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似乎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职业。如果说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第一位男性侦探角色是爱伦·坡笔下的西·奥古斯特·杜宾（C. Auguste Dupin），首次出现在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中；第一位享誉全球的男性侦探是柯南·道尔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自1887年《血字的研究》发表以来，几乎成为“侦探”这个职业的代名词；那么世界上第一位被广泛阅读和认知的女性侦探角色则要等到1930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寓所谜案》中，简·马普尔小姐（Jane Marple）首次登场，后来成为“阿婆”笔下足以和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比肩的经典侦探形象，而此后其他作家笔下的“女侦探”，无论从流传广度还是经典程度来看，也都少有能与之争锋者。
在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史上，诸如霍桑、鲁平、李飞、徐常云、宋梧奇、胡闲等一批最有名的侦探形象也通常是男性。在侦探这个职业中，“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似乎再寻常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当时中国侦探小说多模仿自西方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两大系列，作者也就相应地将自己虚构的“东方福尔摩斯”或“东方亚森·罗苹”等侦探主角同样设定为男性。又比如早期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多为“行动派”，四处奔走、乔装易容、抓捕罪犯、近身搏斗、街头枪战，甚至快艇追逐等情节都很常见，而在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们看来，这些工作似乎更适合安排一名男性角色来完成，其中渗透了某种微妙的“男性想象”。这也和后来马普尔小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庄园中，坐在安乐椅上一边聊家常，一边打毛线，顺便推理破案的情节模式有很大不同。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中没有“女侦探”。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中，“女侦探”虽然不多，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面貌与别样的风采，从马普尔小姐式的“安乐椅侦探”到“女华生”，再到女侠侦探或“女飞贼”侦探等等，不一而足。
吕侠的《中国女侦探》
如果细数中国最早的女性侦探形象，大概可以追溯至商务印书馆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女侦探》一书，这是一本文言短篇侦探小说集，内收小说三篇：《血帕》《白玉环》和《枯井石》。作者署名“阳湖吕侠”，经邬国义等学者考证，应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无疑。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侦探小说“少作”，不仅如书名所言，首创了“中国女侦探”
（书中又称之为“中国之女歇洛克”）这一全新的人物形象，还直接塑造出了一批“中国女侦探”群像，换句话说，即小说中的女性近乎个个皆善推理，人人可为侦探。
整本《中国女侦探》的故事开始于黎采芙、锄芟、李薇园、凌绛英、秦捷真、慧真等一班闺阁姐妹在八月十五中秋小聚，大家一边“吸纸烟”“嚼鲜果”，一边讲“奇案”故事，不想越讲越入迷，一直讲到后半夜，于是决定一起留宿、讲个通宵。而这晚所讲的故事，就是全书中的前两篇《血帕》和《白玉环》。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中涉及的女性多少都具有一些侦探才能：比如《血帕》中多亏县令的妻子提醒县令，这才发现了死者夹衣中的血书，最后揭露出整个案件的真相；而《白玉环》中更是全靠主人公长夫住在外地的姐姐卢姨娘及早掌握到了犯罪团伙的阴谋，才救下弟弟的身家性命，由此称小说中的县令妻子与卢姨娘为“女侦探”
