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以社員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召開年會是其事業開展的集中表現，也最能體現其“研究社會教育學術，促進社會教育事業”的創設宗旨。自成立以來，共籌備六次年會，成功舉辦五屆。以此為平台，與會者就共同關注的問題及熱點進行研討，製訂相應實施方案，打造“全國社教之總樞紐”、政學互動的空間場域。五屆年會地點的騰挪，標誌著社會教育界聯絡範圍的延展，珠江流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連成一體，社教觸角深入中原，指向西北、西南。“殊不知全體社員，各處一方，辦理社會教育之目的雖然相同，而其方法之巧拙，效率之高低，誠不知相差幾許。藉年會之機會，大家聚首一堂，互相攻錯。巧者固可**而益知勖勉；拙者更可因受刺激而改進。同時從事社教職務者人數雖多，不有鞏固之團結，仍難表現偌大之力量。他若國步艱難，需要社教同誌共同商討，共同努力，更是我們舉行年會的第一要義。”[1]社會教育家群體達成一些學術共識的同時，原本的學術分歧並沒有徹底消弭。社教社年會這個平台，為社會教育家群體提供了麵對麵的交流意見機會，就提案進行討論，各抒己見，爭論的背後多暗含不同學術團體之間的博弈。由於理念、利益等種種原因，社會教育家群體潛流湧動，明競暗爭。年會設立中心議案，主題前後相繼，在為社會教育發展指出明確指向性的同時，又困於數派專家的“各執一詞”而難以達到共同認知，當然，營造熱烈的輿論氛圍、“引起注意社會教育”的目的如願以償。以社教社年會為分析對象，可以清晰展現政學兩界的互動以及社會教育界內部的互動與派分，從而把握國民政府時期社會教育發展的基本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