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5-11 民俗事象之婚俗
在茶馬古道上，馬幫、商號之間的生意競爭雖然異常激烈，但由於在趕馬途中，馬幫們麵對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眾多的未知因素直接決定著馬幫的生死，生意的競爭與生死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從更高層麵來看，馬幫文化體現出的是團結、合作、包容、友誼，是一種表麵競爭、內在和諧的狀態。也正是在這樣共生共融的語境下，造就了馬幫音樂文化“先求同、後存異”的特征。
馬幫文化的三個層麵體現出了茶馬古道上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特點。馬幫文化從生活習俗、製度管理、心理特征等角度來看，由於其特殊的共同語境，而造就了共同的生活圈。這是最為統一的馬幫文化表現形式；在信仰問題上，多種宗教信仰並存，無論是轉山、禮拜，還是趕馬儀式，每個民族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茶馬古道上彰顯出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但也由於共同的語境，逐漸形成了較為趨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民俗事象的婚姻狀態，無論是一妻多夫，還是青春棚文化，抑或是走婚製度，他們各自的戀愛觀念、方式、製度形成了一條階梯式的線路圖，相互之間的異同正好融入了茶馬古道的線性文化中。馬幫音樂文化實則更像是一部大型的線性妥協藝術，這其中有生活圈層麵的“完全妥協”所形成的共性特征；也有宗教信仰、民俗事象的“部分妥協”形成的個性特征。
馬幫文化形成的線性文化，使得在茶馬古道這樣一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不同民族的音樂文化以其各自本真的狀態出現，這些文化相互交融，甚至引起碰撞，如同民族音樂學中“局內人”“局外人”概念一樣，不同民族的趕馬人帶有各自民族深刻的文化烙印，他們是本民族的局內人，但走上趕馬路後，又由一個茶馬古道的局外人在漫長的趕馬歲月中，逐漸演變成馬幫文化的局內人。茶馬古道雖然是由於物質需求、政治、經濟等外部原因出現，但它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已形成一個自己較為獨特的生活圈、音樂文化圈，不同民族的趕馬人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已將自身的文化或多或少地融入、更替，逐漸成為馬幫文化中的一員。
[1] 引自：克利福德·格爾茲著：《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1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引自：楊民康：《音樂民族誌方法導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實例》，3頁，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
[3] [美]梅裏安姆著：《對民族音樂學理論的探討》，鞏海蒂譯，載《中國音樂學》1994（4）。
[4] 楊民康：《音樂民族誌方法導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例》，5頁，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
[5] 在這本著作中，涉及麵較多，作者站在社會學、曆史學的角度將馬幫文化從“馬幫與雲南交通之關係、馬幫對雲南各民族經濟發展的有力推動、趕馬人的生活、篝火邊的故事”等幾個方麵展開。
[6] 王明達、張錫祿著：《馬幫文化》，4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7] 參見蒙古電視台錄製《遠方的馬》紀錄片，2006。
[8] 包括運價、商品價格、工人價格，都是有一定的標準。這並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疇。
[9] 如忌諱砸鍋、忌諱沿途調戲婦女等。
[10] 楊堃：《社會學與民俗學》，23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11] 張橋貴主編：《雲南跨境民族宗教社會問題研究》（之一），227～23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2] 引自：《納西族文學史》編寫組：《納西族文學史》，77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3] 引自：《納西族文學史》編寫組《納西族文學史》，87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4] 沙溪鎮歐陽家的具體情況詳見第六章第一節。
[15] “五老爺趕馬儀式”的視頻資料由沙溪鎮文化站楊惠銘提供。
[16] 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29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7] 引自：伍國棟：《音樂形態 音樂本體 音樂事象——與研究生討論民族音樂學話語體係中的三個關鍵術語》，載《中國音樂學》，2010（3）。
[18] 李誌農、陸雙梅：《多偶婚姻：傳統與生境下的理性選擇——以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奔子欄鎮奔子欄村為例》，載《思想戰線》，2009（4）。
[19] 徐揚、尚會鵬：《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項文化人類學分析》，載《青海民族研究》，2009（1）。
[20] 李誌農、陸雙梅：《多偶婚姻：傳統與生境下的理性選擇——以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奔子欄鎮奔子欄村為例》，載《思想戰線》，2009（4）。
[21] 納西族簡史編寫組：《納西族簡史》，79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
[22] 時耀波、徐雲：《摩梭婚俗與其適應性文化》，載《學理論》2010年第1期。
[23] 筆者在此用了雙引號，也是鑒於政策、國家的原因。這樣的民俗現象顯然是不被國家所認可的，但它確實紮根於民間，不僅曆史久遠，而且至今仍在。
[24] 【英】特倫斯·霍克斯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129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