并不为过（按照小说中的说法，《血帕》是“犹妇人为构成之材料”，《白玉环》则是“以妇人为主动力者”）。
另一方面，几位深夜讲故事的闺阁姐妹也都深谙侦探之道，她们在讲侦探故事的同时，也彼此间展开推理竞赛，既各逞机智才华，相互指出对方推理过程中的漏洞与不同的案件可能吕侠《中国女侦探》封面谜托邦·中国女侦探
性，又时刻坚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肯轻易下结论，因为她们深知“苟欲为侦探，则谨言其首务也，宁常恃喋喋利口，以自炫其所长邪”。
几位姐妹的侦探故事一直讲到天亮，而这时却真的发生了一起案件，“县学场郭宅被盗矣，所失甚巨，计数千金云”。于是几位姐妹从侦探故事的讲述者化身为真正的“女侦探”，充分发挥她们从各种侦探故事中获得的侦探经验与才能，从失窃案查到通奸案，最后一举揭露出三条人命案的真相，这就是书中第三篇小说《枯井石》的主要情节内容。
总体上来说，《中国女侦探》中的几篇侦探小说多是通过作者故设迷雾，安排几条引人误入歧途的线索假象，然后再逐一推翻，找出真凶，让案情大白，一定程度上仍明显带有晚清时期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过渡性色彩，即小说里通过“无巧不成书”的方式构造“奇案”的痕迹较重，和同一时期《狄公案》《九命奇冤》等小说风格颇为相似。至于少年吕思勉为何会写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一方面固然和晚清时期侦探小说的流行与畅销有关，按照小说林社主编徐念慈对自己旗下图书销售情况的粗略统计来看，“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足可见当时侦探小说受欢迎程度之高，而写作侦探小说或许也可以缓解吕思勉此时“家况益坏”的生活窘境；另一方面，吕思勉的这本《中国女侦探》也多少带有一点和西方侦探小说一较高下的“雄心”，面对当时西方侦探小说涌入中国，人们谈侦探必言福尔摩斯的情况，吕思勉在小说中明确表示：“予叹曰：此等深奥曲折之案，虽使福而摩斯遇之，亦当束手，顾乃以一侨居异地、暂归故乡之女子探得之，谁谓华人之智力，不西人若哉？”其中透露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意味。而在晚清的性别政治话语背景下，这句话所隐含的逻辑还在于，既然中国“女侦探”尚且如此能干，那么中国“男侦探”还会不如福尔摩斯吗？民族主义与性别政治就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扭结在了一起。
吕思勉（1884—1957） 而在当时，还有不少以《女侦探》命名的小说，但却并不一定都是侦探小说，比如刘半农的《女侦探》（《小说海》第三卷第一期，1917 年1 月5 日）虽名曰“侦探”，实则是一篇“虚无党小说”（“虚无党”即今天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在清末民初，“虚无党小说”和“侦探小说”之间的界限在文类上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学者陈平原就曾指出“虚无党小说既有政治小说之理想高尚，又有侦探小说的情节紧张有趣——实际上其时好多人把虚无党小说和侦探小说混为一谈”，“如题为‘虚无党小说’的《美人手》实为侦探小说；至于《虚无党真相》则又标为‘侦探小说’”（《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从“女华生”到“女福尔摩斯”
自从美剧《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于2012 年播出以来，刘玉玲所饰演的女版华生形象就引起了不少讨论，支持者认为如此改编福尔摩斯够大胆、很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反对者则觉得这样实在太胡来，并且有过分迎合性别政治正确的嫌疑。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中，“男福尔摩斯+ 女华生”
