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經典電影讀解

三、危機情境中的人性升華:《卡桑德拉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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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檔案 ☆

片名:卡桑德拉大橋

外文:The Cassandra Crossing

導演:喬治·科斯馬圖斯

編劇:喬治·科斯馬圖斯

主演:伯特·蘭卡斯特、理查德·哈裏斯、馬丁·西恩、索菲婭·羅蘭

上映:1976年12月18日

國家/地區:意大利、西德、英國

片長:129分鍾

卡桑德拉,在神話中是古希臘神話中特洛伊國王的女兒,她具有預知未來的本領,但是傳說因為阿波羅無法得到公主的愛,於是他詛咒卡桑德拉公主的預言不會為人所相信,因此,卡桑德拉在神話中是一位不被別人相信的女先知形象。現在卡桑德拉已經成為“厄運式預言”的代名詞,這部影片中火車駛向的目的地正是以卡桑德拉命名的“卡桑德拉大橋”,暗指了一場災難的降臨,甚至具有毀滅性意義。

《卡桑德拉大橋》是電影史上一部經典的災難片,與其他來源於自然和科技的災難片不同,本片的災難來自於人類。影片出品於1976年,由意大利、西德和英國三國合拍而成,當時年僅33歲的導演喬治·科斯馬圖斯是擁希臘血統的意大利人。據導演闡述,他拍這部影片是因為“小時候隨父親在埃及居住,遇上了一場可怕的霍亂,使自己萬分震驚,從此以後便意識到人為的流行病,若用以威脅和屠殺人類則更加危險和可怕”[7]。因此這部具有現實意義和政治傾向的經典災難片得以誕生。

故事以“冷戰”為背景,講述了一組恐怖分子闖入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總部,準備安放定時炸彈,進行恐怖襲擊。因破壞行徑被發現,一名恐怖分子被當場擊斃,其他兩名則誤入了傳染病毒研究室,槍戰中,警員不小心將盛放病毒的試驗品打碎,兩名恐怖分子均感染病毒,一名被捕後很快死亡,另一名坐上了開往斯德哥爾摩的火車,開始了逃亡之路。這列火車上乘坐著各種各樣的人物:充滿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張伯倫醫生和身為作家的前妻珍妮弗,軍火商太太和他的毒販情人羅比,追捕羅比的黑人國際警察,販賣手表的猶太老商人,一對熱烈的青年情侶,等等。很快,車上一些旅客被傳染,國際刑警為了不讓病毒蔓延,最終決定將這列火車開到卡桑德拉大橋段,這是一座“死亡之橋”。車上的人們開始團結起來,組成了由張伯倫醫生帶領下的“拯救團隊”,合作起來與災難抗爭。通過共同的努力和一定的犧牲,一大部分人得以生還。雖然少數人屍沉大海,但這次對抗災難的戰鬥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部以災難作為敘事背景的影片之所以會有如此緊張的情節、驚險的效果,在於影片敘事過程中對時間和空間的巧妙把握。影片用懸念和追逐營造緊張氣氛,通過多層矛盾推進和衝突更迭將觀眾帶入敘事情境之中。對於列車上所有的乘客來說,他們都同時麵臨了一場始料未及的災難,火車在行進,必須在火車到達斯德哥爾摩之前,控製住病毒的蔓延。整部列車上的所有人,都有了一個時間死限,在這最後的時間裏,火車上發生的一切將被記錄並放大。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裏,車廂作為主要的敘事場景有著相似的敘事功能,故事的發展則依賴於空間和時間的推移。紀實美學中格外強調時間和空間的真實,在這部影片中,敘事時間和敘事空間都是有限度的,隨著列車的行進,時間和空間都在消耗,因此拍攝過程中,對空間真實的描述在當時拍攝的年代看來實屬不易。因為故事發生在一列火車上,為了使列車行進過程中車內鏡頭和背景風景的移動達到同步,影片將近1/3的鏡頭是采用背景放映法拍攝的;此外,因為本片采用全知視角進行講述,鏡頭必須達到全麵、完善,航拍鏡頭必不可少。據報道,拍攝時導演“在直升機上裝了一台攝像機,一邊觀察一邊指揮拍攝。飛機駕駛員是一個一年中要參加上百次山區拯救的人物,駕駛技術熟稔,為了避免拍攝過程中的震動和搖晃,他常常在高空中把飛機引擎停下,好讓攝影師在快要落下地來的危險時刻搶拍鏡頭”[8]。正是因為這樣的拍攝手法,觀眾才更加清楚地看到故事發生的真實空間,加速了影片的緊張節奏。

