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王跃文以一部《国画》扬名全国，他把官场游戏规则勾画得细致入微，把官场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读者群中掀起了一阵“国画旋风”。现在回想起来，那阵旋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阅读带来的快感，更多的是在一个新的思维高度上对社会进行的反思。
之后，王跃文又推出了《梅次故事》、《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等一系列作品，无不和官场有关。走红的王跃文也遭遇了盗版和假冒伪劣的袭击，仅《国画》就有十几个版本不下200万册盗版。这些假冒的作品就因为抓住了王跃文作品的突出特征才这样屡试不爽——它们的题材都与官场有关。王跃文更被不少人称为“官场作家”，他的作品被大家称为“官场文学”，这种叫法已经沿用了几年，而一向平和的王跃文在这几年中惟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倔强。他说：“别叫我官场作家。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因为他以什么为写作题材就称他是什么作家吧？难道我们能因为《九三年》就把雨果称为革命作家？因为《战争与和平》就把托尔斯泰称为战争作家？题材应该只是作者表达自己对人的生存状态追寻描述乃至追问的一条路径。作家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告诉读者，仅此而已。或者连所思所感也不说。作品是间屋子，进屋子的门要读者自己去推开。”
不同意“官场作家”的名号，王跃文自然更不能认同“官场文学”的说法，官场有文学吗？或者叫做写官场的文学？如果一定说有，不管怎样，它首先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具有文学所要求的一切特性。
虽然一直在刻意淡化“官场”二字，但王跃文的作品的的确确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画》和《梅次故事》中朱怀镜为跑官、保官、升官对领导、对人际关系所做的深入骨髓般的分析，让普通百姓叹为观止，让官场中人竞相传诵。就连以爱情为主题的《亡魂鸟》，也通过维娜的视角捎带描绘了一番官员百态图。其实被称为“官场作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王跃文认为这忽视了对作品主题的深层次开掘，忽视了作品所揭示的人性层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