的组合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曾一度出现过“女福尔摩斯+ 男华生”的侦探组合。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多受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影响，其明证之一就是很多当时的中国侦探小说都采取了“福尔摩斯+ 华生”的侦探、助手组合模式， 比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张无诤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等。而在陆澹安的“李飞探案”系列小说中，侦探李飞一开始是独来独往的学生侦探形象，后来其成年结婚，妻子王韫玉（个别篇目写成“王韫珠”“王蕴珠”）女士则成了李飞的“助手”，只不过王韫玉在丈夫李飞破案过程中一般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作为“华生”更多情况下只是充当了故事记录员的功能。比如在小说《古塔孤囚》开篇，作者即以王韫陆澹安（1894—1980）谜托邦·中国女侦探
玉女士的口吻写到：“我以前所记的几件案子，都是李飞亲口讲给我听的。我们俩在蜜月的期内，闲着没事，就借着这记载探案的一件事情，作为消遣。李飞讲一件，我便记一件。”
相比之下，在朱??的“杨芷芳探案”系列小说中，侦探与助手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类似于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包朗”、张无诤笔下的“徐常云－龚仁之”，朱??也安排了一个“杨芷芳－吴紫云”的侦探助手组合；另一方面，朱??还在小说中专门为助手吴紫云设计了一个妻子—— 励操。其实，在“福尔摩斯探案”中，助手华生也有自己的妻子，即在《四签名》中登场的玛丽·摩斯坦。只不过玛丽·摩斯坦在小说中从最开始的委托人和被保护者到后来成为华生的妻子，并不参与到案件侦破与推理的过程之中。朱??笔下助手吴紫云的爱侣励操则最终成为参与和见证杨芷芳探案的另一位重要辅助性人物，即“杨芷芳探案”可以说是采取了“侦探+ 双助手（一对夫妻）”的组合模式，也因此在原有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基础上，成功植入了言情小说的部分类型元素和特征。
民国侦探小说发展到一九四〇年代，出现了另外两个颇有特色的“女侦探”
陆澹安《李飞探案集》，华斯比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年3 月版艾珑“罗丝探案”系列
之《新婚大血案》封面
形象，即长川“叶黄夫妇探案”中的妻子黄雪薇和艾珑“罗丝探案”中的妹妹罗丝。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两个侦探小说系列都采取了“双侦探”
的模式，“叶黄夫妇探案”中是丈夫叶志雄和妻子黄雪薇，其中叶志雄被设定为警察，干练、勇武、随身配枪，是警界的一名得力干将，黄雪薇则由于爱读侦探小说（小说中明确写道：“她对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成长为一名私人侦探家。而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长川一反中国传统故事里“夫唱妇随”的基本模式，而是让妻子黄雪薇表露出了更多的侦探才华（如《一把菜刀》《怪信》等）， 并且有意无意间将黄雪薇的这种侦探才华和女性的纤细、敏感、善于观察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如《翡翠花瓶》）。类似的，艾珑“罗丝探案”中哥哥罗文与妹妹罗丝则是一对兄妹侦探组合，不过二人中更有才能的其实是妹妹，因此整个系列小说才取名为“罗丝探案”。而该系列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也多是哥哥罗文率先做出煞有介事的推理和“伪解答”，而后妹妹罗丝指出其中的漏洞，并做出正确的推理直至案件告破。甚至在破案过程中，哥哥罗文也经常忍不住请教罗丝：“妹妹，你的观察怎样？可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如果我们将这一时期颇为流行的“双侦探”模式也视为“福尔摩斯+ 华生”组合的某种变形（其实说是“双侦探”，但两名侦探的破案能力及其在小说中的地位显然是不均衡的），那么“叶黄夫妇探案”与“罗丝探案”则无疑采取了在当时看来更为大胆的“女福尔摩斯+ 男华生”的小说主人公组合。
此外，仍值得补充讨论的细节有二：一是在男女侦探助手的人物组合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多为夫妻，或者兄妹。这或许是因为在“福尔摩斯+ 华生”这一人物组合中，助手华生既是侦探破案的好帮手，又是事后整个案件的记录员和讲述者，因而需要经常和侦探保持同进同出，甚至同吃同住，而将“女华生”直接设定为“男侦探”的妻子（王韫玉、黄雪薇）、妹妹（罗丝），或侦探长川“叶黄夫妇探案”系列之《怪信》书影谜托邦·中国女侦探
