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跟文本分析和數據可視化方法都有交集的大數據的方法被稱為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最初源自社會學，是一種對關係型數據進行分析的工具。比如，在本章一開始提到的“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就提供了不同的文學作品之間相互提及、相互引用的關係的數據信息。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對這個數據庫進行分析，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聯，還能進一步理解不同作者之間的關係。這些網絡型的關係如果用抽象的科學語言來表述可能會非常複雜，而如果用直觀的圖表方式展現出來會非常直觀。
包弼德就利用“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從社會網絡關係的角度，對中國地方社會文化的發展進行了一係列深入的研究。包弼德教授研究的焦點是士人這個群體。他們和“庶民”有所區別，他們自認為有指導天下的使命與學識，並積極地出仕。為了研究這一關鍵人物群體和他們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包弼德教授主要通過“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從“傳記”（Biographies）中找到線索。包弼德教授的研究事實上和本書的主旨有相通之處。要看文學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就需要看一個很重要的中間媒介，那就是這一士人群體。而對士人群體的研究不僅僅要關注他們每一個個體，更需要深入地考察這些不同人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
包弼德於2017年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學進行了“士人社會如何改變地方與國家的關係”，介紹了他利用“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進行的相關研究。他的研究主要側重於婺州地區的人文及其與其他地區的關係。他的研究數據庫中包含了1108個宋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南宋人，婦女為31人）、412個元朝人（婦女為41人）、1173個明朝人（婦女為5人）、194個清朝人（婦女為6人）。數據顯示，在宋代，和婺州社會交往最為緊密的地區包括明州、溫州、杭州等地，而和婺州的主要士人交往最為密切的包括呂祖謙、朱熹、陳亮、周必大和王柏。通過大數據的分析，研究者就明確了需要重點研究的相關人物。
通過量化的社會網絡分析的辦法和人工閱讀，都會發現呂祖謙在士人的關係網絡中是一個關鍵的結點。從“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可以看出，當時婺州地區一半以上的進士都曾經是他的學生。包弼德認為，呂祖謙雖然是一個好老師，但是卻沒有很深厚的學術思想，尤其是在傳統的人文哲學思想方麵。他在社會網絡中的影響力也要比朱熹稍差一些。[28]此外，他的學生人數雖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婺州地區及其周邊。而基於數據庫的網絡分析，朱熹的學生分布的範圍則更廣，影響力也更大。
朱熹認為呂祖謙看了太多的蘇軾的文章，可能會受其影響而思維固化，因此，研究道學沒有必要去看蘇軾的文章。“按照朱熹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看蘇軾的文章、學習蘇軾的文章，他就會受到蘇軾的影響。那麽，當時的人是否認為蘇軾隻是一個文學家，與思想和學問都沒有關係？包弼德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說法（應該包括朱熹在內），在南宋仍然具有影響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蘇軾等人。包弼德認為，現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蘇軾，認為他隻是一個文學家。但是，蘇軾在思想上的影響應該是非常大的。蘇家（蘇轍）的後代在南宋初年就遷移到了婺州居住。現在我們至少知道婺州有7個為科舉教育而設的私人印書處，其中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廣眉州三蘇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陳宅刻印北宋秦觀編纂的《精騎》6卷、《蘇門六君子文萃》70卷、《坡門酬唱集》23卷……包弼德認為，蘇軾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他是多元一體的，而朱熹則是一體且排斥多元的。當我們在講士人社會的時候，常常會忽略科舉對士人的影響。但實際上，對於大部分的士人來說，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是科舉的教育而不是道學的教育。”[29]文學和文論的作品在古代社會體製下被後人學習和傳播，從而影響到後來的士人的思想。而這些士人又會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就清晰地刻畫了文論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的重要機製。包弼德教授的研究給我們展示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人文研究中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