枪，却又用手比画成放枪的姿势，嘴里还发出“噗、噗”的声音十分确切地表明他对反抗失败的自知与自身虽生犹死的悲哀。于是，他最终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并将无可奈何地继续生活在悲剧之中……
这类影片很多，像引起西方影坛强烈反响与争论，但最终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邦妮和克莱德》：主人公生活在物质丰富但思想动**的美国越战之后的年代，他们对现实不满，反对传统价值观，一心追求个人幸福，但又精神空虚、无所寄托。于是，出于强烈的自我的表现意识与玩世不恭的近于“天真烂漫”的偶然情趣，便以暴力行为向社会作无目的的极端反叛：“与其在这个丑恶的冷漠的世界里老死，不如痛痛快快地活、干干脆脆地死，只要留下一个漂亮的形象！”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这部影片曾有另一个译名《他俩没有明天》，确是很形象地表述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其他如法国影片《筋疲力尽》、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等，均是这类悲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