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人员待遇问题，是社教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教社第二届年会起历届年会均有相关提案出台，涵盖了社教人员的薪俸、进修、养老、子女教育补助金以及恤金等问题；而且，社教社还利用各种机会，或利用社团整体的名义，或利用核心社员力量，为社会教育人员待遇问题解决寻找契机。不同于其他社会教育问题的多元化诉求，不论社教社核心专家，抑或地方社会教育机关代表，大家对社教人员待遇问题目标基本一致，即参照学校教职员标准，出台一套社教人员待遇条例，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纠葛，又一次有了交汇点。
表5-8 社教社关于社教人员待遇的提案一览表（1932—1937）[138]
续表
从表5-8看，社教社第二届至四届年会共有6件提案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总量虽不多，但分量较足。除第四届年会为临时提议、提案人不详外，其他4件原提案，从提案代表来源看，地域涉及福建、山东、浙江，主要集中在浙江省；职业及职务方面，既有省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省立图书馆馆长、省立社教专门人才培养机关校长，又有国立浙江大学知名社教专家，还包括省教育厅、县政府教育科主管社会教育的行政人员。第二届年会3件原提案，经大会讨论后形成两条决议案，会后理事会第6次会议专门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39]。第三届年会由浙江籍代表联名提出提案，经理事会第10次会议，同样是“交常务理事会办理”。社教社先后将第二届、第三届有关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提案呈交教育部，第四届年会再次提交2件提案，第一件国民政府修宪中主要涉及社教人员的待遇问题，要求与学校教职员享同等待遇，将之作为社会教育地位的主要标志；第二件从提案名称及通过的办法看，社教社准备负责起草具体条文，并派代表赴教育部请愿，希望能给予通过。
第一届年会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永荣的提案中，针对现实中社会教育人员待遇不公，将之归因为无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养老金恤金条例公布，“而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养老金恤金条例，则未见公布。虽经明令解释，援照行政官吏养老金恤金条例办理，但《行政官吏养老金恤金条例施行细则》规定：请领养老金恤金者，应呈由主管部转咨铨叙部审核，而社教服务人员与行政官吏显有不同，任用时又未经铨叙部审查登记，迨请领时，自无案核对。此种办法，使社教服务人员不能享受养老金恤金之权益者明矣。故应呈请中央另行规定”[140]。揆之史实，国民政府给予的社会教育人员援照行政官吏养老恤金条例的办理，对象是省立社教机关主管人员，未考虑到普通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第三届年会，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提议由以郑宗海为首的众人联名提议，采用的“高校+省立社会教育机关+省教育厅主责科室”的人员组合模式，这种集中浙江省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教育研究实践及行政力量的代表“跨界”合作，使得其原提案中解决办法深得中国教育行政运作之道，很有特色，如下所示：
（1）由本社建议教育部请比照学校教职员之原定办法，明定社会教育机关服务人员之养老金与恤金办法，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遵照办理。凡继续服务一地十年以上年满六十者，应予以养老金之待遇，凡继续服务一地十年以上病故者，应分别给予恤金。
（2）请本社社员在教育部服务者，或与教育部及中央行政机关人员熟悉者，竭力设法陈述此事之理由与重要，务求其实现。
（3）由各省市本社社员分别向各该省市教育行政机关陈述，请求声援促成。
（4）由本社社员撰文宣传改善社教机关服务人员生活之重要，及本案之意义，在本社刊物及日报杂志中发表，以期引起社会之同情。[141]
对于后三点，大会决议案中仅以附注形式，“原案办法二、三、四各项抄送理事会参考”处理。这些洋溢着“官场秘笈”的权变之法，或许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借助在教育部、中央行政机关和各省市教育机关的社员人脉，奔走呼吁，并在舆论上加以配合，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这些办法不便公开呈文而已。
图5-6 社教社理事会发布的征集社教人员待遇问题的通告（1936）[142]
从图5-6可见，1936年11月7日，社教社理事会事务所专门在《社友通讯》上刊登通告，重申“全国社会教育同仁，对于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亟盼有明文之规订，以求保障”迫切现状，希望借助全体社员的智慧，征集相关实施规程，“以备汇呈教育部采择施行”。从时间节点看，制定社会教育机关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的决议案是该年1月初第四届年会通过；1936年3月14日，理事会第15次会议对第四届年会两个相关临时议案并案处理，决议“公推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先生为起草员兼代表”[143]，而这次通告时间已然是该年11月初，与社教社之前紧锣密鼓的节奏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应与社教社常务理事、总干事人员试图变动有直接关系。
第四届年会进行期间，即1936年1月19日晚假国立中山大学召开理事会第14次会议，会议上公推梁漱溟、俞庆棠、赵冕继续担任常务理事，而常务理事公推赵冕兼任总干事，并在大会及报纸上予以公布。[144]很有意思的是，到了1937年3月14日，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却出现赵冕“坚辞不就常务理事、导致总干事一职更不能兼，势非另行推选不可”的意外，会议专门有两条提议，一是已在大会及报纸上公布常务理事及总干事的第14次会议决议“应否维持原案”，二是赵冕坚辞“究应如何办理案”，面对如此棘手局面，理事会决议二案合并讨论：“总干事一职由常务理事商定，报告下次会议”[145]，又将皮球踢回给常务理事们。1936年10月25日，理事会第16次会议假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举行，会上就该问题进行比较隐晦的讨论，第14号提案“常务理事任期，明年一月期满，拟请先行改选案”，从名称上看，赵冕似乎仍在坚持之前的坚辞态度，理事会决议为“原任常务理事应请继任，延至举行下届年会时止”。[146]至此，持续了差不多快10个月的社教社核心层变动风波平息。至于赵冕为何要坚辞常务理事，目前仅见史料是理事会第14次、第16次赵冕均未出席，前次是崔载阳代，后次是甘豫源代，仅出席了发布坚辞不就的信息的第15次会议，按照社章规定，总干事是由常务理事互推产生，也就是说，在赵冕不在场的情况下，梁漱溟、俞庆棠推选了赵冕兼任总干事，赵冕因事未出席第四届年会，之后大会公布，估计也未征求赵冕意见，赵冕得知时已成既定事实，理事会第10次会议俞庆棠曾有拟辞去总干事念头，实际上，早在第二届年会闭幕会上，俞庆棠作大会发言时，大力赞扬赵冕对社教社的贡献：“还有本社的一切社务，多赖赵冕先生主持，赵先生可算是本社的灵魂。”[147]这次是顺水推舟，奈何赵冕选择辞去常务理事之职，釜底抽薪，这次总干事改任之事不了了之。但社务的开展，却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妨碍，由此可见稳定的社团权力架构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