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近百种历史剧主要取材于中国历史。其对于中国历史并非平均分配，虽然有不少历史剧取材于春秋战国与楚汉争霸，但更多历史剧取材于宋末、明末，因为那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皖南事变后，取材于太平天国的也较多，因为天京悲剧主要是内部纷争导致的。当然，剧作家的取材与其对某段历史的熟悉也有关系。
1939年阳翰笙就写了《李秀成之死》，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阳翰笙作《天国春秋》，剧中每当洪宣娇说“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观众就会爆发热烈的掌声。当然《天国春秋》并非仅仅是影射剧作，还有更深的文化与人性内涵，尤其是太平天国上层安于享乐迷信权力的表现以及对洪宣娇复杂性格的塑造。钱杏邨（1900—1977），原名钱德富，又以笔名阿英行世，安徽芜湖人。他有胡适所谓的历史癖，他搜集的南明史达300多种。从1939年到1945年，他创作了明末历史剧《明末遗恨》《杨娥传》等四部话剧，也创作了取材太平天国的《洪宣娇》。《明末遗恨》中的葛嫩娘是秦淮名妓，在国难面前与喜欢她的名士孙克咸一起奋勇抗清，双双就义。《杨娥传》中的杨娥，丈夫张小武护送永历帝进入缅甸为吴三桂所杀，国仇家恨使得杨娥以刺杀清廷的走狗吴三桂为职志。
在历史剧的热潮中，吴祖光以抗元爱国英雄文天祥为题材创作了四幕剧《正气歌》，于伶创作了光复河山的五幕剧《大明英烈传》；而且五四时期成名的资深戏剧家欧阳予倩与田汉等也都积极参与。欧阳予倩创作了四幕剧《忠王李秀成》；田汉则以戏曲的形式创作了《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岳飞》等多种历史剧。以话剧的形式将抗战时期历史剧推向**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1937年从日本归国后不久，就开始将《女神》中的《棠棣之花》与《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聂嫈》整合成五幕剧，到1941年底完成。1942年他一口气创作了多幕剧《屈原》《虎符》《高渐离》与《孔雀胆》，到1943年3月创作《南冠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6部多幕剧。其中除了《孔雀胆》与《南冠草》，基本上都取材于他最有研究的战国史。
五幕剧《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较长，参照的史书是《战国策》《竹书纪年》与《史记·刺客列传》。严仲子与侠累的权力之争，被剧本写成是战国初期韩国的抗秦派和亲秦派的斗争。作者为了突出聂嫈具有与聂政一样的侠肝义胆，深明天下应该联合抗秦的大计，极力赞赏聂政在为母亲守孝结束后去当刺杀侠累的刺客，还唱了一段曲子为聂政壮行。如果说《棠棣之花》美化的是聂政与聂嫈，那么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的五幕剧《虎符》，歌颂的就是信陵君与如姬夫人。赵国难以抵挡秦国的攻打，赵国平原君夫人到魏国求援。魏王不愿引火烧身，甚至劝赵降秦；信陵君则认为若不团结一致反抗暴秦，就会唇亡齿寒，因而率三千门下客去救援。三千客如肉塞虎口，侯嬴献计窃兵符调动魏国十万大军救赵，因为信陵君曾为魏王身边的如姬夫人报了杀父之仇，让她偷窃虎符没有问题。在历史上，功成后自杀的是给信陵君出主意的高人侯嬴，对其他人并没有交代，但在剧中自杀的却是如姬，她逃出宫后想去找她喜欢的信陵君，却又怕儿女私情玷污了信陵君的大义。与《棠棣之花》一样，《虎符》的主题是推崇仁爱反抗暴秦。
五幕剧《高渐离》（原名《筑》）对暴秦的反抗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渐离刺秦的积极方面，另一个是赵高的有意诱导胡亥败坏秦政的消极方面。这是在历史上首次为赵高翻案，似乎赵高比荆轲、高渐离还要高明：
赵高 ……我的报仇的志愿，并不比你弱。（略顿）只是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同。像你的朋友荆轲那样，轰轰烈烈地单独行刺，我也佩服。不幸他是失败了。但是，即使不失败，即使他就把秦始皇帝刺死了，那怎样呢？我看也是枉然。秦始皇帝的罪恶，不是秦始皇帝一个人造成的，秦始皇帝之外还有无数的秦始皇帝，他还有他的爪牙，有他的子孙。你杀死了一个秦始皇帝，也救不了燕国的灭亡，救不了六国的灭亡，救不了天下的人化为奴隶。是不是呢？
高渐离 你向我花言巧语，到底有什么用？
赵高 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所以，我是另外选择了一条路。我把我自己牺牲了，我把我自己腐烂了，就像把一团锈了的铁加在好铁里面一样，我要从这内部来把秦国腐烂。
当然，这个剧主要是写送荆轲刺秦在易水击筑的高渐离，在秦灭六国后继续反抗暴政而刺秦。剧中不但渲染秦始皇的专制残暴，而且还表现了他的**好色、草菅人命。高渐离在怀贞夫人帮助下，在为秦始皇击筑时以装有铅条的筑刺杀他，却功亏一篑，他与怀贞夫人都被残杀。这个剧虽有《史记·刺客列传》所载荆轲好友高渐离埋名隐姓后为秦始皇击筑而刺秦的一点史实影子，但细节与其他人物多属虚构。
在五幕剧《屈原》中，积极抗秦与消极妥协是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从而将其历史剧的反秦抗暴推向**。大幕拉开，屈原在橘园里心情畅快地与婵娟吟诵《橘颂》，因为就在昨天，他力劝楚怀王坚持楚国与齐国的联盟，挫败了能说会道的秦国使者张仪来楚国破坏齐楚联盟的阴谋。然而，张仪哪里会善罢甘休，他进而向楚怀王进献美女，诱使南后郑秀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午的舞宴上诬陷屈原。昏聩的怀王不查真伪，盛怒之下改变了决定。形势急转直下，不但联齐抗秦的大业付诸东流，而且屈原被诬陷后也被下狱，收押在东皇太一庙中。政敌还是不放心而对他进行加害，如果不是美丽多情又善解人意的婵娟误服了他们送来的毒药，那么屈原已被毒死。愤怒的屈原在雷鸣电闪中吼出了近两千字的“雷电颂”：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这似乎又回到了《天狗》与《凤凰涅槃》的抒情方式。深夜被屈原的大义感化的卫士甲救了屈原，主仆二人来到汉北的人民中间，留下身后东皇太一庙的熊熊大火。这个剧将屈原一生的悲惨遭际浓缩进一天，因而戏剧冲突非常集中。
