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抒情短章相比，長詩寫作對詩人內在精神與藝術素質的要求更為苛刻。正因為如此，真正在長詩領域馳騁多年，並能以此為風格標誌的詩人並不多。
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湖南桃源人。1955年響應“開發大西北”號召，以傷殘軍人身份主動要求去青海墾區工作。1957年因在《青海湖》上發表小詩《林中試笛》而成為“右派分子”。被發配到大山腹地去勞動改造。1979年平反後，調到《青海湖》編輯部工作。因不堪疾病折磨，2000年在醫院墜樓身亡。
昌耀在青海墾區前後共生活了40多年。前22年是在流放、遷徙中度過的：“我是大地的士兵/命運，卻使我成為/大山的囚徒”（《大山的囚徒》）。從“士兵”到“囚徒”，即“清白無辜與欲加之罪”的巨大衝撞[7]，給他的創作帶來了終生的影響。
昌耀的詩歌在悲壯、蒼涼中，閃爍著神秘、古樸的西部異域風采，主要以整體氛圍的渲染來取勝。昌耀寫過很多短詩，但真正能體現出他風格的卻是長詩。尤為重要的是，他的長詩都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我們從《大山的囚徒》（1979）、《山旅》（1980）、《慈航》（1980）、《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1982）、《聽候召喚：趕路》（1987）、《哈拉庫圖》（1989）、《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1998）這些寫於不同時期的長詩中，能清晰地看出他生活、思想演變的痕跡。
《大山的囚徒》《山旅》是作者對流放生活的回憶：“我，屬於流放的一群。/曾經蜷縮在這山地的一間陶器作坊，/默默轉動製坯的鈞盤，而把美的寄托/賦予一隻隻泥盆。”（《山旅·四》）《慈航》與《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則是記載了一個土伯特女人，把他從“苦海”引渡出來，走向新生的故事：“黃昏來了/寧靜而柔和/土伯特女兒墨黑的葡萄在星光下思索/似乎向他表示/——我懂/我獻與/我篤行……”（《慈航·邂逅》）詩人的不幸遭遇，得到了這位“土伯特女人”的理解，並向他敞開胸懷。於是，才會有了“西羌雪域。除夕/一個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個孩子/同聲合唱著一首古歌：/——咕得而咕，拉風匣/鍋裏煮個羊肋巴……”（《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這首共建家園的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