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左聯”對茅盾的文學創作確實起到了轉折的作用，在《子夜》與農村三部曲等茅盾中期小說中，早期小說中那種女性視角與濃重的抒情性消失了，以知識青年為主人公也消失了，而是依據馬列主義的統一世界觀客觀再現社會現實。由於早期小說的女性視角，不免將女性的敏感與傷感帶入小說，茅盾本來就是“杏花春雨江南”的才子，這就使其早期小說在審美風格上顯得陰柔與感傷；在中期小說中，由於主體被屏蔽以及所寫的吳蓀甫、趙伯韜與老通寶、多多頭等大都是蒼勁有力的人物，使其小說的審美風格顯得陽剛。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子夜》等小說中實踐的現實主義，既不同於傳統的現實主義，也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往往植根於基督教或科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是在理想的光照下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反映，茅盾卻使用馬列主義社會科學的世界觀來再現並非社會主義社會的半殖民地上海與土洋混雜的傳統鄉村，因而其小說很少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想化的弊病。
在茅盾的小說中，《子夜》是構思時間最長也是最為用心的小說，而且在正式開筆前幾易寫作提綱，他的都市與鄉村交織的宏大寫作計劃後來不得不讓位於以都市為中心，小說題目也由《夕陽》改為《子夜》。另一方麵，20世紀30年代也為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的誕生準備了條件。首先，西方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是基於統一的世界觀，這在多元混雜與追求個性自由的五四時期是很難做到的，然而隨著“一元超現代模式”在左翼文壇的確立，統一的世界觀就不成問題。其次，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城市中興起的，隻有到了30年代的上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代景觀才為現實主義文學準備了豐厚的土壤。這就使《子夜》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