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激起了中華民族愛國知識分子的強烈義憤。於是一直深切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熊佛西於1931年冬創作了曆史劇《臥薪嚐膽》，通過這個家喻戶曉的曆史故事，慷慨表達了自己 “私仇可以不報，國恥不能不雪”，“寧做斷頭鬼不做亡國奴”的愛國主義感情。1938年，熊佛西率領抗戰劇團赴成都投入到火熱的抗戰運動中，又將此劇改編為話劇《吳越春秋》，該劇主人公勾踐的中心地位非常突出，滿腔正氣，傲骨錚錚，不僅與古代文學中的勾踐形象一脈相承，而且表現得更具有不卑不亢的民族氣節。我們也發現，這位勾踐身上還表現出一些新特質：
他是一個“愛國”的君王。他認為“私仇可以不報，國恥不能不雪”，並且“把個人的安樂幸福置於度外，把國家的建設興盛看為重要！”對於國家的赤誠，是勾踐一切行為的核心動機。他還是一個“反戰”的誌士，反對殺人，提倡“君子愛人以聽”。在戰勝了吳國以後，他希望用“愛”來解除仇恨，維係和平。這令他看上去更像一個現代人道主義者。“愛國”與“反戰”這兩個新質，賦予勾踐現代生命力。勾踐成為了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中憂國憂民、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除了熊佛西創作的以勾踐為主人公的話劇《臥薪嚐膽》以外，20世紀30年代還集中出現了一批以勾踐為主要人物形象的話劇。這些話劇以西施為主人公，用“計獻西施”來反映另一類社會思考，主要有1932年10月初版的三幕歌劇《X光線裏的西施》、1932年的四幕話劇《西施》和1935年的五幕樂劇《西施》。其中林卜琳的《X光線裏的西施》的劇本審定工作全由蒲伯英承擔，明顯地透露出蒲伯英倡導的“教化的娛樂”的思想傾向。劇本塑造了一個與傳統戲曲中弱柳扶風、為國獻身的美人完全不同的西施形象。她貧困勞碌，對自己被送入吳國為妃的命運無能為力，卻將吳國的興亡、百姓的疾苦記掛心間。她更不是那個自覺地承受國家使命的巾幗英雄，而是無辜被卷入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與西施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她自己真正的國君勾踐。勾踐貪婪、虛偽，隻惦記著吳國的財寶，完全忘了西施是何人，甚至疑心西施私藏了吳國的寶藏。西施為此冷笑道：“你們當初被吳國打敗了。你們自己要顧性命和保全你們政府的地位啦，就把我來修飾了作犧牲，進獻得給吳王……難得說這世間上活著的人，就專為是給國家政府，預備得做犧牲不成？……”麵對這一番控訴，勾踐自知理虧，毫無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