助手的妻子（励操）显
然有着情节叙述上的便
利性；二是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陆澹安的“李
飞探案”、朱??的“杨芷
芳探案”到四十年代长
川的“叶黄夫妇探案”
和艾珑的“罗丝探案”，
我们似乎能隐约看到一
条从作为案情记录员的
“女华生”到作为破案
主力的“女福尔摩斯”
的小说人物性别地位发
展线索。但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变化并不能简
单归因为中国女性地位
的崛起或女权主义的胜
利，因为我们实在很难
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上海的女性地位比二十年代要高出多少，尤其还是体现在侦探小说这种通俗流行读物之中。这里小说女性人物地位的上升更多应该归因到侦探小说文类自身的发展，简而言之，即在读者们看多了“男福尔摩斯+ 男华生”之后，也希望侦探小说作品能够不断有所翻新，于是各种性别改写的尝试就相应产生了。因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雪薇和罗丝等女侦探形象的出现更多是出于一种侦探小说自身“翻新”的需求和对于读者阅读趣味的满足，而非作者有着更进步的性别政治观念。此外，这一时期“女侦探”的流行或许也多少受到西方侦探小说中陆续出现的一批女性侦探角色的影响。
从上海到香港：“女飞贼黄莺之故事”
在民国侦探小说中，除了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之外，效法勒布朗“侠盗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作家和作品也为数不少，且自成一脉，比如张朱“杨芷芳探案”系列之《歌舞场中》书影碧梧、吴克洲、何朴斋、柳村任、孙了红都有过这方面的创作，而在这些名为“东方亚森·罗苹”的系列小说中，鲁平或鲁宾们往往是“独行侠”，偶尔需要党羽帮忙，其中也绝没有女性角色，甚至鲁平们所遭遇到的女性也多是有待拯救的柔弱女子，或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蛇蝎女郎”。而说起“东方亚森·罗苹”
系列小说之所以能在民国侦探小说读者中广受欢迎，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其中人物的风采、情节的曲折、故事的惊险以及逞强扶弱的“痛快”，而这些元素在勒布朗的小说原作中已经基本齐备；另一方面，“东方亚森·罗苹”系列小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古代“侠盗”故事不期而遇，被称为“胠箧之王”的亚森·罗苹本人大概也可以和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宋四公、“我来也”、“一枝梅”懒龙等“侠盗”形象视为同一脉络下的人物来看待。而在这一西方侦探小说（勒布朗“亚森·罗苹传统”）与中国武侠小说（“侠盗”人物形象序列）的交会点上，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来定位和讨论一九四〇年代曾经一度风靡上海，后来对香港通俗文化影响至深的
郑小平的“女飞贼黄莺之故
事”。该小说系列虽然明显带
有传统“侠盗”型武侠小说的
影子，但同时也延续了“东方
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某些
特征，甚至我们可以将“女飞
贼黄莺”认为是“女版东方亚
森·罗苹”，从而考察其主人
公形象特征与文本流变。
在“女飞贼黄莺之故事”
系列的首篇小说《黄莺出谷》
中， 黄莺与白鸽、绿燕、紫
鹊、黑鸦、灰雀等一班姐妹在
卢九妈的“飞贼学校”中接受
特别训练，学成出山，走向社
会，惩强扶弱，俨然沿袭了武
侠小说中“学成下山”与“行
走江湖”的情节套路。不过这
篇小说不同于当时一般武侠郑小平“女飞贼黄莺”系列之《黄莺出谷》书影谜托邦·中国女侦探
小说的地方在于，其并不注重渲染主人公武功超群，反而是极力想通过尽可能“科学”的描述，给读者留下普通人“受有特殊长期训练，也许可以试一试”的印象。比如在黄莺“翻身上墙”的描写中，作者就特别通过西方跳高的助跑、借势等体育术语将传统武侠小说中的“轻功”知识化、去魅化。与此同时，这篇小说也巧设悬念，通过一个“真假黄莺”的身份诡计来推动情节发展的一波三折。由此，“女飞贼黄莺之故事”有别于一般武侠小说，而更接近于“东方亚森·罗苹”一类的“侠盗型”侦探小说。