影片並沒有運用複雜的視聽手段,而是運用簡單的線索將故事串聯。病毒線索貫穿影片始終,此外,列車上所有乘客的命運歸屬則成為影片的暗藏線索。從整部影片來看,情節圍繞著病毒這一線索展開。影片開頭,我們看到恐怖分子闖入日內瓦的“國際衛生組織”,因為和警員發生衝突,意外染上了病毒,病毒隨著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的逃跑,潛入了去往斯德哥爾摩的火車,引發了整部列車關於病毒的恐慌。故事建構清晰,目標明確,故事重點很快被引到了列車上,列車上人們的命運歸宿成了之後影片的主要線索,也是影片想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承擔英雄角色的張伯倫醫生與幾次離婚的前妻珍妮弗相遇;軍火商夫人和自己的毒販情人一起,而黑人國際警察正在追查這位毒販;一對墜入愛河的年輕情侶以及一位善良的猶太老頭也在推進著情節發展。這些人物的命運成了影片的主要線索,形形色色的人在災難麵前,有著不同的選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此時的列車上,大家都在搜尋這位可怕的病毒攜帶者,與此同時,人群形成了以張伯倫醫生為主的救援團隊,將故事進一步推進。很快,一部分人沾染病毒,麵臨死亡的挑戰,張伯倫醫生帶領的救援團隊要控製病毒的擴散。這時候有的人開始悲觀逃避,另一部分人則自願投身拯救工作,在災難麵前,每個人對自己的命運都有了新的選擇。但是,人們突然又有了新的挑戰,為了完全控製病毒的蔓延,上級決定將列車送往“死亡之地”——卡桑德拉大橋。此時,一千多人的生命將麵臨滅亡的災難,在充滿正義感的醫生的帶領下,人們開始與惡勢力抗爭,展開了一場殊死搏鬥,在這場戰鬥中,人物的命運歸宿呈現了不同的狀態。

與災難的抗爭,體現了人物的勇敢和英雄意識,最後達到英雄主義的勝利。在災難片中,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會把“災難作為征服對象”[9],這也是災難片主題凸顯的方法。故事不僅僅關注於災難本身,而是透過災難,挖掘背後深層的關於人性的真理。當一個災難突然來臨,人們會產生不同的情感,有著不同的應對辦法,甚至會有不同的結局,但災難都作為要被征服的對象,在推動故事發展上有著決定性作用。

本片中,災難帶來的挑戰促成了英雄主義的誕生。麵臨災難,主人公認識到自己的社會屬性——一名醫生,在危機之下,他自覺承擔起了拯救列車的使命,具有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災難麵前,主人公脫離小我的約束,而是以集體的存亡為己任,帶領乘客跨越了各種障礙和隔閡,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影片刻畫了一個真實的英雄形象,幾次離異,與妻子仍係有一定的感情,具有社會責任感,敢於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但是影片並沒有無限地誇大個人英雄主義,而是突出了集體的力量。在對這個“團隊”的刻畫中,也經常體現出人們情感的普遍性。愛情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欣賞災難帶給我們驚恐刺激的同時,主人公的愛情也為觀眾緊張的心情增加了一抹色彩。影片中,無論是張伯倫夫婦,還是軍火商妻子和她的情人,甚至年輕的熱戀男女,他們都表現出對愛情的執著,在危難之際,心裏最先考慮的是對方的安危,在災難麵前保留著珍貴的愛情;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和家人的情感,抱著嬰兒的母親對孩子的母愛,善良的猶太老頭在最後的關頭思念自己的妻兒,這是他們對親情的嗬護,對家庭的堅守。在對抗的過程中,每個人都發揮著自己應有的作用,醫生拯救病人,國際警察伸張正義,登山者毒販也為了拯救列車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每個人都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社會屬性,在災難麵前,選擇做自己的英雄。在虛構的災難下,有著真實的情感體現,這也是災難片的精髓之一。

從電影的審美價值來看,災難片的魅力在於使人們從緊張的敘事和驚恐的畫麵中,發掘影像背後所傳達的深層道理,使觀眾在緊張的觀影體驗之後得到情緒的舒解或者精神的升華。在影片對人物和事件的刻畫中,我們會發現,災難片具有悲劇的軀殼和正義的靈魂,具有深層的精神價值。當麵對突如其來的災難,人們才得以窺見自己靈魂深處對精神世界乃至生命的珍視,這樣看來,災難片的意義就像是一麵鏡子,更多的價值在於窺見自己的內心,讓人們更有勇氣去選擇、去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