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跟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方法都有交集的大数据的方法被称为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最初源自社会学，是一种对关系型数据进行分析的工具。比如，在本章一开始提到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就提供了不同的文学作品之间相互提及、相互引用的关系的数据信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还能进一步理解不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网络型的关系如果用抽象的科学语言来表述可能会非常复杂，而如果用直观的图表方式展现出来会非常直观。
包弼德就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包弼德教授研究的焦点是士人这个群体。他们和“庶民”有所区别，他们自认为有指导天下的使命与学识，并积极地出仕。为了研究这一关键人物群体和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弼德教授主要通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从“传记”（Biographies）中找到线索。包弼德教授的研究事实上和本书的主旨有相通之处。要看文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就需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媒介，那就是这一士人群体。而对士人群体的研究不仅仅要关注他们每一个个体，更需要深入地考察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
包弼德于2017年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士人社会如何改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介绍了他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进行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婺州地区的人文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他的研究数据库中包含了1108个宋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南宋人，妇女为31人）、412个元朝人（妇女为41人）、1173个明朝人（妇女为5人）、194个清朝人（妇女为6人）。数据显示，在宋代，和婺州社会交往最为紧密的地区包括明州、温州、杭州等地，而和婺州的主要士人交往最为密切的包括吕祖谦、朱熹、陈亮、周必大和王柏。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就明确了需要重点研究的相关人物。
通过量化的社会网络分析的办法和人工阅读，都会发现吕祖谦在士人的关系网络中是一个关键的结点。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可以看出，当时婺州地区一半以上的进士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包弼德认为，吕祖谦虽然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却没有很深厚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在传统的人文哲学思想方面。他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也要比朱熹稍差一些。[28]此外，他的学生人数虽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婺州地区及其周边。而基于数据库的网络分析，朱熹的学生分布的范围则更广，影响力也更大。
朱熹认为吕祖谦看了太多的苏轼的文章，可能会受其影响而思维固化，因此，研究道学没有必要去看苏轼的文章。“按照朱熹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看苏轼的文章、学习苏轼的文章，他就会受到苏轼的影响。那么，当时的人是否认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与思想和学问都没有关系？包弼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说法（应该包括朱熹在内），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包弼德认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苏家（苏辙）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其中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广眉州三苏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刻印北宋秦观编纂的《精骑》6卷、《苏门六君子文萃》70卷、《坡门酬唱集》23卷……包弼德认为，苏轼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多元一体的，而朱熹则是一体且排斥多元的。当我们在讲士人社会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科举对士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士人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科举的教育而不是道学的教育。”[29]文学和文论的作品在古代社会体制下被后人学习和传播，从而影响到后来的士人的思想。而这些士人又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清晰地刻画了文论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包弼德教授的研究给我们展示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人文研究中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