纵观郭沫若从战国到秦代的四个历史剧，反秦抗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中国的历史在那一时期出现了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的错位，即文化上逐步选择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而政治上选择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暴政。郭沫若将西方的人道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同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他的历史剧中反抗暴秦的思想底蕴。或曰：扫灭诸侯国而走向统一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郭沫若的反秦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赞成分裂吗？我们为郭沫若说句公道话：这种质问没有道理！中国统一为什么只能按照秦的专制暴政模式统一？虽然汉承秦制，但汉初无为而治的与民休息就与秦的模式很不同，后来历代的统一多尊崇儒家，没有像秦代暴政那样焚书坑儒。郭沫若并不反对统一，他只是反对按照秦的模式统一。且看《屈原》中屈原对楚怀王所说的话：
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宫庭里来，也可以不再和你见面。……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你听信了我的话，爱护老百姓，和关东诸国和亲，你是一点也没有错。你如果照着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
然而，郭沫若历史剧在艺术表现上的缺憾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承认一切历史都打上了当代人的精神烙印，也认为可以对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像根据《史记·蒙恬列传》中的“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等记载而在《高渐离》中重塑赵高的形象，也不失于一家之说。《屈原》中的“雷电颂”也可以解释，因为屈原毕竟写过《天问》式的诗歌。甚至对历史的虚构都没有问题，否则历史剧就不生动，当代人也不会感兴趣。我们不赞成的是，随意改动历史，把古人不可能有的现代思想情感加诸古人。因此，郭沫若的历史剧对完全不了解历史的人会有吸引力，但却会给这些观众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而对他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稍有知识的人，读后就会感到别扭。
在《棠棣之花》所描写的聂政所处的战国初期，商鞅还没有变法，韩非子的思想还不可能传播到秦国，秦国还不是后来关东六国心目中的“虎狼之国”，对韩国的威胁还不如周边其他国家大。在这种历史语境中，韩国上层何来抗秦派和亲秦派的主要斗争？聂政在第一幕所说的“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乱，今日合纵，明日连横”也令人不解，秦国尚未坐大何来连横合纵？在聂政时代，连横合纵的苏秦与张仪还没有出生呢。根据历史，严仲子与侠累之争纯粹是权力之争，聂政刺侠累的根本原因是卿相之贵的严仲子瞧得起他这个屠户，在这一点上聂政与那个时代被豢养而为其卖命的侠客没有任何区别。聂政的值得称道首先在于对孝道的遵守，母亲尚在你无论给多少钱也不为所动，其次在于杀侠累后还想到他的姐姐等亲人不被祸及而自行毁容；而聂嫈的值得称道，在于她不让弟弟死得不明不白，奋不顾身地出面认尸。然而，郭沫若不但赋予聂政根本不可能有的希望中原不要内乱而坚定地站在抗秦最前线的思想，而且还赋予他反暴政争自由的现代观念。这一点在聂嫈送他上路时所唱的曲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高渐离》的结尾作者居然不断修改。最早是赵高等押着高渐离与怀贞夫人服刑，秦始皇与胡亥一起跳蓬莱舞去了；1948年修改本是服刑路上高渐离大笑，胡亥因说他在笑秦始皇而遭父亲踢，结果在父子的扭打中收场；1956年修改本则是秦始皇对去服刑的高渐离给予高度评价，并予以厚葬。1948年的修改本秦始皇与胡亥最为不堪，因为当时国共已开战，郭沫若可以借着丑化秦始皇影射蒋介石，至于1956年修改本秦始皇的价码为什么又提高了，只有作者心里清楚。郭沫若历史剧的这种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他的其他历史剧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就不一一分析了。
好人绝对是好人，坏人绝对是坏人，属于人类未成熟阶段的简单认识。郭沫若历史剧艺术上的第二个缺憾，正在于“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在《棠棣之花》中，侠累完全是坏，严仲子完全是好，其实侠累作为韩国国君的季父兼相国，能够眼看着政敌严仲子带着大量财产逃出韩国，表明其够宽厚的。韩非子是韩国人，他在《韩非子·说林上》中说：“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严遂即严仲子，这段记载表现出严仲子的骄横傲慢，他因得宠于韩君不把侠累甚至周君放在眼里。可见，历史上的严仲子与侠累也是各有优劣，然而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却将他们圣化与丑化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单一。在《虎符》中的表现就是一味丑化魏王，无限美化信陵君。且看剧作是怎样借着如姬的话来神化信陵君的：“他是太阳，万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边，我就会焦死。我会要遮掩了他的光。”与《虎符》对信陵君的性格单一化的艺术处理相比，《史记·魏公子列传》倒是描绘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信陵君。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在郭沫若的其他几部历史剧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不再一一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