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以周扬为幕后策划、茅盾主持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果然像鲁迅所预言的没有搞多少活动便无疾而终。全面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亟须像政治与军事上的国共合作一样的团结抗战的文艺团体。国民党文人早想成立这种组织，无奈他们缺乏号召力，只有与共产党联手才能建立这种组织。
首先成立的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随着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暂时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戏剧家云集武汉。1937年12月26日由阳翰笙、王平陵发起，经张道藩、洪深、田汉等附议，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剧协”的成立与阳翰笙（共产党）和王平陵（国民党）的组织分不开。阳翰笙是得到周恩来的指示而积极张罗的，在“剧协”成立后的聚餐会上，他又对王平陵表达了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设想，得到王平陵的响应。筹委会先后推举楼适夷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冯乃超起草协会简章，茅盾起草致全世界文艺界宣言，胡风起草《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老舍、吴组缃等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隆重成立。王平陵作“文协”筹备经过的报告，在日寇飞机轰炸武汉的警报声中老舍悲壮地宣读“文协”宣言。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推举45位理事，既有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以及冯乃超、丁玲、胡风、夏衍、田汉等前“左联”与“剧联”领导人，也有与鲁迅笔战过的陈西滢、“自由人”胡秋原与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还有邵力子、冯玉祥、张道藩、王平陵等党国要人与文人。名誉理事则为叶楚伧、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几位党国要人占据，唯一的例外是周恩来。在4月初的理事会上老舍被推举为常务理事与总务部主任，成为“文协”的实际负责人。“文协”的会刊是《抗战文艺》，到1946年才终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文协”是最大的文学社团，然而“文协”并非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那样的文学社团，“文协”成立时发出致蒋委员长及前线将士的慰问电，也表现出与五四社团不同的半官方的性质。
“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去，到抗战的前线去。“文协”曾多次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或慰问团，奔赴抗战第一线，还在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等地建立了分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平陵一直是“文协”的常务理事与组织部主任，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挡不住“文协”浓重的左翼倾向。“文协”的理事与成员虽然五颜六色，却是以左翼作家为主力。自《骆驼祥子》后老舍急剧向“左”转，虽是为国民党所认可的中间派，其实与左翼文人差异不大。名誉理事中虽有四位国民党要人，然而他们并不重视“文协”。重视“文协”的是周恩来，据蒋锡金回忆连《抗战文艺》的刊物事情都须直接请示周恩来。国民党在“左联”时期就在掌握政权与军权后没有抓到文化权，在抗战时期也不例外，文化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且是以国民政府认可的“文协”的合法组织行使权力的。过去，鲁迅在党国的心目中是以“堕落文人”的面目出现的，而今“文协”却合法地将“堕落文人”当成民族魂进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与鲁迅论战的梁实秋，1938年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时以编者按约稿时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就受到“文协”的批评。不过，“文协”中虽然左翼文人占主导，但还是多元混杂的，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合法组织注定不可能以一元超现代来排斥其他人。
全面抗战使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如果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很多左翼文人放弃个人自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是基于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那么，抗战使很多文人放弃个人自由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救亡中，就是传统文人的使命感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爱国表现。可以说，在放弃个人自由这一点上，左翼文学与抗战文学找到了契合点。虽然仍有不少文人在抗战时期坚守个人自由，即使在左翼文人中，胡风的“七月派”也在坚持五四文学的启蒙、个人自由与抗日救亡的民族自由统一到一起，但现代文学的大潮却在向着放弃个人自由的路上走。如果以文学的象征物来反思这种差异，那么，从长城与黄河等象征中国的意象可以看到抗战使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五四时期鲁迅在承认长城的伟大时又说长城是“可诅咒的”，因为急于拿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五四人物将长城看成是民族封闭的象征；而在抗战前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已唱出“把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以激励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侵略，长城完全成为正面意义的民族象征。黄河曾作为被抬高的肆虐与泛滥成灾之河成为鲁迅进行民族反省的对象；然而，在抗战期间产生的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中，黄河作为“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的“伟大而崇高”的母亲河完全成为歌颂的对象，于是“保卫黄河”就成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艺术表现上，很多作家为了宣传抗战运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与民间的艺术形式，老舍在就曾运用过大鼓书与快板书等民间文体进行过创作，这一点又与五四文学的高雅格调不同，而与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的路向一致。1938年“文协”成立不久，在“怎样编制士兵读物”的座谈会上就提出运用旧形式的“旧瓶装新酒”的问题。迁居重庆后，以《抗战文艺》为阵地倡导通俗文艺，并发表了向林冰等人的肯定“旧瓶装新酒”的文章。然而在1938年4月在《七月》杂志的座谈会上，胡风就从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角度，对借助抗战蔚然成风的通俗文艺运动试图以“旧瓶装新酒”的姿态成为主导抗战文学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与坚决的反对。座谈纪要发表后，引起老舍与茅盾等多数服务于抗战的文人的反对，老舍认为这是为了抗战必须做的艺术上的牺牲，茅盾则将之与“左联”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加以认同。1938年10月毛泽东著文反对“洋八股”，倡导“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统一起来。于是向林冰觉得“旧瓶装新酒”有了理论根据，在1940年3月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将“旧瓶装新酒”与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联系在一起，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民间形式的归宿”，以“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为民族形式的传统来源与民间来源张目，公然否定了“欧化”的五四文学传统。这不但引发了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中的批评，而且也引发了从“五四”走来的茅盾、老舍、郭沫若等受西方影响很大的新文学作家的批评。然而，很多新文学中人又在为新文学寻找传统的渊源，因而表面上向林冰好像是被批评，实际上“文协”以民间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并存的二元论为这次论争画上了休止符。
随着1941年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抗战中的国共摩擦及国民政府的腐败，使得很多将一己之水融入民族独立战争的文人的狂热头脑冷静下来。从抗战初始时的万众一心，变成了在抗战总体目标下对国民政府阴暗面的揭露。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揭露国民政府的黑暗在“皖南事变”后才汇为文学潮流。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内战，从共产党一面就演化为解放战争。这种揭露国民政府黑暗、专制与腐败的文学就从幼苗变为花朵，这就是国统区的抗战文学与内战文学的内在精神联系。当然，在重庆、昆明等地很多文人仍在多元地书写现代，巴金的《寒夜》等作品还是五四文学传统的产儿，穆旦等九叶诗人的诗歌就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时期文化中心在北京，30年代文化中心在上海，抗战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中心（重庆、昆明、延安、孤岛上海等地），到1949年才重回北京。因而审视抗战后的文学，需要注意这种多元的文化中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