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曆史小說創作，譚正璧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卻有一種自信，我的曆史小說雖然所持態度有所不同，然而沒有一篇不是曾經用過極大的力（這是指腦力），而沒有一篇是用那輕薄油滑的筆調，像那些‘隻供一笑’的新西遊記，新水滸傳之類所常用的。”
“當然，我每次寫作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但是我從來不想做他的繼承者，因為我既自信沒有他那種深潛的修養，而且人也早已過了最善於模擬的青春時期，所以我隻管寫我自己要寫的，而沒有步趨的意思。如果是要模仿的話，那我以為一定會不但畫虎不成，而且連犬也不類的，那又何苦呢？我寧願寫得像我個性一樣的笨拙，而不願讓他有‘連犬也不類’的譏誚。”[1]
譚正璧自信自己的小說不是“輕薄油滑”的，不是“隻供一笑”的，他也不願拙劣地模仿前人而留下連犬也不類的譏誚，而是想創作有自己個性的東西。雖然譚正璧的曆史小說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但他開辟了曆史小說創作的一種新模式。雖然達不到魯迅的批判的深度，也沒有郭沫若的**昂揚，但是也有別人所不及的獨特的個性。從民間曆史中取材，所寫並不是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而主要是一些民間傳說中的逸聞趣事，並且往往多以愛情為依托，兼有濃厚的古典氣息，表麵看來像一個個幻美的故事，實際上卻是指向社會現實，表現作家在內憂外患、家國危亡的現實中對國家和民眾的關切。
譚正璧的曆史小說不管是去除了一切外在的社會物質壓力，對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的抒發，還是立意於加強民族意識、進行現實批判，不管是出於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對國家敘事、政治敘事的迎合，還是個人在生活落魄際遇下的身世之感，都有濃鬱的東方文化意蘊，體現出了作者東方式的思維素質，具有中國傳統的博大、淡遠、恬靜與時代的空靈和浪漫，同時又有對曆史悲劇和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