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今皆隻可謂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為有史之輪廓，後有修訂，大約當本此為去取。則《清史稿》之與前史異同，其為斟酌損益之故，即吾輩治清史所應討論者也。紀誌表傳，四大總類，仍前不變。紀有十二，最後為《宣統紀》。據金梁《校刻記》，言初擬為“今上本紀”，後改定。“今上本紀”之名，自為不合，稱《宣統紀》，亦屬變例，宣統乃一國紀年之號，非帝身所獨有，若稱宣統帝，猶為宣統朝之帝，否則以遜國而稱遜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時其君已亡，則由後代為之追諡，而即以諡入史，若漢之獻帝，元之順帝，皆是。清遜帝獨在，而《史稿》已成，無諡可稱，似當以遜帝名紀。誌目十六：曰《天文》《災異》《時憲》《地理》《禮》《樂》《輿服附鹵簿》《選舉》《職官》《食貨》《河渠》《兵》《交通》《刑法》《藝文》《邦交》。其《交通》《邦交》兩誌，為前史所無，今以時政重要，專為作誌。其《災異》則所以變前史之《五行誌》。《時憲》即曆，清避高宗諱，改《曆書》為《時憲書》，其實《時憲》乃清曆之名。曆代曆皆有名，且或一代數名，而曆之公名不變。清改明之《大統曆》為《時憲曆》，至曆字成諱遂去之。《史稿》作誌，《曆誌》竟稱《時憲誌》，假如明之《曆誌》，豈可作《大統誌》？但文字因避諱而流變，其例亦多，姑不論。第其誌中全載《八線表》，篇幅占全誌三之二。夫《八線表》為步天濟算之用具，習算者人人挾之，且充用之《八線表》，亦無須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圖，即具八線之法，而不必盡推其數。今何必於誌中括其用具？若果為便用計，則豈不更有《八線對數表》乎？學校習算之生皆挾一表，書非難得，史誌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應浪費篇幅。以《災異》變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謂為進步，又仿明《五行誌》，削事應之附會，似皆取長去短；然所載事目，仍拘於五行之分項，豈非矛盾？夫果以災異而後誌，則必有關於國計之盈絀，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饑饉、疾疫之類，載之可也；一時一地之物異，一人一家之事變，載之何為？尤可異者，狂人、服異二事。人之狂為生理中之事，以醫學為統計，人之狂者正多，何時何地不有狂人，而《誌》獨載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雲：“靈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眾入山，砍竹不歸，一百四十餘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經。”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隻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馴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說家所謂遇異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災異誌》，當是清國史館原有《五行誌》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擇而隨手采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說，尤非有政刑之國所應為。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現象。若謂國無法度即是災異，則又不當終清之世僅得一事。《誌》雲：“道光十七年，崇陽鄉民好服尖頭帽鞋，站步不穩。識者以為服妖。”由事實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鄉，服之妖者占多數，何可勝載！其人屙一事，以一產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為祥，清代功令，亦在優待之列。此雲人屙，豈節育家言乎？至《藝文誌》之為目錄學家詬病，則在疏漏，較之《時憲》《災異》兩誌，常識未具，猶為有間。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諸臣封爵》《藩部》《大學士》《軍機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軍機大臣》為前史所無。《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門加一理藩院，官職列至侍郎。其軍機、理藩院之增加，乃應合時製，侍郎之添列，則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為職官製表專家吳君廷燮，亦人存政舉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鎮》。清中葉以來，實有外重之漸，即其初，設督撫為專官，已有兼轄軍民之柄，位尊地重。史列年表，亦應時代而為之。而駐防之將軍、都統，亦列疆臣，又清之特製也。《交聘》有表，與《邦交》有誌相應。傳目十五：曰《後妃》《諸王》《諸臣》《循吏》《儒林》《文苑》《疇人》《忠義》《孝義》《遺逸》《藝術》《烈女》《土司》《藩部》《屬國》。其中《疇人》一傳，前史所無，古豈無明習曆算之人，一藝之長，史家為之類傳，無庸另標專目。九數屬之保氏。經生不通算術，本不得為全材。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見其視此為學問之餘事，不過孔門六藝之一耳。清代經師，能治曆者甚多，既文達偶然創作《疇人傳》，並非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並入經學為宜。《儒林》一傳，沿清代學風之弊，以詞章為《文苑》，考據即為《儒林》。考據中專究文字學者，明明文苑耳，而亦與尊德性飭躬行者並驅爭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為迂腐，為空疏，人心風俗，於是大壞。此亦非《清史稿》作俑，舊國史館《儒林傳》已立此例。蓋為乾嘉以來學風所劫製，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為世道之憂也。此皆其可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