“女飞贼黄莺之故事”首刊于1948-1949 年上海的《蓝皮书》杂志上，共有《黄莺出谷》《除奸记》《一〇八突击队》《铁骑下的春宵》《二个问题人物》《陷阱》《三个女间谍》《川岛芳子的踪迹》《血红色之笔》九篇作品，整个故事从黄莺惩治为富不仁的“米蛀虫”到智斗国际间谍，暗含着从侠盗侦探故事向间谍题材转型的趋势，这一点也和同一时期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有着极为相似的发展演变轨迹（“侠盗鲁平”也从在《三十三号屋》中对付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米蛀虫”到后来在《蓝色响尾蛇》中大战日本女间谍黎亚男）。
1949 年以后，《蓝皮书》杂志随着其资方环球图书杂志公司一起南迁至香港，“女飞贼黄莺之故事”也随之一并南下。在香港，不仅“女飞贼黄莺之故事”中《除奸记》《两个问题人物》《三个女间谍》《血红色之笔》等当初刊载于上海《蓝皮书》杂志上的作品纷纷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而且还出现了《三姨太的密室》《龙争虎斗》《紫色墨水之秘密》《无敌霸王》《黄毛怪人》《白花蛇》《神秘俱乐部》《狐群狗党》《魔爪》《最后的宴会》《烟雾里的玫瑰》《死亡边缘》等一批庞大“续作”系列，其中《龙争虎斗》《黄毛怪人》《死亡边缘》等还相继被改编为电影上映，甚至直接影响到香港后来“珍姐邦”电影（The Jane Bond Films）的类型产生与发展（即“女性邦德”题材），发展势头一时无二。
最后，值得捎带一提的作品还有
郑小平“女飞贼黄莺”系列
之《龙争虎斗》封面
严阵秋的短篇侦探小说集《女侠侦探》（上海国华书局，1929 年8 月）。书中共收录了十九个侦探故事，主要讲述了女侦探棠瑛所侦破的一系列案件。不过这本名为“女侠侦探”的小说集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书中并没有什么“女侠”形象，主角棠瑛只不过是一名闺阁“女侦探”。其所具备的技能主要有二：一是“善观人意，一言之细，一举之微，在常儿视之毫无关系，而棠瑛则以为自有至理，一加考察，便能明白”；二是她善于乔装打扮，经常扮作公子、老妇或道姑等各类形象前去打探情报。
至于其所侦破的案件，也多是围绕在她个人生活周边的盗窃案或谋杀案，人物关系不脱亲友仆役之流。再加之小说以文言写就（这在1930 年代的民国侦探小说中也算另类），大概可以视为对吕思勉《中国女侦探》传统的某种继承和延续。如果我们将这本书和郑小平的“女飞贼黄莺之故事”
对比来看，会发现其中颇为有趣或说吊诡的地方在于，名为“女侠”的侦探小说中其实并没有出现真的“女侠”（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女侠”多少要会一点武功，以及做一些行侠仗义的行为），而名为“女飞贼”的小说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让一代代上海及香港读者难忘的“女侠”形象。何为侠？何为贼？这种小说名实之间的错位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两地市民读者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正义的想象。
从少年吕思勉带有民族主义与性别政治想象的《中国女侦探》开始；历经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陆澹安的“李飞探案”、朱??的“杨芷芳探案”到四十年代长川的“叶黄夫妇探案”和艾珑的“罗丝探案”的“女华生”到“女福尔摩斯”
的演变轨迹；再到1948 年诞生于上海，却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风靡香港大众读香港出版的“女飞贼黄莺故事”（部分）单行本存目一览
谜托邦·中国女侦探
者市场的“女飞贼黄莺之故事”……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女侦探”形象虽不如男性侦探数量众多，但仍几乎遍布了当时中国侦探小说的所有“子类型”，如公案侦探过渡性小说、仿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仿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等等。且这些小说中的“女侦探”，无论是深情如励操、娴静如黄雪薇，还是俏皮如罗丝、果敢如黄莺，都是各具魅力、别有风姿，在中国名侦探的星河中不让须眉，熠熠生辉。
战玉冰，文学博士、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
在《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