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剛來到北京，被感冒和傷風折磨得死氣沉沉，坐在辦公室裏像個機械人，有一天下午，靜說：我們出去走走，我帶了相機。梧桐葉子像蝴蝶一樣紛紛落著，林蔭路上一片靜穆。她說：“這是法國梧桐，葉片比中國梧桐要小得多。”我們進了一個高檔小區，裏麵非常安靜，靠近邊緣的地方有幾條長椅，還有一個木架，架子上搭滿長藤，幾朵不知名字的花伸出來。她讓我站在綠藤下麵給我拍照，還要我假模假樣地拿著一本書。後來我給她拍，她坐在長椅上，靜靜的側影忽然讓我想到人淡如菊這個詞。相比之下，我真是太激烈了，那本淺綠色封麵的書在她手中才是相得益彰。同樣是看菲茨傑拉德，我看到的是不純粹的自欺欺人的諷刺，她看到的是愛情逝去的憂傷。
憂傷一再淡化，便成了唯美的記憶。記得她寫過一篇很短的日誌：她一個人回家，走到家門口突然收到了他的短信，“你想我結婚嗎？”被她看成了“你想和我結婚嗎？”手裏拿著門卡，卻怎麽也插不進去了……
她的心一時亂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現在靜已經結了婚，一個正直體貼的丈夫，一個聰明可愛的兒子。接兒子放學，煮煮飯，然後就是大把大把的時間，用來閱讀、寫作。她仿佛躺在時光中，安靜得像光年。我有時候懷疑，閱讀和寫作是不是她的另一種回憶方式。曾經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每一段回憶都是美好的，記憶也是一種擁有。我不理解，因為我確定，他們任一個人想到我的時候，像看到傷疤，一定要繞行的。我又偏激又刻薄又殘忍又惡毒。原來他們那美好的記憶是存在的，因為還有靜這樣的人。
她說：她在文字裏找共鳴、默契，和似曾相識，她寫字是為了找一個出口。蘇童說：“我一直覺得如果一個年輕人有寫作的習慣，它會讓你比別人多出一種生活。你在忙碌地應付工作、房租這種問題之外，你會有一個內心生活；而很多過於忙碌而沒有這種寫作習慣的人，他往往很難去那麽直接地建立自己的內心和精神生活。”