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王躍文以一部《國畫》揚名全國，他把官場遊戲規則勾畫得細致入微，把官場百態描繪得淋漓盡致，在讀者群中掀起了一陣“國畫旋風”。現在回想起來，那陣旋風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一般閱讀帶來的快感，更多的是在一個新的思維高度上對社會進行的反思。
之後，王躍文又推出了《梅次故事》、《官場春秋》、《官場無故事》等一係列作品，無不和官場有關。走紅的王躍文也遭遇了盜版和假冒偽劣的襲擊，僅《國畫》就有十幾個版本不下200萬冊盜版。這些假冒的作品就因為抓住了王躍文作品的突出特征才這樣屢試不爽——它們的題材都與官場有關。王躍文更被不少人稱為“官場作家”，他的作品被大家稱為“官場文學”，這種叫法已經沿用了幾年，而一向平和的王躍文在這幾年中惟獨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少有的倔強。他說：“別叫我官場作家。一個作家不能僅僅因為他以什麽為寫作題材就稱他是什麽作家吧？難道我們能因為《九三年》就把雨果稱為革命作家？因為《戰爭與和平》就把托爾斯泰稱為戰爭作家？題材應該隻是作者表達自己對人的生存狀態追尋描述乃至追問的一條路徑。作家順著這條路往下走，把一路的所見所聞所想所感告訴讀者，僅此而已。或者連所思所感也不說。作品是間屋子，進屋子的門要讀者自己去推開。”
不同意“官場作家”的名號，王躍文自然更不能認同“官場文學”的說法，官場有文學嗎？或者叫做寫官場的文學？如果一定說有，不管怎樣，它首先必須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具有文學所要求的一切特性。
雖然一直在刻意淡化“官場”二字，但王躍文的作品的的確確和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國畫》和《梅次故事》中朱懷鏡為跑官、保官、升官對領導、對人際關係所做的深入骨髓般的分析，讓普通百姓歎為觀止，讓官場中人競相傳誦。就連以愛情為主題的《亡魂鳥》，也通過維娜的視角捎帶描繪了一番官員百態圖。其實被稱為“官場作家”也沒有什麽不好，隻是王躍文認為這忽視了對作品主題的深層次開掘，忽視了作品所揭示的人性層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