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时期文学概要
第一节 时代和文学的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从1917年算起的，到1949年结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代”。对于这30多年的文学历史，从其发展历程和文学所具有的特征方面看，又可以分为“五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由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文学观念也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显示出种种差异，继而形成三个时期文学总体特征的不同风貌。
五四时期的文学，从时间上讲，一般是指从1917年前后到1927年前后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它既与近代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文学革新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各种进步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多重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学，既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开始。
作为与古代文学有着明显差异的五四文学，它的发生与生成，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需求与外来文化观念刺激相**而形成的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至晚清时期，日趋衰败过程中所逐步孕育而生的改变现状、谋变自强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新文化、新观念的产生。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扩张，使中国日益处于被包围和蚕食而走向沦亡的危险境地。这激起了晚清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的警觉与思考，也形成了当时社会日益扩大的家国担忧与民族焦虑。尤其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对抗中的屡屡惨败，民族国家的沦亡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无奈的焦虑与失败的痛苦相互激发，开始缓慢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信仰、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由一般士人到手握重权的官吏，“求变”、“谋变”，以“变法”来应对危局的呼声日渐高涨，并开始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普通人的观念选择与行为动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以“看西方”为主导的启蒙思潮中，中国人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强烈地摇撼。一贯封闭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和自大昏庸的统治者，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在屡屡失败中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之外更为强大进步的“西方文明”。较早的认真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期“借法图强”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在当时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夏变夷”的，而魏源则倡言“以夷变夏”，这说明了历史的进步，也预示着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集官吏、商贾、知识分子为一身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所著《易言》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要“悉行之西法，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以图治者”。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盛世危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甚至提议政府应立即在政体与国体上直接效仿西方。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的观念转变一直体现在积极筹办洋务的具体行动之中。我们看到，到了“洋务运动”阶段，“向西方学习”已不再只是言论倡导、舆论宣传，而是付诸于“图强”的实际行动。“中体西用”这一观念，经过张之洞在其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的系统而完整的论述，在当时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洋务派对全面引入西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贯拒绝的态度，但他们以当朝重臣身份大办洋务，已足以说明启蒙与变法的势在必行。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面”的改革，洋务运动期间达到**；二是“制度层面”的革新，“戊戌变法”是这一层面改革的直接体现。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将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有“公车上书”这样士人干政的壮举，还在于他们比前人更加明确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危机状态。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超越了物质层面改革中注重引进西方“技”、“艺”的狭隘性，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同时，他们也试图从文化深层对中西优劣进行比较，并把这一工作看成是推行变法必需的国民精神文化基础。但由于“变法”过程的突然中止，中国近代“谋变图强”的历史课题留给了未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依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这些正反两面的历史，都一并成为新一轮文化启蒙兴起的现实资源。问题的继续存在，必然孕育着新的力量与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包括作家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近代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也汲取了近代仁人志士的文化**与思想智慧。
其次，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刺激。近代中国人所感受的文化刺激，虽有一部分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屡次侵略所造成，但更主要的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真切比较。中国最早派往海外的人员是外交使者一类。他们对于所在国家尤其是高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各个方面的亲历亲闻，不断以著述的方式展现在国人面前。这不仅扩大了中国文化人的视野，同时也把大量新的知识传到国内。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以“洋人的方式”来认识和了解洋人了。随着出使西方的官员、士人和商贾的增多，中国人开始自己感受西方并能以亲历的方式描述西方。在这些描述中显然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中西文化对比的意味。随后，中国政府开始制订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计划，1872年首批30名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自此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科学、教育、社会思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知识领域，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不可不知的新的学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旧的知识系统的效用在萎缩，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逐步地建立起来。这些变化必然也影响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评判方式的转变。同时，应运而生的西方各类科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不仅促成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的**，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中西社会、文化的深入比较过程之中。从对西方文化的拒绝，到有限度地引入，再到不得不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学习，中国人知识与思想的更替，孕育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