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結
中國文化是有著悠久的文明傳統的文化,是由華夏族繁衍而來的漢族及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共同建構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具有極大的傳承性與包容性。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價值觀念,不僅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而且為當今社會開創新文化提供了曆史的依據和現實的基礎。
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均相對地決定於其所生存的地理環境、經濟基礎,以及由此構成的社會組織形態。中國古代文化的形成,與其大河大陸型地理環境相關,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人重土厚生的文化觀念。《管子·水地》說:“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由於中國地大物博,需因地製宜,《禮記·王製》又有“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異俗”之說,所以認識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產生的作用,又必須注意地域文化(區域性)、南北文化和大一統文化(秦漢帝國的形成)的多重特征。受地理環境和季節性氣候的影響,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發育成熟極早,所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從而形成世代相傳的安居樂業的耕織文明。授時頒政、勸課農桑、訂立田製成為曆代政府的要務,天時、地利、人和的“三才”之道正根植於以農為本的文化思想。緣於世代農耕生活即聚族而居,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了家族製與宗法製相生相濟的社會形態,這種以家族為中心的血緣關係,也正是中國古代倫理政治與倫理文化的基礎。而所謂倫理型模式,實由家族而推擴於人類社會、自然宇宙,以達到“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境界。
在社會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古代形成了完備的文化製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法製度、職官製度、選舉製度、教育製度、禮樂製度、兵役製度與科技製度。宗法製作為政體結構,源起於古老的氏族製,完成於西周時代,其特征主要在三方麵:一是父係世襲、嫡長子承祀;二是封邦建國、宗族共治;三是建立宗廟祭祀製度,尊祖敬宗。東周以降,舊宗法製被破壞,自秦漢統一帝國的建立,在君主製下對舊宗法製進行了改造,從而變封邦建國所體現的宗族優勢而為在帝國專製下的家族優勢時期。在漫長的家族優勢階段,又有兩大時期值得注意:一是東漢迄魏晉在強宗大族的勢力下形成的門閥製度;二是宋代形成的家族共治形式的“宗族共同體”。官製是關於國家管理機構的建置、職掌與官吏的設置、考選的製度,中國文化既以“人”為本,又長於“治人”,所以職官製度極為嚴密,不僅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係統而宏整的權力網絡,而且體現了尊天法地、應化四時的農耕經濟文化特色。從中央官製來看,最有影響的是《周禮》所載“六官”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漢宮儀》所載秦漢“十二卿”製(漢製:大常、光祿勳、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將作大匠、大長秋)與隋唐時代形成的“三省六部”製(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及尚書省所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至於地方官製,曆代皆依山川形勢畫野分州派官員進行管理。先秦時期分“內服官”與“外服官”,屬諸侯聯邦製度;秦漢以後則有郡縣製、州製、道路製與行省製的變化,但地方政區在中央集權下基本采取三級管理製,又是一致的。中國古代的選舉製度實質就是選官製度,概括地講,最具代表性的是漢代形成的“察舉製”與到唐代完成的“科舉製”。在漢代實行察舉製度之前,周朝實行的是世卿世祿製,到春秋末至戰國間,秦國變法實行了“客卿製”,六國也興起“養士之風”以招攬人才。至秦漢一統,考選官吏漸趨製度化,察舉製即逐漸形成。察舉製的實質是推薦考察製,即由地方官推薦,朝廷考察後使用,一般有“常科”與“特科”。“常科”以“孝廉”、“秀才”為主,定時薦舉;“特科”名目繁多,不定時特舉。東漢至魏晉時期,由於世家大族勢力的強盛,選舉製又衍為“九品中正製”,原由朝廷派中正官到州郡行察舉之職,並將人才分為九個品級,後因銓選權落入強宗大族之手,其製也就成為門閥製度的一個方麵。科舉製不同於察舉,在於變因品行取人而為因“文”取人,變地方官推薦而為士子“投牒自進”(即自由報考),科次仍分常科與特科兩類。“常科”以“明經”與“進士”為顯要,中唐以後,“進士”科嚐居“明經”之上,至宋以後成為大科。由於“因文取人”,尤其是“進士”科至中唐已行考詩賦之製,遂形成了詩賦取士製度,迨至明清改考八股製藝之文,千年科舉製度在清末有識之士對八股文的譴責聲中終結。盡管古代選舉製弊端叢生,但察舉製之“選賢與能”的意圖和科舉製的相對“平等競爭”的方法,卻是值得肯定的。早在孔子時期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古訓,而如何學優又在於教育製度的建立,這就是《禮記·學記》所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道理。考察中國古代教育,大體有官學、私學與書院教學三類。官學相傳有三代(夏、商、周)學官,漢代武帝朝太學的建立與地方郡學的推廣,已規模宏大,至唐代朝廷“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等及地方州、府、縣學的完備,標誌了官學在古代教學製度中的重要地位。私學在古代隻是官學的變化與補充,起源於東周後期“天子失官”的亂世,諸子百家爭鳴實與私學興起相關。至漢以後,始終有諸如“精舍”、“家塾”類的私學,尤其是蒙學教育嚐歸於私學,但畢竟是補充。書院教育則是介乎官、私之間(有官辦與私立)的一種教育形式,興起於宋初,終結於晚清,其教訓合一的教學思想、獨特的教學形式與自由講學的精神,卻是值得注意的。在諸多製度中,禮樂製度的建立應是中國文化的根本,《漢書·禮樂誌》即謂“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在《禮記·樂記》中,禮與樂被提升到自然準則的高度:“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所以曆代王朝功成作樂,治定製禮,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以達到《孝經》所引孔子說的“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的政教目的。考察曆代禮製,或有損益,但尊奉“三禮”(《儀禮》《周禮》《禮記》)以及“五禮”(吉、嘉、軍、賓、凶)規範人倫,則是一致的。而從《禮記·樂記》所倡導的“象德綴**”思想,也成為傳統文化中崇雅樂而黜**聲的樂教準則。由於古人經常文武對舉,所以研究中國文化往往忽略兵製,其實兵役製度和軍事思想應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軍事文化又包括兵製、兵略與兵法等方麵,尤其是大量的軍事思想家創作的兵書,更是文化瑰寶。與禮樂製度相比,古代科技製度顯然也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古代輝煌的科技成就與科學發明(如四大發明),卻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隻是從文化製度來看古代科技,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根植於農耕經濟的以人為本的文化觀念。這一則反映於科技工作皆由官府所掌,一則表現於與政治人生相關的學科和技術最為發達,如天文學、地理學、農學、數學、醫學等,並將其歸於“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周禮·考工記》)的具有倫理道德屬性的聖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