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淪陷區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下，飲食男女、風花雪月、聲色犬馬可以說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難所，但是在國破家亡的悲慘境遇中，風花雪月、聲色犬馬又似乎不合時宜。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們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對祖國和民族的災難坐視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觸摸的禁忌。因此淪陷區的作家們大都麵臨著“言與不言”的兩難處境：
一個人，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能夠說的話，一定要說；可是應該說的話，“有時卻不能夠說，這其中的甘苦，決非‘無言’之士能夠領略其萬一”！
一個人壓製別人說的話，那是惡漢；逼人說不能夠說的話，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無何道理，“不言”而無何苦衷，這種失掉了語言的人類，就名之為“啞巴”，也不為形容過甚。[1]
當然，譚正璧等上海淪陷區作家麵臨的不僅僅隻是這種“言與不言”的兩難選擇，而是更嚴峻的言論環境，“保家衛國”“抗日”是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應該說的話”，但是在上海淪陷區，譚正璧們所遇到的“壓製”，是凶殘、龐大的日本侵略者及其軍隊控製下的軍國統治政權。日偽反動政府為加強自己的統治而執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嚴禁一切“激發民族意識對立”“對時局具有逆反傾向”的作品，同時拉攏所謂的“禦用文人”創作有利於他們“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作品。在這樣的“蠶食”政策之下，大批的進步書籍被焚毀，進步刊物和書店被封查，愛國文人被監禁和殺害，這都給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傷害。盡管因家事所累，譚正璧不得不滯留上海，但作為一名有民族氣節的學者，他堅決不向反動統治妥協，甘願“潛隱”起來。當然，文化名人的“潛隱”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日偽的壓製和迫害之下，他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他的妻子因憂成瘋，一個兒子因斷乳而餓死，兩個孩子因無力撫養而讓人領養，他自己也身患各種疾病。他的妻子蔣慧頻本是他的學生，兩人於1928年結婚，婚後夫唱婦隨感情甚篤，妻子是他學術研究的得力助手；對於兒女的生離死別，更令人痛苦無比，他曾寫過《哭一個無知的靈魂》《送嬰篇》等文章表達自己的悲憤。[2]這種莫大的悲哀和傷痛一直折磨著譚正璧的靈魂和肉體，直到晚年談起這些事情時他還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